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城旧事｜公社陈书记

作者/蒋 同

一、陈书记其人

陈书记是公社的副书记，在军队里把正副职的称谓分的很清楚，地方上往往把正副职统一称谓。

陈书记老家是德州地区济阳县，现在是济南市的济阳区。他生于1924年，高小文化，解放战争时期支过前，土改时期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后来辗转来到禹城，先后在区、乡当过干事、助理员。1958年公社化当了公社副书记。

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公社的官有书记、社长、副书记，下面是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文革时期又加上一个武装部长，这些人组成一个党委。公社副书记是三把手，一个公社能管几十个生产大队万把口子人，副书记也算个响当当的官了。

陈书记高高的个头，头发往后梳着，长方脸白白的皮肤。他与人交流时总是目不转睛地微笑着看着你，给人一种受尊重的亲切感。公社的人都说陈书记脾气好，有亲和力。我认识他那年是1962年，他当城关公社副书记，听公社的人说陈书记资格老，行政级别19级，每月72元工资。这在当年县里干部当中属高工资的人。书记、社长都很尊重他，他也和这些上级同事关系处的很好。

陈书记的前妻是老家农村人，生有一女叫小芳，离婚时协商女儿由女方抚养。陈书记净身出户挂单了。

这大概是50年代初的事。

东街有个金家胡同，又窄又短住着金家三户人家。金登贵解放后当东街街长是我妻子的姥爷，金登贵的俩侄子老大叫金学孔，早年去世，老二叫金学文是个瘸子而且其貌不扬，40多岁没找上媳妇。

1942年聊城地区的临清一带发水灾，大批难民外出逃难，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流落到禹城城里讨饭，东街有好心人把她介绍给金学文，结果这位老光棍一分钱没花捡了个媳妇，这就是我妻子的堂舅母，她带来的小女孩也改姓姓金，名小环。

1955年小环姐二十岁，嫁给了单身的陈书记，男的比女的大十多岁，但二人生活得很和谐。从此，金学文二舅也沾上这个养女的光了。原来喝的是枣树叶子炒的茶叶，禹城人称糊包大叶子，自从金龟婿进门鸟枪换炮了，喝上茉莉花茶了，每天中午晚上还要喝上二两小酒，老脸每天红扑扑的在街上有说有笑。

1962年春末，我和妻子订婚后，按习俗男方家长要来女方家会未来的亲家，我父亲、哥哥分别从青岛、天津来禹城，陈书记、小环姐负责接待，扒鸡、炸鱼、豆腐皮、香椿芽炒鸡蛋、炸藕合……摆了满满一桌子，这在当时绝对是上等酒席。事后，小环姐对我岳母说：“俺妹妹找了个好婆家”，岳母光咧嘴笑。从那以后，我就改口称陈书记为姐夫了。

二、挨批斗

1966年5月16日，在我们共和国的大地上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空前的浩劫，上到国家主席下至县乡甚至农村的个别村队的头头脑脑，没有不受冲击的，表姐夫在劫难逃。城关公社有两位造反头头，分别是张x和李x，这二位造反“英雄“都是64年、65年从省某大专学校毕业分配到城关公社的干部。他们笼络公社几个造反骨干和附近村队里的青年造反派成立了城关公社造反兵团，矛头指向公社书记、社长们。

那是1967年夏初的一天，表姐夫被勒令写检查，这已经是说不清第几次检查了，就是不过关。一天上午，表姐夫正在写检查，脚气病犯了，忙脱下袜子抠脚丫子。正在这时，造反派进屋喝令让他去公社会议室接受“群众批判”。他马上把袜子揣在裤兜里去了会议室。

会议室三间屋大小，坐满了各村来的造反骨干，屋子小，人又多，天又热，那时又没电扇，人人汗流浃背。表姐夫，长得高，身体又胖，念检查时汗水从额头上流到眼里看不清字了，便忙从裤子口袋掏手绢擦汗，哪想到掏出来的是两只袜子，一只擦汗，另一只掉在地上。大伙一看哄堂大笑，主持会议的张x和李x忙制止大家不要笑，说他这是向无产阶级造反派挑战，并高呼“打倒走资派陈xx”、“陈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人们哪里还喊得下去了？便三三两两走出会场找阴凉地凉快去了。这场批斗会就在“走资派”无意的举动中草草收场了。

张、李二位造反司令并不甘心这次的失败。于是想到一个更阴毒的手段来报复表姐夫，他们从县剧团借了一身古代官员穿的朝服：乌纱帽、蟒袍、朝靴和挂在耳朵上的胡须，再然后纠集一伙人在一个城里大集上，敲锣打鼓地朝东街走去。沿途成千人围观，当走到金家胡同口时停下来搬了一个板凳让表姐夫站上去示众。

这帮家伙还在他胸前挂上一个牌子，上写“打倒走资派陈xx”，又在名字上用红笔打上叉。天热人挤，表姐夫大汗淋漓，长胡须憋的他直吐粗气，这伙暴徒又高喊“陈xx还不老实，竟然向群众吹胡子瞪眼”……

折腾了不大一会儿，就听见群众里有人喊“这是哪来的一帮私孩子糟贱俺东街女婿！揍他们！"接着有人接应"揍他们！揍他们！"

这伙暴徒一看事不好，引起众怒，便作鸟兽散了。打那以后，表姐夫在金家胡同丈人家养了好几天病。

禹城文革中两派的斗争，在1967年7月27日县革委副主任吕长禄同志在禹城一中被一群造反学生活活打死，公安机关抓了数名凶手后才告结束。1969年中共九大后山东造反头子王效禹被赶下台，全省各地方才安定下来。禹城县各单位开始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城关公社那俩造反司令一个去了新疆，一个回了胶东原籍。公社书记调到县某局当了局长，表姐夫调到李屯公社当了社长。

三、表姐夫的阶级观点

1968年冬天，禹城县公检法被军管了。军管组是支左的，公检法里保守派大都是业务骨干，转过年春天这些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我是“臭老九”当然在下放之列。一年之后军管组感到工作玩不转了，便把各工厂调来的工人退回去把我们又调回来，我被分到审判组工作。

1970年开始一打“三反”运动，李屯公社有一件刑事案件里的情节不清需要核实。这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将案情向军管组作了汇报，他们决定第二天让干刑侦的一位同事开摩托车与我一同去核实案情。回到我的办公室，我便给久未见面的表姐夫打了一个电话，李屯公社的民政助理接电话答应我告知陈社长。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往李屯赶去，五十多里路不到四十分钟就到了，在公社公安特派员的协助下顺利地完成工作，特派员再三挽留我们中午在公社就餐，我说要去陈社长家吃饭，事先已告知了，这样我们便去了李屯街东南一个村子里。到了表姐夫家，表姐夫两口子高兴的很，尤其是小环姐，从厨房里听见摩托声急忙跑出来，在大门口把我们迎到屋里。

嗬，好大的三间北屋，宽敞明亮，当时村支书也在场，他忙活着沏茶倒水点烟。社长姐夫乐呵呵地看着我说：“小蒋还没长肉呀，还是这么瘦”。我逗趣地说：“胖不了啦，我就是这个品种"。说的全屋人哈哈大笑。

小环姐说，你们先喝着水，我去厨房看看，西院大姐正忙着呢。

我说，还找了帮厨的？

表姐夫说，你姐一个人忙不过来，咱今天中午吃饺子。这人是济南下放来的。

我奇怪地问，济南来的？

“是呀，两口子去年冬天从济南下放来这村，说是下放实际是遣送来的，他俩是省吕剧团的，男的有历史政治问题，女的是三高人员（高职称、高工资、高知名度）”。表姐夫介绍说。

“戴帽了吗”我问。

村支书接上话说：“来送他们的人也没说戴没戴帽。俺村里又不开四类分子会，也没有地主富农。”

表姐夫说：“我始终想不通，难道天天斗四类分子，地里的庄稼就能天天增产？不打倒走资派，国家就能旧社会？这是弄的哪一套理论！”

我征求姐夫的意见，中午把人家两口子请来一块儿吃顿饭，不能让人家白忙活。村支书看了看表姐夫说“男的在村头修桥哩“。

表姐夫没犹豫地说，叫他来。

不多会儿，村支书领来一个浑身泥土的四十多岁的削瘦汉子进了门，他可能看到院里有摩托车，又见到我们两个陌生人，精神有些紧张。表姐夫忙说：“这二人是县公安局的，戴眼镜的是我妹夫，今天来办点事儿，顺便来家吃个便饭，你老婆在厨房帮环子做饭，你两口子就在这一块儿吃吧，省得还得回去再做饭。”

这么一说，这汉子才露出笑脸，忙说回家换衣服。

中午饭大家边吃边喝，聊的十分愉快，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当我问他苏联著名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时，他先是十分惊讶，好像是纳闷一个县城公安干部怎么能说出这个名字？继尔便把话题岔开说：“外国的名字我不清楚，咱是搞吕剧的”。

我心想，这个基本知识你搞戏剧理论的怎么会不懂呢？席间帮厨的大姐还进屋敬我们每人一杯酒，这个女同志很健谈。

现在回想当时那顿饭，如果让左棍们知道了又是表姐夫一条罪状，“反阶级斗争为纲，敌我不分，认敌为友"的帽子扣在头上后果不堪设想。

故事讲到这里为止。最后我要用这样几句话结束：

表姐夫是1946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建国后历经无数次政治运动，刚开始是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1957年又加上了右派分子，到了1966年文革又陆陆续续地加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臭老九。从1946年到1976年三十年专政对象不断增加，地里的粮食不断减产。农民种地却吃不饱穿不暖。所以说表姐夫才说出那样一句话“天天讲阶级斗争，地里庄稼不见增长”。这句话使他这位老革命似乎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天天抓革命搞人斗人，中国能不能国强民畗？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何时才能实现？

收藏家兼学者马末都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往往没有真相，却残存一个道理。

表姐夫当年以他的认知能力，看不到历史的真相，但他却在思考一个道理——这样搞下去，何时才能国强民富。

历史的发展就像河流的流向，虽然会出现逆流但终究流向东方的大海。

以邓公为首的第二代国家领导人拨乱反正，把中国这条巨轮引向正确的航道。如今的共和国屹立在世界东方，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富起来了，中国强起来了。

另外要交待一下：文革后，表姐夫把他和前妻生的女儿小芳接到身边，因为前妻已故。小环姐待这个女孩视如己生，母女关系很好。表姐夫和表姐，老年回到原籍与孩子们颐养天年。

2025年8月15日于泉城

（编者：以上文中配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蒋同，青岛人，1939年12月生，1961年在禹城法院工作，1984年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今山东警察学院），教授，现住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