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牙人牙行制度及其当代借鉴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典故里的经济学】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与专业化，中介组织通过提供多元化的专业服务，在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市场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追溯历史，牙人牙行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独具特色的中介经济形态，在长期商贸活动中形成了成熟的业务体系，其蕴含的交易模式、运行方式和治理机制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牙人牙行的历史演进，不仅有利于深化我们对传统商业社会的认知，而且能为当代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中介行业的规范化运行提供宝贵历史经验与理论启示。

作为随市场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职业，中介自古有之，不同朝代称谓有所演变。《吕氏春秋·尊师》记载，“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驵”本义是骏马、良马，这里指从事马匹交易的经纪人。汉代，中介被称为“驵侩”，不限于牲畜的买卖，而是面向更广泛的领域。“驵侩”一词到唐代转变成“牙人”。

唐宋时期，牙人与官府的关系日益密切。唐代的牙人成为官府辅助人，在征收税款、平抑物价和违法检查方面弥补了官府管理能力的不足，以至于在京城出现了“一物已上，皆有牙人”的局面。宋代的牙人分为官牙和私牙。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将牙人纳入官府行列，除了承担经纪职责，还负责各种商业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当时还专门制定了《牙保法》，要求牙人获得类似营业执照的“付身牌”才有资格开展业务。随着商业的繁荣，数量庞大且经常性的远程贩卖对贸易的客观条件如店面、仓库等产生了大量需求，牙行应运而生。牙行具有宽敞的店邸，可以为远道而来的客商装卸货物、发货售货。《元史》记载，“立野面、木植、磁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因此多数学者认为牙行在元明之间产生。

明清是牙人牙行制度发展的兴盛时期。鉴于其在商品交易过程中无法取代的地位，明朝政府禁止开设私牙，大力加强官牙职能。《大明律》规定“私充牙行埠头”条款：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官牙埠头容隐者、笞五十，革去。意思是：所有牙人牙行、船埠头都应具备一定资产，官方通过向其发放印信和文件来记录商家和贸易信息，每月由官府审查。乾隆时期严格禁止衙门官员担任牙人，以防其用权势压迫民众，同时也限制乡绅担任牙人，以防其利用特权垄断市场。清政府建立牙贴（执照）制度，允许运营状况不佳的牙行退出市场，但需经官府审核（如缴销牙贴），同时对牙行欺诈行为设立了责任追究体系。

无论是从实践运作还是制度设计来看，牙人牙行在我国古代的市场交易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牙人是市场主体在经济理性驱动下产生的，最初服务于牲畜交易市场。作为古代社会重要的生产资料，牲畜个体差异明显，评价指标专业且复杂，买卖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风险很大。牙人凭借专业知识、交易技能和社会经验，使得交易过程变得简单便捷，且其树立的诚信形象也让交易双方放心，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牙行的产生与之类似，当远程贸易兴起，牙行通过中介网络突破传统地缘熟人社会的信任局限，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一“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

二是逐步承担市场监管职能。唐宋以来，官府逐步将牙人牙行纳入市场管理体系，导致其制度属性发生重大转变——从早期自发形成的市场中介，逐步被政府纳入经济治理体系。国家通过立法（如《大明律》对私牙的禁止）和许可证制度（牙贴）改变了商事主体的平等关系，那些被授权的牙人牙行逐步承担起市场监管职能。《旧唐书》载，“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即要求所有市场交易都须经牙人登记备案，否则会受到相应处罚。明清时期，官府通过牙贴制度将牙行纳入行政体系，让其承担了商业监督、税收代理等准行政职能。

三是呈现多元协同治理的雏形。尽管传统社会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协同治理机制，但在对牙人牙行的规制中，初步构建了市场、法律、社会力量协同治理的框架。宋代推行的“牙人付身牌约束”制度，即通过颁发刻有职业规范的木质“付身牌”，明确牙人必须如实纳税、禁止价格操纵等，这与现代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相似。古代还会颁布法例对牙人牙行违法行为进行严格惩处，比如《大清律例》中的“把持行市”条款明确规定，“若牙行及无籍之徒用强邀截客货者，问罪，枷号一月；若诓赊货物、违禁取利者，枷号三月，发附近充军”，部分情节严重者（如勾结官吏、欺行霸市）甚至可判斩监候，体现了维护市场公平的理念。此外，会馆、公所等商会团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府管理的不足。乾隆时期，《明清以来北京工商碑刻选编》记载“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即牙行勾结作恶，后来靠商会的力量才恢复了市场交易秩序。山西颜料会馆碑记载“颜料行桐油一项，售卖者惟吾乡人甚伙……有网利傅天德者，既不开行，又不评价，平空索取牙用”，也是通过商会借官府之力限制牙行的勒索。通过多元主体的功能互补来矫正市场失灵，这为理解传统中国市场治理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牙人牙行制度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专业化的市场中介组织，牙人牙行形成了高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克服了古代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牙行作为综合性商业服务平台，初具现代商业中心的雏形，除提供中介服务外，还发挥物流集散、金融服务、仓储运输等配套功能，极大促进了跨区域贸易的发展。牙人牙行作为民间组织，还能够发挥辅佐官府监管市场的重要职能，日本学者内田直作将牙人牙行称为“中国商业结构之基础”，反映出该制度在中国传统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牙人牙行制度在推动中国传统乡村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牙人发轫于乡村牲畜交易，并逐步演化为连接农业生产与商品流通的重要桥梁，是农村要素市场中的重要制度安排。比如，牙人是土地产权交易不可或缺的认证主体，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另外，从城乡关系维度看，牙人牙行构成了城乡经济互动的制度通道，能够使分散的乡村经济逐步融入全国市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与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市场交易环境日益复杂，当今的中介行业以其专业技术优势、高效协调功能以及协助监管能力，成为沟通市场主体的重要“桥梁”，有效促进了市场中各要素的协同高效运转。牙人牙行虽然是传统社会的中介组织，但在现代商业体系中，各行业的代理人与经纪人及其组织仍能在牙人牙行制度中探寻相似的历史印记与经营理念，牙人牙行的实践运作与制度设计仍能为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与中介行业规范化运行提供历史智慧。比如，牙人牙行强调“诚实信用”的职业伦理要求、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要求，这能够确保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和中介组织的水平；国家制定并严格执行对牙人牙行违法行为的法令规范，可以有效遏制市场乱象；牙人牙行相关组织的自律管理，能够有效推动行业的良性竞争，等等。借鉴这些历史经验，能够有效提高当代中介服务的规范化水平，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贾少涵，系河北农业大学农村法制建设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