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大佬为何想见小杜甫？

我们理解杜甫，除了要看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生命历程之外，还需要看到他背后这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再去看杜甫早年经历当中的一些故事，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杜甫出生于公元712年，同年，李隆基接受睿宗的禅让即皇帝位。也就是说，杜甫是个和玄宗朝“同龄”的人。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唐朝正处于一个被后世称为“盛唐”的阶段。

在杜甫的孩提时代，杜家所在的文学派正好是受到压制的。但此时的杜甫年纪还小，也不会去掺和大人们的那些事情。他的父亲刚入职场不久，正在努力地经营杜审言留下的关系，并且极力争取向上社交的机会。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杜审言已经不在了，这些人脉虽然算是杜审言留下的资源，但也都需要杜闲花大精力去建立新的联结。

杜甫晚年回忆中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杜闲努力向上社交争取来的结果。当然，不管是岐王李范，还是玄宗宠臣崔九，也就是崔涤，都不太可能把杜甫父子奉为上宾。说白了，当时的杜甫父子顶多就是得到了参加宴会的资格。书中说，杜闲此时应该只能叨陪末座，也就是过来见见世面露露脸，属于宴会当中的路人甲。到了开元十三年，杜甫14岁了。他从7岁开始写诗，到这会儿已经写了7年诗，并且开始崭露头角。在杜甫看来，这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他后来颇为得意地回忆道：“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李邕、王翰都是当时的文坛名流，他们年纪也都得四五十岁了，但他们居然会主动想要跟这位小杜甫见上一面。

但是，了解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背后还有杜闲的面子。此时杜闲带着小杜甫到处见人，在杜甫眼中这叫“初游翰墨场”，是很理想化的。但在杜闲眼中，这背后恐怕还有更加现实的考量，这是他重建人脉活动的一部分。这一年，文学派已经熬过了低谷期，全面恢复元气，甚至可以说是如日中天。杜闲在洛阳与老朋友崔尚、王翰、李邕重聚，并且由此认识了张九龄等人。崔尚，这位20多年前受到过杜审言提携教诲的年轻人，此时已经官至从五品上的著作郎。见到杜老前辈的这位可爱孙子，崔尚忍不住夸奖道，这小孩有班固、扬雄之才。这一切都对小杜甫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与鼓舞。

不过，朝堂上的形势风云突变。开元十三年之后，文学派就迅速地走了下坡路。有些人运气比较好，他们年纪稍长几岁，可以在文学派的这一波高潮当中获取出身，开启仕途。但很可惜，杜甫生晚了几年。他看到了这年的盛况，但这些繁华却与他无关。几年后，当他要开始谋求官职的时候，时代的风向已经变了。此时的杜甫，注定要踏上一条更艰难的求职道路。17岁那年，杜甫踏上了前往江东的旅程。杜甫之所以要去江东，是因为此时的他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引荐，以便早日获得乡贡进士的资格。而他杜家的故旧、彼时在文坛享有盛誉的武平一，那会儿正好就在苏州。

当然，杜甫这次去江东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探访亲戚。杜甫的三叔杜登曾担任湖州武康县的县尉，五姑父贺㧑曾担任苏州常熟县的主簿。杜家人在江东做官或生活，客观上也为杜甫前往江东创造了条件。次年，杜甫成功获取了乡贡资格，并且参加了进士考试。但很遗憾，杜甫落榜了。不过，落榜这事儿似乎没有很影响杜甫的心情。在科举失利之后，杜甫很快开启了一段后来被他称为“快意八九年”的逍遥岁月。表面上看，杜甫好像直接摆烂了。他不好好备考，不焦虑找工作的事儿，就这么漫无目的地“浪”了好多年。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杜甫是生活在一张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在这张网络当中，他是有他的角色跟定位的。而且，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要是杜甫真的有将近十年的时间都是自己在外头游荡，那他的钱从哪里来？他家里会允许他这么干吗？要知道，杜甫可是家里的长子。所以，“要想还原杜甫开元十八年以后十年的生活，关键的线索仍然在于他的父亲杜闲”。

虽然表面上看，这十年间杜甫行踪不定，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自己到处瞎“浪”。在这段时间里，杜甫主要都跟在杜闲的身边，杜闲官做到哪，杜甫就跟到哪。杜甫在长安参加考试那会儿，杜闲应该刚好就在奉天县担任县令。所以，杜甫考完试不久就跑去奉天县跟随他爸了。到了后来，杜闲的官职几经变动，最后当到了兖州司马。于是，杜甫就跟着老爸来到了东边。值得注意的是，兖州司马是个从四品下的官职。这就意味着，杜甫的老爸杜闲此时已经进入了高层文官的行列。在这所谓“快意八九年”的这段时间里，杜甫真正放纵游玩的时候并不是很多。更多时候，他是跟着杜闲，依托杜家旧有的交往结识名流，拓展人脉，以此来初步建立自己的人际圈层。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杜甫也确实交到了一些对他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朋友，比如说高适。

不过，美好的时光总是有限的。开元二十七年，杜闲病死在了任上，杜甫突然发现他的世界完全变了一个样。再也没有一个高官老爸可以庇护他了。从今往后，大龄待业青年杜甫要开始独自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了，而且，因为他是杜闲的长子，所以，现在的他，也是杜家的家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