奶奶走了，世界上又少了个吃苦耐劳的人

奶奶走了一周了。一个多月前我回家时她就已经是骨癌晚期了，我奶奶她常年患有骨质增生腿疼的慢性病，是年轻时拉架子车落下的病根，发展成骨癌后，癌细胞扩散的很快。两个月前她双腿完全瘫痪，一个月前她身上多部位骨头都起痒发疼，离世前十天出现肾衰竭现象，大小便失禁，疼到骨子里，一天七八片吗啡都止不住。直到一周前，八月十二日的凌晨三点四十六分，她在痛苦中离世。

最后的一个多月，我一直守在她身边。我是奶奶带大的，从小就跟她睡一张床，没有奶奶，就没有我。她生病以后，我先是给她买了轮椅，出院回家保守治疗后，我又买了个医院病房那样式的可升降的护理床，方便她半躺着，八百块钱。奶奶还清醒的时候，想起来了就埋怨我，说我不该花这冤枉钱，八百块，太贵了，家里的板床就能用。我说，你孙子现在能挣钱了，为自己奶奶花钱是应该的。她听了后，就“咦”了起来，她说，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生活多难，一辈子没见过什么钱，要不才不舍得花钱。

她说，我爷走得早，四十来岁就走了，走的时候我姑姑只有十五岁，我爸九岁。家里没有青壮年劳力，工分年年挣不够，生产队那么多年，她年年都是吃（吃，河南农村方言，意思是欠）公家的，只有一年做够了活儿，那年我奶奶昼夜不停，拉了一百二十方粪，年终结余了五块钱。说完她就又感慨起来，她说，公家对咱不赖，你看现在，比以前的地主过得都好，顿顿有白面馍。我们都说是。转而，她又像想到了什么似的，说，我比恁爷有福。他都没看见你这个大孙子，不知道你这么孝顺。

一百二十方粪，我数不清那是多少吨。我奶奶说，说就那一年，没有欠公家的，还剩了五块钱。她对那一年记忆犹新，那是没有亏欠的一年，那是有结余的一年。其实我明白，所谓的没有亏欠和有结余，一定是那一年她特别省，能省出一口饭就少花一张粮票，能少量一块布就省一张布票。那一年的过分节省，终于换来了存下的五块钱，所以现在她不舍得花钱。前年村里头一次开庙会，她好不容易走到广场，看见有卖凉皮的，想吃一碗，一问，要六块钱，她就又走回来了。

她把这件事对我们说，对街坊们讲，她说，不是她口袋里的钱不够，她是又想起来了那年辛苦一年结余的五块。当时的五块和现在的五块，我们知道，货币贬值的很快，已经不是一个量级了，但在她眼里，那还是一样的，五块六块这个字眼太敏感，她也没有货币增值贬值的概念，她只知道，她是我爷爷花两块钱娶来的（我奶奶和我爷爷是娃娃亲，我奶奶十七岁的时候嫁了过来，我爷爷用了两块钱的聘礼，他们感情非常好），她唯一没有亏欠的那一年攒了五块钱，年轻的她可能值两块，中年的她一年的辛劳值五块，至于老年的她值多少，她就无法衡量了。因为她已经不耕地了，也不拉粪了，子女赡养着她，她自己也不花钱了，国家一个月给她八十块，这很好，一个升降护理床八百块钱，这太多了，所以她觉得为自己花这个钱不值。

我告诉她，你孙子现在能挣钱了，别说一个升降床八百块，就是八千也能买得起。她说，不值啊，你为一个黄土埋半截的老太婆花这么多钱。我说值，我愿意花，只要你能好好的，都值，你要是身体不好了，我就没有心情出去挣钱了，那时候别说八百八千，我一块钱也挣不来了。我说了这个话，这时候她就又有斗志了，就能多喝两口粥，然后说，好，我可快就好起来了。她说完就睡了，再然后就又是反复的清醒—疼痛—吃药—嗜睡—模糊—病痛—吃药—嗜睡了。

奶奶意识清醒的时候，我会推她出去走走，村里有街坊，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我奶奶没病的时候老是找她们说话。她指着村里的一条河跟我说，七五年洪水的时候，那河水涨到淹过河岸，又黄又腥，说是从驻马店来的水，她跟乡亲们都往山上跑......她跟街坊们也说着以前的事情，说我爸十三岁就出门做生意，拉个架子车，跟村里几个同龄人一起去许昌，去一天钱花完了，鞋也丢了一只，别的孩儿连架子车都扔了，我爸还是把架子车拉回来了......

奶奶最后的日子里，昏迷嗜睡的时候占大多数，刚开始你会因为她昏迷嗜睡而倍感痛苦，但很快，你就因为她偶尔清醒而倍感痛苦了，因为奶奶一旦清醒，就意味着无尽的疼痛，一个八十六岁老人的哭泣是无声的，是颤抖的，是哆嗦的，你不忍看着这一切，你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作为儿孙，你心里很不是滋味，你放声大哭，偷摸抹眼泪已经很多次了，你想起你小时候也曾这样哭泣，想起那个时候奶奶告诫你的话，说要你坚强，说男子汉大丈夫，只能在一次次抹眼泪中让自己内心坚强起来。

老人不希望看见你哭，于是你的心就强行硬起来了，开始试着以豁达的心态看待生老病死，但当老人再一次因为癌细胞折磨的痛苦而呻吟而哆嗦颤抖时，你就又忍不住泪腺崩塌了。这样的反复会重复多次，直到老人的生命力完全消失下去，累了，走了，那时候你才可能回过神来，然后无限痛苦、惋惜、痛心、泪流满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生老病死之间，偏偏要有一个“病”字？老人们或许不惧怕死亡，但惧怕病痛，因为那样意味着自己的失态和狼狈，也意味着子女儿孙所要承受的无尽的心理折磨。

奶奶的丧事上，我站在灵堂面前愣住许久，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我默默流泪，我掩面而泣，我放声大哭。奶奶下葬以后，我跪在奶奶的坟前，久久不愿起身，怎么可能呢？我奶奶怎么可能离开我呢？我答应要赚了大钱，把天底下所有软和的东西都买给她的，她还没有见到我立业成家，还没有看到这一切，她怎么会走呢？人生啊，生活啊，造化啊，命运啊，它的结果是个谜团，它的过程又是个答案。

奶奶出生于1938年，那是八十六年前了，那一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她四岁那年，河南一九四二大饥荒，跟着逃荒灾民往西跑，十七岁那年嫁到这里，二十岁那年在人民公社食堂第一次吃饱饭，二十二那年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三十岁那年有我姑姑，三十六岁那年有我爸，四十四岁那年丧夫，独自拉扯俩孩子长大......

奶奶走了，她带着她所经历的那些长远的时代记忆走了。她就葬在田地里，玉米长得正盛。有的人说，人的死亡有两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一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人忘记她。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那样两次的死亡都是狭义的。只要人在这个世界上奉献过劳作过，就会永远被历史铭记，我奶奶是个农民，是个种了一辈子地不认识字的农民。但，她年轻时交公粮出义工，把最好的粮食献给国家支援工业，把最大的气力献给公共设施，国家的粮仓有她的贡献，县里修的路、修的水坝有她的贡献，她的子女她的儿孙也分别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了其他的贡献，这些是要被历史永远铭记的，这些也应该要被永远铭记。

经历过建设过奉献过那个时代的有许许多多的人，我奶奶是其中的一个，只不过被铭记的可能不是具体的名字，但一定是分量深重的“人民”二字，是沉甸甸的“群众”二字。我奶奶是有身份的，她的身份就是群众，她做到了一个群众在她的那个年代该做的，甚至超前完成了任务，给儿女子孙做了表率，单是这一点，她就会被我们记住，继而，和那个时代万千奉献的人一起，被这个时代记住，被历史记住，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也是我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我是根正苗红的，正就正在没有亏欠还能结余的那五块钱上，红就红在老一辈人的吃苦耐劳埋头苦干上。

奶奶走了，世界上又少了个吃苦耐劳的人，关于苦和劳，父亲早已接过了这个担子，我也应该要坦然面对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一代人有一代人所要承受的事儿，我这一代或许没有奶奶那时候物质的贫瘠，但也有其他的苦和劳，我应该学习奶奶的精神，面对那些无法躲避的苦和劳，坦然面对吧，去认识它们，去研究它们，然后转过身去，在实践中解决它们，把它们当做你的背景板吧，在时代的庞大的背景板上，我们所留下的痕迹，往后看，有沉重的背影；往前看，也应该有乐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