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季风吹动丝银：16世纪的亚洲如何成为全球中心？

《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让我们得以窥见16—17世纪那个由白银、丝绸、移民与帝国野心共同塑造的激动人心的世界。欧阳安教授以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和独特的欧陆视角，深入“海上中西文明接触带”，不仅再现了马尼拉作为全球十字路口的繁华与动荡，福建商人的活力与韧性，更有力地驳斥了欧洲中心论，恢复了亚洲在早期全球化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角色。

当季风吹动丝银：16世纪的亚洲如何成为全球中心？

来源/中信出版

想象一下：大航海时代，庞大的马尼拉大帆船（Galeón）乘着季风与洋流，穿梭于福建月港、厦门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船舱里满载着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美洲的白银。这不仅是货物的交换，更是两个遥远文明的首次大规模“对流”。跟随船只的，还有商人、水手、传教士、移民，甚至海盗。他们的相遇、合作、冲突与融合，在16—17世纪的东亚海域——西班牙人称之为“南海”——编织出一幅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早期图景。

由西班牙“新汉学”领军学者欧阳安（Manel Ollé Rodríguez）所著的《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16—17世纪中西交往图景中的东亚移民、贸易与文化》，正是聚焦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不仅仅讲述欧洲人东来的故事，更着力揭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如何在贸易、文化与政治博弈中，主动塑造了全球化的雏形。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部“重塑亚洲话语权的全球史力作”，一窥那个风起云涌的丝银时代。

关于航行路线，停靠港口，指引航行的洋流、风和航向，还有船员、装载以及此处可能会被质疑的公义问题。

西葡崛起：地理大发现的双雄

我们将讨论帝国、移民、航线以及争夺中的据点，贸易和亚洲的跨文化外交，寄送的礼物和信函，以及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期间，在南海的海岸、岛屿和水域范围内得以解决的冲突和共处事宜。

在本书中，我们更倾向于使用那个时代常用的，由努涅斯·德·巴尔沃亚（Nú？ez de Balboa）创造的“南海”一词，而不是现在通用的“太平洋”一词，这是费尔南多·德·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llanes）第一次穿越这片水域后给它的命名，在那个时代虽也使用，但直到19世纪才最终被广泛应用。

由于南海的复杂多变，在菲律宾马尼拉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在亚洲和美洲的岛屿之间，以及它们相距遥远的海岸之间，那险象环生的空旷间隔很难催生出英雄史诗。然而，我们关注的是一整片海洋：既包括环绕和连接西属美洲沿岸的海域，也包括环绕和连接东亚海岸和岛屿的水域，当然，还包括在这两个区域之间展开的大洋，其标志是遥远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比如其中的拉德隆群岛（即马里亚纳群岛）。

现在，不能再把这些海洋仅仅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不能只是将其当成新旧大陆之间空洞的深渊。这里所展示的南海，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之间在社会、物种和文化方面互动、冲突和相互联系的桥梁纽带。

亚洲觉醒：掌握全球化主动权的关键转向

亚洲国家的两次转向对这一时期东亚的伊比利亚人所经历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方面，德川家康在日本崛起并掌权，于1603年建立德川幕府。他放弃了丰臣秀吉的扩张型政策，与平户和出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由此打破了葡萄牙人作为中间商对中日之间贸易的垄断，从而促进了日本白银在东亚范围内的流通。

另一方面，1644年明朝灭亡和清军入关后的王朝更迭对中国南部沿海也有着决定性影响：台湾（卡斯蒂利亚人称为“艾尔摩莎岛”，葡萄牙人称为“福尔摩沙岛”）成了明郑势力的抵抗据点，郑氏家族在闽南地区的海上网络和非正式贸易群体中也获得了新的历史地位。郑氏家族被其对手称为“海盗”，在此之前曾称霸南海数十年，直到此时，他们的船队仍然根据具体情况在贸易、走私、海防、反清和海盗活动之间游移。

欧陆战火：亚洲的回响，荷兰的挑战

欧洲发生的两段历史进程，也对这一时期伊比利亚人在亚洲的经历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方面，1580年起，在国王费利佩二世的统治下，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组成了王朝联盟；另一方面，佛兰德发生叛乱，反对国王费利佩二世推动建立的宗教裁判所。西班牙君主国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即荷兰）在荷兰独立战争（即八十年战争，1567—1648）中的冲突扩大到国际范围，并伴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行动，在16世纪末的东亚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南海的亚洲区域因此成了纷争不休的战场。无论在西荷12年休战期间（1609—1621），还是在1648年《明斯特和约》签订以后，战争都从未停止。

在这幅没有边际的长卷里，我们将只回顾其中的一些故事和主角，也就是那些我们觉得值得一提的，能够说明问题的人和事。虽然我们要从几个世纪前开始叙述，但本书关注的主要时间范围是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80年代。

马尼拉：丝银对流的全球十字路口

这里所说的世界重心并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都市，而是位于马尼拉以及甲米地港，这里随着季风的节律，接收来自安海、厦门、月港、望加锡、鸡笼（今中国台湾省基隆市）、桃园、澳门、长崎、平户、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关岛等港口的船只。跨越太平洋的大帆船每年从马尼拉港出发，又回到这里，它穿过南海，将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连接起来。

在马尼拉这座城市里，跨文化贸易和日常邻里关系中的合作共生非常有利，但不信任感、紧张关系以及这一时期屡次发生的暴力事件也未能避免。在这种环境下，共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有数万名华人、数千名日本人、数量不等的群岛原住民（南岛语族、他加禄人）、一些亚美尼亚人、印度人、波斯人、法国人、英国人或意大利人，以及属于城内高层人员的数百名卡斯蒂利亚修士、神父、士兵、仓储管理员、官员和商人（其中有不少巴斯克人），或者墨西哥的克里奥尔人——他们也是西班牙君主国的属民，建制上属于新西班牙总督区的首府墨西哥城。

所有这些人集中混居在一个城市里共同生活，这个城市俯瞰大海，几乎背对着菲律宾殖民地其他地方，这里散居着几千名传教士，还居住着群岛上的原住民——有马尼拉附近水稻平原的他加禄人，吕宋的伊洛卡诺人和邦板牙人，岛屿中部山区的伊哥洛特人和尼格利陀人（negrito），米沙鄢群岛的平塔多斯人，棉兰老岛南部据点或苏禄海海域霍洛岛的摩尔人，而在更远的地方还居住着台湾北部的巴塞人，以及关岛或塞班岛的查莫罗人——这两个岛屿隶属于拉德隆群岛，大帆船在从阿卡普尔科穿越太平洋时会在此地靠岸。

上述这些人全部属于南岛语族，他们是边界岛屿上的居民，当时在很大程度上都分布在不同修会的传教影响范围之内。然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中心排除在外，并被取而代之，这是由于新的殖民者网络和地区及全球贸易所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在短短几十年内，随着马尼拉大帆船航线的运行，以及一连串从亚洲港口被美洲白银吸引而来、会聚在马尼拉的地区商业网络的运转，地区和全球贸易呈现了指数级增长。

福建视角：丝银网络的亚洲引擎

本书所采用的马尼拉视角，在月港、厦门及安海等海湾中找到了对应的福建视角。从这些港口或其他亚洲港口出发，可以迅速地从地区通向全球：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17世纪中国—西班牙、跨太平洋和欧亚之间的帝国、商业及传教网络之经纬脉络。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遮掩了这些岛屿上原住民（南岛语族、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等）的历史经验，使其沦为背景板。相反，马尼拉视角引导我们更仔细地审视新来殖民者和移民对马尼拉老苏丹国及其旧关系网络发起的城市及海上行动，这些人其实是来自三四个帝国和远方某个共和国的属民或逃亡者……

我们将探索一个混合的、社会建构的海洋边界空间，这是一个中国和西班牙的、跨太平洋的、同属欧亚两洲的东亚移民区域。在这个空间里，不同帝国、移民、据点和苏丹国的利益在竞争与合作中相互融合又相互对抗。这也是一个易渗透的边界空间，其中有外交分歧、跨文化贸易、征服、暴力冲突、种族灭绝，也有人员、观念、虚构故事、艺术作品、知识、礼仪、信仰和相互认知的流动，一切在这里相继发生又相互重叠。

我们穿越这些海洋边界，并不像穿越密不透风的高墙，也不像穿越不适用于当今国家或帝国的主权海域，更不像穿越可怕的无人区，而是好像探索福柯式的异托邦（heterotopía）或文明接触地带，这并非为了使用奇怪的至理名言的那种病态快感，而是为了认识社会建构的空间，这些空间里出现了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共存和冲突模式。

因此，我们将探讨“共同殖民”（co-colonización）进程的出现，探讨中国的非正式海上网络与周边欧洲帝国势力的协同作用，探讨17世纪欧亚城市的崛起，以及历史上第一个唐人街的形成。

讲述方式：故事、边界与批判性叙事

这不仅是一本历史书，更是一本故事书：它讲述了跨太平洋的故事，殖民地的故事，贸易和传教的故事，同时也讲述了全球和地方范围内的故事。本书可以被视为故事书，还因为我们将尝试从具体的叙述和可能揭示的事件出发，构建和分析一种边界景观，努力做到细致入微和具有反思性：这里的目的并非讲述一切，而是通过叙述和观点的交汇，构建一个有关旅行、交流、影响和统治的世界。

本书不属于任何严格的学科划分范围：它既不是一部汉学著作，也不是一部菲律宾学著作，更不属于传教史著作。它试图构建一种批判式叙事，在这种叙事中，话语的顺序和重点、组织方式，总而言之，各部分采用的方式都会构成知识；在这种叙事中，论证的节奏与结构、聚焦点、想象和概念的具体化，以及省略或暗示的内容，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文学用词的气息滋养，这种辞藻不应被理解成华而不实的修饰，而是严格意义上的认知工具，从而将一幅包含欧亚海域接触地区和边界空间的清晰图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幅图像一直投射到西属太平洋沿岸。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决定在逸闻和纯粹叙事的园地里安营扎寨，也不代表我们相信所有一切都是话语或虚构，更不意味着我们放弃解释这些臆想出来的历史进程，甚至放弃将其理论化，同样也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将它们纳入相关的史学辩论中。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些在全球讨论中非常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我们会让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相关的方济各会、耶稣会、多明我会传教士发声，并关注他们的行动：他们长期与马尼拉的华人以及明朝和清朝境内的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他们谈论中国，翻译中文典籍或将书籍翻译成中文，甚至还用中文编写教义、祈祷书或者科学著作。他们是高母羡（Juan Cobo）、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李科罗（Victorio Riccio）、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黎玉范（Juan Bautista Morales）、鲁日满（Franois de Rougemont）、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Adriano de las Cortes）、文度辣（Buenaventura Ibá？ez）、石铎琭（Pedro de la Piuela）、万济国（Francisco Varo）等等。

我们将会避免全盘模式化，随时准备抛开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变量，以免把图像绘制走样。对于那些未完成的、临时而复杂的事件，以及它们的情节和细节，我们更愿意以一种批判性的、有理有据的方式进行叙述，这种叙述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还要避免把现代国家实体的所谓经济政策和清晰边界不合时宜地投射到近代早期的亚洲世界中，相比后来的一切，那时的亚洲世界更具流动性，更加不稳定，更加转瞬即逝，它包含着重叠的平面、交叉的身份、移民网络、影子帝国、易渗透的边界，以及有着自身利益的周边省份。我们也不会去过多或过少地同情和支持某一方。本书的写作以大量卡斯蒂利亚语一手资料为基础，以中文原始资料为补充，还使用了少量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资料。

我们倾向于使用那个时代常用的地名和表示民族的词语，这样做并非出于史学派头，而是为了避免将当代的情况不合时宜地投射到近代的现实中去。我们谈论“艾尔摩莎岛”（即台湾岛）、吕宋和平塔多斯群岛（Islas de los Pintados）的卡斯蒂利亚人，谈论日本人或中国人，等等。另一方面，在谈到这个地区的人时，我们会按照地理尺度而非时间尺度，称呼他们为马尼拉人、澳门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荷兰人、福建南部（闽南地区）的中国人（或华人），因为他们是本书所述大部分内容的主角、历史亲历者和践行者。

我们既不主张帝国恐惧症，显然也不赞成帝国贪恋癖；既不会评判意图，也不会捍卫立场。我们几乎不会试图讲述和理解其中的复杂性，但无论如何，我们从根本上反对那种毫不掩饰的、专制而陈旧的沙文主义，这种思潮在一些新的（同时也是极其古老的）史学方法的掩饰下暗流涌动：它们打着驳斥毫无根据的陈词滥调和黑色传说的正当名义，实则歪曲事实，淡化欧洲帝国（特别是西班牙帝国）在扩张过程中的剥削、掠夺、文化同化、文化种族灭绝，以及暴力或冲突。

这些出于私利的简化操作，勾勒出一幅田园牧歌般的家长式欧洲文明的扩张主义版图，在这幅版图里，商品、宗教、价值观、语言和文化产品都能被交易和礼貌转让；同样，在这幅版图上，人们试图建立起当前这个伟大强国的骄傲，它以当之无愧的荣耀，不加批判地继承了旧帝国的衣钵。

因此，举例来讲，在这种虚假怀旧范式的掩饰下，我们可以长篇大论地畅谈马尼拉大帆船在传教、贸易和文化方面的荣耀，以及马尼拉华人和西班牙人之间有利可图的商业和城市共生关系，但却不应过多谈论或者提及这一叙事的反面：17 世纪，在马尼拉发生的数次生理人起义中，数以万计的华人在马尼拉当局的血腥镇压中殒命。然而，这不过是一件小事、一个借口，最多只是一个脚注。

《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让我们得以窥见16—17世纪那个由白银、丝绸、移民与帝国野心共同塑造的激动人心的世界。欧阳安教授以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和独特的欧陆视角，深入“海上中西文明接触带”，不仅再现了马尼拉作为全球十字路口的繁华与动荡，福建商人的活力与韧性，更有力地驳斥了欧洲中心论，恢复了亚洲在早期全球化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