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国第一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历经波折终于上映了,这部电影也是我国历年放映影片中使用拷贝最多的影片。周恩来总理看完影片,问北影厂军代表狄福才:怎么没有演职员表?狄福才回答:江青不让搞,说不能突出个人。周总理听后小声说了两个字: “滑稽”。电影诞生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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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威虎山》海报
1967年5月1日至6月17日,借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江青在京举办了“八大革命样板戏”的汇演,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汇聚一堂,充分展现了“文艺革命”的成果。上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全部中共中央领导人,下至首都普通观众观看了演出,总计演出218场。汇演期间,报刊对江青大加吹捧,直至把她送上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旗手”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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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毛泽东主席观看《智取威虎山》后接见全体演员
1968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筹备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江青计划将样板戏搬上银幕,以此来进一步巩固京剧革命的成果。她首先选中的是《智取威虎山》。对于这出戏,她似乎怀有特殊的感情,1968年8月14日,江青在审查《智取威虎山》定稿汇报演出结束后,对剧团演出人员说:“同志们啊,这个戏可遭罪了,我是淌着心上的血写成的呀!为了你们这个戏,我真是心力交瘁呀!”其实,真正对此戏贡献最大的人是上海作曲家于会泳,正是经过他反复的精心雕琢,鬼斧神工般地对唱腔作了大手术,把整部戏提高了一个层次,使这出在1964年现代京剧汇演时尚显十分幼稚的“京剧革命”的小弟弟,反而后来者居上,率先登顶。
想把样板戏拍成电影,无人可用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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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照
《智取威虎山》是上海的戏,“文革”前,江青对该戏的“指导”,还是时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的张春桥郑重邀请的。可是拍电影,上海暂时还不具备条件,原因就在于“文革”初期,江青对上影绝大部分艺术家都是30年代即已成名的“老人”非常不满,要张春桥“给我清出一个厂来”,结果上影凡是有水平的艺术家,都因各种“历史问题”被打成了“黑帮”。偌大一个电影厂本来人材济济,现在竟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上海难以了心愿,只有再看其他厂子。当时,全国共有七家电影厂,而以上影、长影、八一、北影四家实力雄厚。拍样板戏影片自然是靠近身边便于指导的好,剩余三家厂子北影最佳。拍舞台艺术片,导演、摄影最重要,江青深知这一点。为了了解情况,她想起了一个人--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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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拍摄现场
自拍摄《南海长城》失败后,李文化灰溜溜回到北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文化因拍过“大毒草”《早春二月》,检查没少做,可革命口号也没少喊,一晃两年。1968年9月的一天夜里,军宣队突然通知李文化,江青要立刻召见他,李文化心里就敲起了小鼓,不知是福是祸。此番情景,同当年去八一厂接受拍摄《南海长城》任务时有几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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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化拍摄《南海长城》
那时,江青还住钓鱼台在8号楼。许多日子不见,江青倒是很热情,啰啰嗦嗦不厌其烦地问了李文化这些年的状况,绕了圈才奔向主题:“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务,就是把样板戏搬上银幕。你看看,北影哪些导演、摄景可以用啊?”
李文化沉思了一会儿,大着胆子说:“要说业务水平,还是‘四大师’、四大帅’,这些人力量强,年龄小一些的,谢铁骊可以。”“文革”前在电影界素有“小诸葛”之称的谢铁骊,在江青的政治高压下几经风雨,终于拍出了5部样板戏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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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帅之一成荫
所谓“四大帅”是指“文革”前北影的四大著名导演崔嵬、水华、成荫、凌子风,“四大师”指的是四大著名摄影师钱江、聂晶、高洪涛、朱今明。应该说,江青对这些人还是比较熟悉的,尤其是崔嵬,在延安,她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文革”初期,红卫兵冲击北影,崔嵬是大牌导演、演员,自然属“反动权威”、“黑毒瘤”之类。他自称是江青介绍入党,可造反派持以怀疑态度,特地写信给“敬爱的江青同志”核实。江青生怕沾染“黑帮”,没有回音。这一下,“假党员”一顶天大的帽子压下来,崔嵬七年多不得翻身。可是,崔嵬不但懂电影,亦还精通京戏,1962年北影出品的享誉海内外的京戏影片《野猪林》,就是由他导演的,确实是拍样板戏电影的第一人选。但是让江青头疼的是,崔嵬树大招风,他成名于30年代上海文艺界,又是北影建国后17年“文艺黑线”的一面旗帜,已经被彻底打倒,放出来拍电影,弄不好引火烧身。江青尝试着做了点努力,结果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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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铁骊
“四大帅”解放有难度,江青把目光瞥向了谢铁骊。曾经导演了“特大毒草”《早春二月》等影片的谢铁骊,虽在北影排名“四大帅”之后,却在60年代初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当时导演界有“南谢(晋)北谢(铁骊)”的说法,后生可畏,搭上了中国第三代成名导演的末班车;可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下,恰恰也因此而难逃厄运。谢铁骊作为“黑线尖子”被打入黑帮组,关进牛棚,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他13岁参加新四军,会拉胡琴,在部队文工团中就写过反映现代人生活的京剧小戏,还公演了,有一定的京剧基础,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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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是北影“四大师”之一的钱江。20年代,他的父亲钱壮飞打入国民党谍报部门,在顾顺章被捕叛变投敌出卖中共中央的危险时刻,钱壮飞及时把情报送出,拯救了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高级干部。后来钱壮飞战死疆场,周恩来把钱江接到身边抚养成人。因此,虽然钱江也拍摄过《林家铺子》等多部“毒草”,却因有了这样一层背景,加上他平素沉默寡言,不惹事端,身为摄影师,又偏于技术,影片的政治责任大多由编剧、导演承担,所以最终幸免囚禁。当然,大字报上的口诛笔伐却是在劫难逃,钱江也靠边站了。
周总理一句话解放了所谓的“反动权威们”
要拍电影了,周恩来很关心此事,他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对于那些所谓的“反动权威”的政治难题自有独特的处理办法。他对江青说:“这些人应该让他们出来工作,有什么问题,慢慢说。”这实际上是变相“解放”了他们。周恩来还极力推荐钱江去拍样板戏。北影的造反派有不同意见,说是钱江解放前曾去过香港,事情还未弄清楚。周恩来立即亲自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证明“钱江去香港”是组织上委派的。有总理的保荐,造反派们没有脾气,江青也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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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和文艺工作者们在一起
1968年9月18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些文艺团体的代表时,正式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从文艺黑线中保出来,重新工作。”她随即念了一个名单,上有李希凡、李德伦、石少华、谢铁骊、钱江……对于谢铁骊,江青以“红小鬼”相称;而说到钱江,她也不忘历史,“你爸爸的事,我们都知道”,以此勉励他们“为文艺革命立新功”。由于这是“文革”中首批被解放的干部,消息传出轰动一时。
1968年的夏秋之交,北影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样板戏筹拍组--京剧《智取威虎山》摄制组,由谢铁骊、钱江、李文化等人筹备摄制事宜;不久,江青又分派两项任务,把李文化从《智取威虎山》筹拍组抽出来,负责筹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并将京剧《红灯记》交给八一厂拍摄;“文革”前同李文化一起担任《南海长城》摄影的张冬凉,奉命担纲摄影并负责组建摄制班子。他们这个“四人小组”,是最早领头拍摄样板戏影片的几个人。江青曾说:“演了革命戏,就是革命人。”这些从被批判处境中缓过气来的原“黑线权威”们,做“革命人”的必经途径,除了接受政治教育以外,更主要的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课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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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会泳
大半年的时间就在纸上谈兵
1968年11月,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由于会泳挂帅从上海进京,驻扎在北京市革委会招待所,准备拍电影。样板戏影片即将开拍,可是,江青却对摄制组这些深受“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毒害的人放心不下,频频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总是作陪一旁,周恩来也常常到场;除了宣讲“做革命人,拍革命戏”的道理外,为了保证样板戏影片的高质量,隔三差五,江青进行“业务观摩”,内容全是“封资修”的经典作品-《杨门女将》《水中刀》《魔盒》《冷酷的心》《简爱》《红菱艳》等多部中外电影名作,常常是一边看一边讲,有时一看两、三部,大多是针对色彩、用光、构图。每次看完了,还要与会人员各自从专业角度谈体会,一起切磋讨论。江青搞过艺术,即使在那个年月,为了她的样板戏影片能够拍出高质量,对于借鉴中外先进电影技术的重要性,还是高度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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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北京的旅馆
一开始,大家觉得很光荣,受宠若惊,精神头十足。时间一长,新鲜劲儿没了,而且一部影片要翻来覆去看上五六遍,人就不免迟钝。更主要的是,这些人虽然得到了解放,可当时北影已是军管,厂里职工一概不许回家,分为男女两大拨几个营房,睡排铺,烤大炕。那时受环境压迫人也变得神经,说错了一句话,马上站起来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要求极其严格。每天早上6点,军宣队准时吹哨出早操跑圈,他们光是倒时差也得下一番苦功。
一晃大半年过去了,电影没少看,拍摄的计划没少议,可就是君子动手不动口,全是纸上谈兵。剧团的人家都在上海,一出来五六个月,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哪有不惦念的?尤其逢年过节,思乡更切。摄制组的人也着急,奋战半年一无所获,整天耍嘴皮子开不了机,连摄制组其他部门人员都搭配不齐,拍一部影片照明、化妆、录音、美工……缺了谁也不行,总不能导演和摄影跳独脚戏吧?真是窝心呐!最着急的是江青,样板戏搬不上银幕,她的损失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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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职工跳忠字舞
影片拍不成,原因何在呢?“文革”后,经过三年多“血的洗礼”,全国各个电影制片厂早已陷入全面瘫痪状态,北影也不例外,厂里先后接受了红卫兵、工宣队、军宣队一拨又一拨地冲击、扫荡,再加之北影职工按照各自的观点,成立或加入了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更糟糕的是,这些组织全都坚持自己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势若水火,文斗加武斗,闹得不可开交。而后进厂的军人、工人们,也常常支持一派打一派。
当时,在厂里主政的是由新华印刷厂等五个工厂的工人组成的工宣队,此外,还有4626部队组成的军宣队,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手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直把个北影厂弄得个一团乱麻,整日价打打闹闹,明里暗里你杀我砍,彻底散了架;在这种情况下,连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秩序皆为妄想,还奢谈什么拍电影?况且,摄制组谁都想进,那是跟随“文艺革命旗手”干革命的光荣!可是,各派之间相互拆台、互相攻击,最后,谁也进不了摄制组。
哭天抹泪缠着毛主席派来了8341
江青傻了眼。她知道,要想拍出高水准的影片来,不是随便哪一个人上来喊几句口号唱几句高调就可以拿下来的,要有真实才学。苦思冥想多日,江青终于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她请见毛泽东,细细诉说拍样板戏的重要和艰难,认为全国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可以拍摄神圣的无产阶级文艺样板戏,说到伤心处,竟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痛哭失声。毛泽东被她的“表演”打动了,说出了一句话使得江青顿时眉开眼笑:给你派 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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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战士们在一起
8341部队即中央警卫团,号称“支左红旗”。早在1967年底,毛泽东就派出8341部队“支左”工作队,进驻二七机车车辆厂、新华印刷厂等北京六大要害工厂,实行军管; 1968年7、8月份,为了恢复因派系武斗而成为战场的高等学府的秩序,毛泽东再次以军宣队的名义将8341部队派进清华、北大。由于军人们工作得力,后来形成了“六厂二校经验”,经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作为全国军宣队、工宣队学习的教材,他们也成了人人敬畏的楷模。不过,8341进驻文艺部门,这还是第一次。
1969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智取威虎山》剧组、摄制组,江青向大家隆重介绍了“毛主席亲自点的将”8341部队副政委狄福才,他即将率领军宣队入主北影。与会人士都报以热烈掌声,心态却因人而异。摄制组的人日盼夜想无非是能够安下心来拍电影,因而对8341的到来由衷地感到高兴。会上,周恩来看到素来严谨的钱江的兴奋神情,不由说道:“你们看,给你们派 8341,连钱江都笑了。”江青的战前动员还是十分严肃的:“拍样板戏这是文艺革命的深入发展,每个人都要经得起考验,有的人也许会掉队落伍,有的人的确是掉队落伍了,这是能否革命到底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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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1部队
1969年5月初,8341部队组成强大兵团,算上新调整的工宣队,以和北影职工1:1对等的人员比例进驻北影,成了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样板戏拍摄的顺利进行,他们也很快做到了这一点。这些“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军人们,的确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一团乱麻的北影厂突然变得安静起来。
1969年5月13日,江青接见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中央乐团、中国舞剧团、上海京剧团、北影、八一厂、洗印厂部分人员,说:“今天主要是落实北影的问题。两派协商成立摄制组。北影集中精力拍好电影,其他的人搬到另一个地方搞斗、批、改。五七干校是全党全民都要走的路,这是个大方向。搞样板戏总要付出一点代价的。”她还特地宣布了拍摄纪律:“你们在北京拍电影,由我亲自管。样板戏拍电影不许别人插手改,只有我和群众一起改。”当天夜里的会上,《智取威虎山》摄制组终于完成了全部人马的调配,北影厂终于安静下来。
《智取威虎山》摄制组迅速行动起来,首先明确谢铁骊导演、钱江摄影的身份,担当拍摄“无产阶级新型电影”的探路先锋。另两个戏,则继续筹备,等候“试验”结果。毕竟,样板戏电影是个什么样子?谢铁骊等人不清楚,江青同样心里没底。《智取威虎山》组就是要在没路的地方探出一条路来,在样板中树个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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