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底片显现出民族觉醒之光

文|牟星光

《南京照相馆》将镜头聚焦于1937年冬日南京城中的一隅——一家小小的照相馆。这个本应留存人们欢笑与仪容的空间，在国破家亡的阴霾下，成了人性被置于烈火之上灼烤的微型熔炉。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人物在此碰撞、挣扎、转变，他们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选择，都在无声地诠释着历史浩劫中那份沉甸甸的人性重量和民族魂魄。

影片的核心张力，首先聚焦在日军摄影师伊藤身上，这个角色的形象设计，跳出了传统战争片中脸谱化反派的窠臼，是影片对“知小礼而无大义”最生动的注解。他出身贵族、文质彬彬，喜爱中国文化，甚至能引用儒学经典，表面上他对日军暴行表现出不齿、不忍暴力救阿昌、投喂野狗、温声细语称“朋友”，导演差点就让人以为伊藤是日军中少有的正义力量。

但很快导演就打消了观众的这种误会，伊藤容忍日军将婴儿摔死、给阿昌通行证却借刀灭口、在尸山血海中兴奋地调整取景框、将中国人民的惨状用作创作背景、设计“中日亲善”的虚假画面等，并把这些行为视作对家族荣誉的传承。

最讽刺的是，伊藤的上司在夸奖伊藤借刀杀人的手法时，还用汉字写下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他们以礼数粉饰暴行，用艺术包装杀戮，相机快门与枪械扳机在这一刻没有区别，所谓“文明”沦为野蛮的遮羞布，这种人性的扭曲和分裂恰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缩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中国角色，从苟且偷生的蝼蚁到守护罪证的脊梁，在方寸照相馆内实现了民族觉醒的蜕变。

邮差阿昌从为保命冲洗日军照片的怯懦者，成长为用生命守护真相的战士，敢于直面宣告“我们不是朋友”；照相馆老板老金起初只是记录市井烟火的小生意人，从苟且偷生漠不关己，到怒摔底片“不能再洗了！洗了就是汉奸！”再到从容赴死掩护他人；演员林毓秀从只关心明星梦的普通女子，期望亲善于日本人保全自己，到经历多次磨难后觉醒并加入守护罪证行列，迸发出“万一我们赢了呢？”的信念；警察宋存义起初靠东躲西藏装死才逃过一劫，在到看到弟弟被日军屠戮惨死，洗照片任务又面临被取代的危机时，毅然决定为了保全众人牺牲自己。

几位演员极具感染力、极具分寸感的表演，成功塑造了乱世中南京城内的无名百姓，从个体苟存到群体抗争，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的涅槃。正是有了他们的奋斗，让观众看到哪怕是在那么绝望的境地，“只要信念还在，中国就还在，胜利最终属于正义。”这样的民族，日寇拿什么赢？

影片三处尤为震撼，每一处都深深冲击观众的心理防线，让人感动到热泪盈眶。

一是众人合影时，老金拉动幕布说带大家日行千里，北平故宫、天津劝业场、杭州柳浪闻莺、上海城隍庙、武汉黄鹤楼、万里长城……幕布上的祖国大好山河与照相馆外的焦土废墟形成的残酷蒙太奇。

二是老金指导市民拍摄照片，新婚夫妇、孩童、全家福、军官一幅幅温暖影像，与日军镜头下南京的地狱惨状形成鲜明对比。

三是阿昌撕碎“亲善照”，高喊“雨花台！挹江门！中山门！中华门！”等南京地名，战后真实照片中的断壁残垣与今日南京梧桐树荫下街景重叠。让观众不禁感到如今美好幸福生活之难得，“大好河山、寸土不让、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当成为每个国人为之奋斗的信仰。

《南京照相馆》的伟大，在于它让英雄回归凡人。阿昌、老金们不是天生的殉道者，他们贪生、怯懦、算计，却在至暗时刻的考验中显影了良知的底色。当日寇以“文明”之名行屠戮之实时，正是这些“不完美”的凡人，用生命证明：真正的勇气，是深知恐惧仍选择挺身；真正的文明，是面对野蛮仍坚守人性。

当片尾字幕升起，那句充满童真的童谣仍在回荡：“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花马，带把刀，走进城门跌一跤。问你吃橘子还是吃香蕉？”更加回荡在观众心中的，是对历史与和平的思考，《南京照相馆》不止是一部影片，更像一堂刻进生命的思政课。

撰稿：牟星光（作者：江苏省委宣传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