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涉及宗教历史与人文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09期,作者:何立波,原题为:《庄则栋、刘庆棠、钱浩梁的人生沉浮》,本文系节选
核心提示:这些受害女性写检举信揭发刘庆棠,信件最后转到了江青、张春桥手中他们以“小节无害”为由不予追究,事情不了了之。
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人,肯定都对里面的党代表洪常青印象深刻。
第一代洪常青的扮演者是刘庆棠,当时好多小姑娘都喜欢他。
刘庆棠是学舞蹈出身,特别有天赋也很努力,还去苏联留过学。
他演《天鹅湖》里的王子还有《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都演得特别好。
可谁能想到“文革” 的时候,他不光进官场,还碰上一堆麻烦事儿。
有人举报他生活作风有问题,结果江青说这是小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隐情......
1932 年刘庆棠出生在辽宁盖县的一个普通农家。
家里兄弟四个日子过得紧巴。从小刘庆棠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改变生活。
他对舞蹈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天赋不错,还特别肯下功夫。
1946 年初刘庆棠考入了白山艺术学校,这可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
在学校里他每天都刻苦练习,没几年水平就在学校里数一数二了。
1952 年 12 月中央歌舞团成立,刘庆棠成了团里的民族舞演员。
那时候中央歌舞团请了苏联芭蕾舞演员来教芭蕾,把男演员按水平分成了高中低三个班,刘庆棠一开始被分在了低级的第三班。
可他勤奋好学,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练,一年半之后就进入了高级的第一班。
1956 年刘庆棠听说北京舞蹈学校开设了芭蕾舞专业,还邀请了苏联专家任教。
他心里特别想去学,可又担心领导不同意,毕竟他主修的是民族舞,而且年龄也偏大了。
但刘庆棠不甘心,连着好几天去找领导,跟领导保证自己不怕吃苦,一定会认真学。
领导被他的坚持打动,终于同意了。
到了北京舞蹈学校,刘庆棠才发现学芭蕾舞比他想象的难多了。
和他一起学习的都是十几岁的小孩,他站在里面显得格格不入。
而且芭蕾舞对柔韧性要求极高,每次被老师压腿,他都疼得直冒汗。
但他不服输,别人练一个小时,他就练三个小时。
每天早早起床去练功房,一待就是一整天,晚上回到家还在床上压腿。
就这样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从一开始被老师批评,慢慢变成了班上的 “好苗子”,学期末分级考试的时候,还被评为高级班的第一名。
1959 年 12 月 31 日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实验芭蕾舞团,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实验芭蕾舞团成立后,在苏联专家古雪夫的帮助下排演《天鹅湖》。
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候选人托举女主角白淑湘时都有点吃力,只有刘庆棠完成得很好,于是他被选中了。
刘庆棠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和白淑湘抓紧一切时间排练,托举的动作练了几百遍。
《天鹅湖》首演非常成功,在中国芭蕾舞史上意义重大,刘庆棠和白淑湘也成了大家眼中的黄金搭档。
可随着白淑湘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剧团宣传的时候只贴白淑湘的海报,还有同行嘲笑刘庆棠气质不像王子,像个战士。
刘庆棠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也付出了很多,为什么总是被忽视呢?
他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当时白淑湘是演员队队长,刘庆棠是党支部委员,分管共青团工作。
刘庆棠开始拉拢一些人,散布白淑湘 “只专不红”,父亲是被镇压的,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之类的言论。
没多久刘庆棠就取代白淑湘,当上了演员队队长,他也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1963 年秋周恩来的一次谈话,有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
12 月林默涵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刘庆棠是创作组的成员之一。
1964 年 2 月创作组去海南岛体验生活,刘庆棠是副组长。
为了演好角色,他带着编导和主演去海南屯昌的解放军部队当兵一个半月。
4 月下旬回来彩排,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看了后说演员气质不够,满台 “娘子” 不见 “军”,手中拿着 “烧火棍”。
刘庆棠很重视这个意见,又带着全体演员、演奏员一百多人去部队当兵一个半月。
这次回来再演,气质明显不一样了。
9 月 26 日,重新编排的《红色娘子军》第三次彩排,周恩来观看后眼睛都湿润了,他说自己原来觉得用芭蕾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可能有困难,没想到大家演得这么成功。
还当场决定用这个剧招待西哈努克亲王。
10 月 8 日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了演出,毛泽东赞扬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10 月《红色娘子军》公演,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刘庆棠也因为成功塑造了洪常青这个角色,名气越来越大。
那时候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家庭出身变得越来越重要。
刘庆棠出身贫农,这让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江青从 1963 年开始抓样板戏,看中了《红色娘子军》。
刘庆棠一看觉得这是自己发迹的好时机。
江青第一次来芭蕾舞团视察的时候,全团都很兴奋,没想到江青会来。
刘庆棠在领导都在场的情况下,围着江青跑前跑后,又是拿材料又是汇报创作排演情况。
江青也正想找个可靠的人,刘庆棠的表现让她注意到了这个人。
从那以后刘庆棠就和江青建立了联系,经常给江青写信汇报团里的情况。
“文革” 开始后红卫兵冲击芭蕾舞团,要砸烂芭蕾舞团,禁止演出。
但江青提出 “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红色娘子军》成了样板戏,芭蕾舞团一下子又有了地位。
刘庆棠带头造反,贴大字报。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在刘庆棠主持的批斗会后,受不了诬陷和侮辱,自杀了。
刘庆棠成了芭蕾舞团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大权在握。
他开始疯狂整人,白淑湘被宣布为 “反革命”,《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编导李承祥也被他逼着退党,他甚至代李承祥写好了退党报告。
可 1967 年初造反派把刘庆棠拉下马,批斗他,还把他关进 “牛棚”,让他和原院长赵沨一起抬煤,排演《白毛女》的时候,还让他演日本兵跑龙套羞辱他。
刘庆棠心里又气又恨,他不甘心就这么被打倒,就不断给江青写信求助。
1967 年夏江青指示芭蕾舞团领导班子安排刘庆棠。
不久江青在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时候,公开支持刘庆棠。刘庆棠又成了芭蕾舞剧团的 “一把手”。
重新掌权后的刘庆棠,对江青更加死心塌地。
他利用 “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五一六分子” 这些运动,疯狂报复那些反对过他的人。他给别人捏造各种罪名,什么 “裴多菲俱乐部成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攻击江青同志” 等等。
中央芭蕾舞团一共才 240 人,他就 “查” 出了 70 多个 “反革命”。
1968 年刘庆棠以 “革命文艺战士” 和 “样板戏” 领导的身份,开始插手中央其他直属文艺团体的事。
他实行刑讯逼供,搞 “车轮战法”,强迫演职员们承认根本不存在的 “罪行” 和 “组织”。
陈爱莲是著名舞蹈家,她丈夫杨宗光和刘庆棠是老同学,关系本来还不错。
就因为和刘庆棠观点不一样,杨宗光在大会上被刘庆棠点名为 “五一六分子”。
杨宗光心里受不了这个冤枉,当晚就卧轨自杀了。
1970 年前后在刘庆棠主持的文艺界 “清查” 运动里,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被打成 “五一六分子” 的多达四百多人。
在江青的提拔下刘庆棠的仕途越来越顺。1969 年 4 月,他参加了中共九大,还成了主席团成员。
九大前后他当上了国务院文化组成员。
1972 年秋季为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刘庆棠最后一次扮演洪常青,那时候他已经演了五百多场《红色娘子军》。
这次演出之后他就告别了文艺舞台,转向政治舞台。
1973 年在江青的提名下刘庆棠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75 年初的四届全国人大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实现了他的政治野心。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国军乐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练习演奏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准备欢迎尼克松。
刘庆棠知道了,把军乐团领导叫来质问,说这是给美帝国主义唱赞歌,不能奏这个曲子。
军乐团领导把这事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不高兴地说,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尼克松就职仪式上用过,选这个曲子是表示对总统的欢迎,不要太 “左” 了,可以演奏。
刘庆棠听了,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同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观看了《红色娘子军》。
演出结束后大家上台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周恩来也一起唱了。
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质问,说这首歌的作者李劫夫是反革命,为什么唱这首歌,让吴德去查。
几天后吴德汇报说是刘庆棠同意的。
刘庆棠不承认是自己领唱,还把责任推给周恩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几次追问周恩来,周恩来发火了,说这事他负责,没什么大不了的。
刘庆棠在仕途上一路高升的时候,却有人不断给上级领导部门写信,检举他生活作风有问题。
“文革” 前他就因为和某歌舞团一个女演员关系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