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杜甫是哪里人?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毕竟,是哪儿的人,在哪长大,用我们现在的话讲,这件事儿关乎杜甫人生的起跑点。那么,杜甫人生的起跑点在哪儿呢?《旧唐书》中说,杜甫“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这乍一听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从一个地方挪到了另一个地方。但是,《旧唐书》的这个说法,仅仅是对杜家7世纪居住状态的一种局部描述。换句话说,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和片面了。
如果以公元6世纪到8世纪这大约300年的长时段来观察,我们会发现,杜家其实是一直在往更加中心的城市迁徙的。大概在北周以及之后的隋代,也就是公元6世纪,杜家逐渐从襄阳往北迁徙。到了公元7世纪,也就是隋朝末年到武则天当皇帝的武周中后期,杜家的家族主体就已经转移到了黄河两岸的怀州和洛阳。书中说,杜甫的爷爷杜审言,以及杜甫的老爸杜闲,都应该算是地道的洛阳人。
不过,这还没完。从武周后期开始,杜家又开始逐渐向长安迁徙。在杜审言这一代,杜家就已经在长安搞定了房子的问题;而到了杜闲这一代,杜家就已经在长安有田了。杜家在6—8世纪的迁徙路线,可梳理为‘襄阳—怀州—洛阳巩县—洛阳偃师—长安杜陵’。伴随着这一过程,杜家的居住地实际上在不断优化,由汉水流域迁往黄河两岸,一步步接近洛阳,最终向西在长安扎根。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断趋利的家族迁徙过程。
所以,从杜甫的爷爷杜审言开始,杜家对外自称始终都是京兆府人氏,即所谓“京兆杜氏”。“京兆杜氏”的自我介绍,流露出杜家对京师居民身份的矜耀与重视。只不过,这样的一种心态,被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郡望外衣。当然,祖辈父辈们留给杜甫的,可远不止一个京师居民的身份那么简单。接下来,我们有必要来聊聊杜甫的家族中,对杜甫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两位人物——他的爷爷杜审言,以及他的老爸杜闲。咱先来看杜审言。
应该说,杜审言是个考运不错的人。他20岁出头就中了进士,不过,此后多年,他一直迁转于中下层文官的行列,是典型的有考运,没官运。52岁那年,杜审言好不容易升到了洛阳县丞,事业上终于有了些起色。但很快,他就被贬官外放了。更为不幸的是,杜审言在外地遭到了政敌的陷害。结果,他那年少气盛的二儿子杜并直接拿了把刀就跑去把那位政敌给杀了,随后,杜并被对方的卫兵当场砍死;杜审言因此被免了官,回到洛阳接受调查。
也就是说,杜审言不仅丢掉了工作,还失去了一个宝贝儿子。可以想象,这段时间,杜审言的日子是灰暗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爱跟人开玩笑。它先把你打入低谷,随后又把你推向高峰。在蛰伏了两年多之后,杜审言获得了面见武则天的机会。随后,他重新出山,担任了著作佐郎一职。这是一个从六品上的官职,级别上比之前的洛阳县丞要高上不少,而且很清闲,远离朝堂纷争,平日里的工作内容就是撰写官方的墓志、祝文和祭文。
随后几年,杜审言先后在尚书省、国子监任职。在人生的最后一年,杜审言入选了首批修文馆学士。值得一提的是,能够入选修文馆学士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真正活跃在一线的文学名家。再之后,杜审言就去世了。他死后获赠的官职是著作郎。这是个从五品上的官职,也就是说,在这最后一刻,杜审言至少在名分上进入了五品以上中高层文官的行列。
可以说,在人生的最后五六年,杜审言赶上了很多“末班车”。也恰好是这五六年的经历,使得长期仕途不顺的杜审言能够在最后的时刻给杜家后辈留下一笔极其宝贵的政治遗产。这份政治遗产,就是人脉。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杜审言除了保持跟崔融等老友的交往之外,还结识了李邕、崔尚、王翰等文学后进,并对他们多有提携。在修文馆任职的半年,他跟宋之问、武平一等人的友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在杜审言去世之后,杜闲等杜家后人的人际交往范围基本上沿袭了杜审言晚年的交游圈层。在李邕等人的引荐下,杜闲成功进入了文学派的圈子。所谓文学派,指的是当时朝堂上的一个政治派别。换句话说,杜闲跟谁玩到一块去,其实也代表着杜闲在政治上站的哪一边。
总的来讲,杜闲的交游对象和政治立场,跟当年的杜审言并无二致。而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直接影响了后来杜甫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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