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芙：她一大早就醒了，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托芙·迪特莱弗森的写作专注于女性的生命体验，会被一些人归咎为主题狭小，可也正是这种写法，造就了一种深入的、真实的、更有力量的女性写作。

撰文 | 袁永苹

《邪恶的幸福》

作者：[丹麦]托芙·迪特莱弗森

译者：李思璟

版本：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2月

读托芙·迪特莱弗森的过程是一字一句感受文学魅力的过程，也是在缓缓反思什么是文学，进而什么是小说的过程。

究竟什么是文学？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写一篇小说？塑造人物？营造电影的情景？抑或是讲述一个足够离奇或者耸人听闻的故事？……所有这些关于文学的老生常谈，在托芙·迪特莱弗森的个性化叙述中分崩离析，却又似乎在她写作中以应有的面貌重新聚拢、成形。

长久以来，作为女性写作者的我徘徊在广袤的女性文学之林，总结最近一些年常读常新的优秀的女性作者，请允许我写下她们中的几个作为代表：多丽丝·莱辛、安妮·埃尔诺、艾丽丝·门罗、弗兰纳里·奥康纳、埃莲娜·费兰特……前不久，托芙·迪特莱弗森成为这个名单中一个崭新的名字。

托芙·迪特莱弗森（Tove Ditlevsen，1917—1976 ），二十世纪丹麦国宝级作家，一生共创作近三十部作品，曾获丹麦文坛最高荣誉“金桂叶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面孔》、短篇小说集《邪恶的幸福》、诗集《成年人》、回忆录《哥本哈根三部曲》等。

对女性身心幽微处的

灵敏体察

在读《邪恶的幸福》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的存在。然而在阅读托芙的过程中，无数个激越的小小瞬间默默发生着，这些激越的瞬间，像打着旋儿的水涡，并不是用铅笔划下那许多珍视的句子能够替代的，坦白说，托芙的这些小故事，都闪耀着那种珍贵稀有之物才会有的光晕，因此，你不必读完，只是读完其中的若干故事，你就已经将她从众多写作者中辨别出来，挪入你最爱的那一类作者中。其原因当然是她书中那些珍贵的文学品质。而在这其中，你又必须辨识出她的与众不同之处，仿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一个可供触摸的标准。

《邪恶的幸福》由21个短篇构成，每一篇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阅读的过程美好而生动，每一个故事都在它恰当的时刻进入，又在恰当的叙述中推向尾声，丝毫没有冗长之感，甚至在读完之后即刻有一种想要再读的冲动。这与我阅读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完全不同，因为这些作家的小说指向的是情节，而好的小说是那种在读的过程中，不可能跳过任何一行的小说。这其中有着什么秘密？

《邪恶的幸福》中的21个短篇像21首悲伤的歌，编织着21个不同的故事，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又似乎是同一个人，她们的身份有母亲、人妻、女儿，这些女性以各自不同的性格和人生遭际从各自的命运中诠释着女性集体的情绪和身份。

她们中有刚刚流产的新婚妻子；有到美容院想要短暂告别家庭烦恼的女人，却遭遇另外一个刚刚被丈夫抛弃的女性；有在新婚之后突然渴望拥有一把丝绸伞的女人；有新鲜的婚姻关系因为一只流浪猫而发生变化的女人；有试图逃离家庭的绝望女孩；有因为强势的年轻保姆感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自己的中年主妇；有在一个普通的早晨即将面临家庭分崩离析的女人……这些女性单独从身份上来看，并不具有什么特殊性，然而，在托芙的笔下所要描写的绝不仅仅是她们简单的遭际或故事，而是那种对于女性身心细节幽微处的灵敏体察，正是这一体察的精细和准确所带来的文学性，让托芙的小说成为闪光的艺术品。

托芙·迪特莱弗森

决定性的一天

著名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描写了达洛维夫人一天时间内的故事，展现了女性心理和生活的纤维触角，开辟了女性文学的新面貌。这决定性的一日作为女性纤维触角展现的舞台，浓缩地展示了女性的特质，展现了她们真正的所思所想。在托芙·迪特莱弗森的一些小说中，压抑的主人公往往会在“决定性的一天”里，采取行动，以期改善自己的人生，仿佛要力挽狂澜——虽然接下来她们即将面对的并非生活天翻地覆的改变，也没有通往幸福的钥匙。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天徐徐拉开了她们生活的序幕，也拉开了托芙写作的序幕。

《小鞋子》就是这样一个构思精巧的短章。“海伦妮一大早就醒了，觉得她的整个人生就是一次巨大的失败……她完全没法左右周遭的环境，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也无力改变那些让她的生活如此失败的人。”从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发现，海伦妮是一个与丈夫关系疏离的女人，由于丈夫想要获得税收优惠，让她辞去了在精神科病房的职位，纵使她很喜欢这份工作，她依然照做了。不过，在这之后，她在这一天发觉自己似乎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写到这里，托芙将故事的镜头对准了一个叫做“汉娜”的女人。汉娜是这个家的保姆，小说中对家庭雇佣保姆一事这样写道：“最后还是雇佣了汉娜，作为他们社会地位提升的鲜活证明。”由于丈夫职位的升迁，海伦妮一家得以改善生活条件，而作为条件改善的一个指标就是拥有保姆汉娜。

托芙·迪特莱弗森

不过汉娜在这个家庭中的实际地位却并非如此，她似乎在或隐或显地变成这个家的实际操控者。首先是海伦妮与丈夫亨里克之间“仿佛只有汉娜这一个话题好聊”，接着是汉娜以一种强硬的人道主义立场要求海伦妮同意将女儿琳达的旧鞋捐给阿尔及尔的援助组织，汉娜的这一举动在海伦妮看来不只是一种慈善行为，而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宣誓”，一种通过阶级和道德上的优势来实现地位反转的压制性方法。与此同时，海伦妮还发现汉娜似乎在与她十五岁的儿子莫滕产生暧昧关系，而丈夫亨里克却觉得这没什么，并认为“家里的儿子和女佣上床是古老的传统。”最终，海伦妮决定反击，她鼓起勇气收拾残局，赶走了汉娜。

巧妙的是，故事的核心落在两双鞋子上，一双是女儿琳达的全新鞋子，这双鞋是作为继父的亨里克对她宠爱的证明，同时也是刺痛海伦妮的一个象征。这双鞋子被汉娜随意拿去，要捐献给阿尔及尔援助组织，显现了海伦妮在家庭中愈加失守的地位。另外一双鞋子，出现在十四岁左右的海伦妮和母亲在一家鞋店买新鞋的场景。十四岁左右就要有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海伦妮，很欣喜母亲能给她买一双新鞋，而母亲却说：“这是我们给你买的最后一双鞋……”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双鞋子之后，海伦妮就将被家庭抛弃。于是“她透过父母的眼睛看到了自己：一个消耗他们的人，一笔他们不用再需要支付的费用”。

在海伦妮的人生中，鞋子既代表着残酷的割断，也代表着人生的真相。而汉娜对于鞋子的随意支配则代表着海伦妮新的失控和地位的沦陷。“有什么东西每天都在逼近。”这是海伦妮的恐惧，这种恐惧裸露出生活的全部伤口和失败，让她无比恐慌。在故事的结尾，这双险些被汉娜捐掉的全新鞋子被海伦妮放回了其他鞋子中间，回到了一种原本的秩序。然而，一切真的会因为汉娜的离开而变好吗？

《居民区的一个清晨》描写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实施离婚行动的那决定性的一天。在《焦虑》中，一个在婚姻中无比压抑的女性决定在那一天去怀孕的姐姐家作客。《抑郁》中的女主人公露露决定准备一次聚会，因为自己的抑郁症丈夫可能会感觉好些……这些故事都是聚焦在发生裂变的决定性一天，其中的女性都拥有改变生活的模糊愿望，然而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相反或未知的方向推进。“像今天这样的一天，可以抵消我们所有人漫长而艰难的一段时间。”托芙借露露的口这样说道。我想或许这些“小段的时间”正是我们在托芙的小说中所能够感觉到的——微小的短暂呼救。

《哥本哈根三部曲》

作者：[丹麦]托芙·迪特莱弗森

译者：刘奕奕

版本：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2024年7月

写法或视角：一种女性特有的角度

读《邪恶的幸福》时，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写法，单独属于女性？如果说根本没有这一写法或者风格，为什么我们只有在像托芙·迪特莱弗森这样的女性作家笔下能够更深地找到那个属于女性的自我？为何在她切切实实的讲述中无数次触动到了那个内部自我，而这一内部自我在别的作品中的显现却不够真实？如果这种说法是存在的，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写法呢？究竟是一种看问题的视角还是感受事物的独特方式，抑或是一种倾吐的节奏、独特的韵律、甚至呼吸？

在小说中，托芙敏锐地感觉到了女性在关系中的失守地位。在题为《母亲》的超短篇中，托芙·迪特莱弗森塑造的其实是一个在家庭中被占用或者说剥夺的成功女性形象。但是我们对这一形象的完整拼图直到最后一刻才最终完成。靠的不是带有说明性的故事，而是一点点的描摹。

“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问她手帕和衬衫的事情。”这一细节暴露了这位母亲在家庭中通过被需要而被剥夺的部分。“她不会介入任何事情，但他们知道，只要她离开一天，哪怕是一个小时，一切都会分崩离析。”这不是一个唠唠叨叨的母亲形象，而是一个有理有节、游刃有余地面对生活的母亲形象，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知道这位母亲在家庭中的强悍地位，即没有她一切都会分崩离析。小说没有显性化地介绍一位母亲，以及她如何为几个儿子付出，而是通过散文式的拼贴，形成一个母亲的个性和故事。与此不同的是，我们中文世界的小说经常是“这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她，四十五岁，有三个上高中的孩子……”，如此等等。这样的叙述侧重于所谓的“故事性”而失去了文学本身的魅力，这样的写法甚至构成了一种小说叙述的腔调。而读托芙·迪特莱弗森的过程，安抚住了我内心深处对当下“时髦小说”的故事腔调的抵触，心里不断惊讶：对，我想要的就是托芙这样的叙述。

托芙小说的景观不仅限于此。《我妻子不跳舞》巧妙地通过一通邀请妻子跳舞的电话，展现了婚姻中残酷的控制与真相。《两个女人》则选取美容院的女顾客和女美发师之间的有趣关系，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女性命运遭际。《猫》描写了一对刚刚失去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年轻夫妇，企图在一个流浪猫身上寻找到生活中失掉的东西的故事……除了婚姻中被压抑的女性之外，像《夜晚》这样的短篇还聚焦在小女孩的心灵世界。这一角度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之内鲜少见到。同名小说《邪恶的幸福》则以第一人称视角写出了一位少女看待生活和身边人，包括母亲和母亲的姐妹以及生活真相的故事。

托芙·迪特莱弗森

此外，托芙十分擅长通过一件作为生活悲剧象征物的“物件”，揭开生活残酷的真相，展现人物更深层次的精神困境。这来自她令人惊叹的观察和刻画能力。《伞》中作为理想生活象征的伞，《小鞋子》中作为创伤和权力承载物的鞋子，《猫》中作为失落婚姻生活象征的“猫”，《延续》中作为超现实象征物的“山脉”……这都是托芙·迪特莱弗森创造她文学世界的方式。可以说，托芙以诗意的思维方式，构建了她自己的美学世界，实现了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学写作实践。

在《美杜莎的微笑》中，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强调了女性写作的重要性和作用，她说：“她必须写她自己，因为这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当她的解放之时到来，这写作将使她实现她历史上必不可少的决裂和变革。”西苏进而强调了女性写作的必要性。她认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西苏雄辩地将女性写作的范式提高到本体论的角度，即女性需要的是写出那个真实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托芙·迪特莱弗森的写作虽然专注于女性的生命体验，会被某些人归咎为主题狭小之类，可从西苏的角度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写法造就了一种深入的、真实的、更有力量的女性写作。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袁永苹；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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