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甲堂上（三十）

《摄影报》，地球上最長的同类社会公益。（中）

被区区三万元就轻轻断送了一份报纸想向世界纪录冲刺的梦想，在当时，真让我和我的战友们愤愤不己…………

想不到，“车到山前必有路”，這句话真还有它的实用性。

一个想干事，又有担当的人站了出来，救了這项有可能落地东方“世界纪录”的诞生。

他就是当时的成都市新闻出版局主管报刊的副局長王朝雲。

《青年摄影报》每出一期都是要送审的，他作为主官就每期必读，因此他对这份报纸的思想，质量和社会效应了如指撑。

如此代人受過他也心知肚明。

经他们局务会议决定，由报纸的原班人马再办一张摄影报，为避免再次受到干扰，报纸也由成都市新闻出版局直接主管和主办。

這一举措为这项世界纪录的到来铺平了后来几十年奋争的坦途，还为它增加了不少亮点。

当时的政府真是全心全意在为人民服务，当时的官员也勇于担当，不推责任。

前面是《青年摄影报》，后面叫《城市摄影》。但在向社会无偿赠阅四十年的長長历程中，最有影响，又时间最長的还是《摄影报》。

《摄影报》這个名称是我顺手’“捡”来的。

二十世纪初，在全国成百上千的各种各类摄影刊物和报纸的接力比拼中，名头的爭搶就非常激烈。《中国摄影报》在太原，北京的叫《摄影报》……

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撑门人是陈淑芬，她在創办《摄影报》和“中国摄影函授学院”时就想把“中国”两个字拿回到她北京的报上去。

当时《中国摄影报》的总编是刘阳，一个精明且强桿的书生，我们两份报纸时不时要合兵一处，想些鬼点子去应对老太太给我们的不断压力。

《中国摄影报》這个名头后来不知老太太用了什么方法让刘阳屈服，终于被她拿了过去。

北京和太原怎样斗法我不清楚，但当我见到第一份《中国摄影报》从北京发出时，立馬让办公室报告局里，我们“要”了這个名字，因为《摄影报》更具有国际性。

当陈淑芬老太太见到我们已经更名的《摄影报》时，她一手拿报纸一手拿电话对我说：“绪明，您的动作好快呀！”

想当年，陈淑芬，刘阳和我都属圈内强人之列，从报纸上说，我们是竟爭对手，互不相让。但从私下来说，我们又是很好的交心朋友。

2001年，《摄影报》主办第一埸“英华杯中国西部摄影大赛”时，我还特意邀请了陈淑芬和她的朋友到成都与四川省文联书记，美协主席錢来忠等人一起进行了奖评。

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为个人利益的争斗。

我是从最基层把不挣錢的社团主席当到最顶层又大练着自已“盟主功”的人，几十年的观察，除我那能把“世界摄影大会”拿到他的“家”里济南去开的极好朋友曾毅外，我最佩服的中国摄影领军人物中有一女一男两个人。

女的就是陈淑芬，在一批又一批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主席群落中，只有她站出来拼尽全力为“虚”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創造了两个“实”体，一是《中国摄影报》，一是“中国摄影函授学院”。

男的就是我们《摄影报》的二任社長楊绍明。

绍明也有两大贡献，这还不仅仅只针对中国。

一是他以个人独有的影响，组织了第一埸“中国新闻摄影周”，這个“周”的作用，是终结了中国新闻摄影“摆拍”的历史。

二是他以个人独特的条件，组建了“世界华人摄影学会”，让世界在各地漂泊的华人摄影社团，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当然，托绍明社長的福，《摄影报》有机会，有条件在頭版上刊登了郎静山，吴印咸和陈复礼三位大家生前一起在“世华大会”上合影的照片，這张珍贵影象在全球所有报刊頭版上都没大篇幅出现过，它独家的历史意义和后来的经济价值简直无可言说。

对于摄影人物是否“杰出”的评价，坦率地说，我是看重组织的，因为组织者的功夫体现在他们必须要付出更多，牺牲更大才能让受益面更宽，更广，消耗自已让更大层面的全民获益。

因此，组织和个人对历史的贡献的推动是无法平说的

CPL对所有人物的评价是這样的。先找出他们的第一性創造和受益面的范围，拿得出看得见，摸得着，留得下的案例比对，由其是在当下已有阮少平，余鹏翔两个傢伙假冒中科院院士和国务院参事的“双骗”事件曝光，拿出实例的对事说话才是对杰出者和整个社会极端地负责任的行为。

而且，只有真正的創造者们的創造才会融入历史，而且不可重复。

我和南京田鸣，太原司苏实被绍明钦定为“世华会”的三位观察员。本着這个名头的责任，如果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我会再出一本千页的《世华会观察》，上面会有更多精采并帶有实例的精典故事。

让真实留在历史，這也是摄影报人的担当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