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新东莞》:从“世界工厂”到“工业雨林”

《“制造”新东莞》作者之一、财经研究者王千马。

近日，由东莞作协副主席吴诗娴与知名财经研究者王千马联袂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制造”新东莞》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将于8月19日在南国书香节举办新书发布会。这部作品以文学笔触浓缩了东莞制造业40余年的跌宕历程，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如何从传统农业县蜕变为全球先进制造重镇的道路，为理解中国制造业升级与城市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

“在机场多等了几小时，突然想通为啥别人贴个牌就能赚百倍差价。”琪胜鞋业创始人尹积琪的顿悟，道出了无数东莞代工企业的觉醒。书中像尹积琪这样的转型者还有很多:做保安出身的郑耀南创办“都市丽人”后发现，代工在价值链中最短；安徽老乡曾凌灿做手袋时，甚至不敢逛欧美品牌店，“怕看到自己做的产品标着天价”。这些创业者的挣扎与突破，构成了东莞从贴牌代工走向自主创新的鲜活注脚。

作为一部扎根实地的非虚构作品，作者团队历时数年开展田野调查，走访数百位亲历者，整理海量档案资料，既追溯了东莞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的诞生，记录了港资、台资集群带来的“世界工厂”盛景，更聚焦华为、OPPO、vivo等企业以技术研发重塑核心竞争力的转型突破，清晰勾勒出从代工贴牌到自主创新的完整路径。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不仅关注企业家群体，更以温情笔触记录了向莉、柳冬妩等打工者的命运起伏，让“东莞制造”的宏大叙事始终扎根于个体奋斗的土壤。

王千马坦言，最初他眼里的东莞“除了工厂还是工厂”，认知停留在“低端代工”的标签上。直到调研中发现这座城市藏着太多意外，发现其深厚的人文底蕴与超前的转型意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东莞就通过争取显像管项目、引入诺基亚等关键决策，为电子信息产业埋下伏笔；新世纪初打出的外资、城市、民营“三张牌”，更显其平衡发展的智慧。

“‘东莞制造’不仅存在于报表和数据中，更体现在每一个工厂车间、每一位劳动者的故事里。”王千马告诉南都记者。

访谈

　　“东莞容易被忽视的是‘江湖’气质”

南都:是什么契机让二位决定合作撰写一部关于东莞制造业发展的报告文学?在创作前对东莞的印象与深入调研后有哪些显著变化?

王千马:城市是中国文明的生动载体——从城市的兴衰变迁中，我们可以窥见国家命运的起伏、时代风云的变幻，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进。尤其重要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直接决定着国家发展的上限。正因如此，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的东莞，自然一直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机缘巧合的是，我结识了吴诗娴女士，她既是作家，又长期扎根东莞生活，对这座城市的变迁有着切身的体会。加上东莞市文联、文学艺术院的支持，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创作。

坦白说，在创作之初，我对东莞的认知还停留在“世界工厂”的刻板印象中——以为这里除了制造业就乏善可陈，而所谓的制造业也不过是低端代工。但随着调研的深入，我发现了东莞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人文底蕴深厚，历史上曾是闻名全国的产粮大县；为了谋求发展，东莞人毅然选择了“农村工业化”这条艰辛之路。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座城市从不回避自身短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莞人就清醒地认识到“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产业困境，并开始有意识地推动转型升级。

南都:书中提到东莞从“世界工厂”到“工业雨林”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中最打动你的关键节点是什么?书中聚焦了蔡殷宝、何思模等代表性人物，以及鳒鱼洲、松山湖等标志性区域，选取这些素材遵循了怎样的标准?

王千马:在我看来，东莞之所以能从“世界工厂”到“工业雨林”，其中之一就在于他们对“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及早反思，并予以改进。我在书里记录了几个故事，比如他们以一个县的身份，最终在群雄逐鹿的环境下，将显像管项目(CRT)给拿了下来。另外，还冒着不成功便成仁的风险，先斩后奏将诺基亚引入自己的旗下，这为自己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新世纪初，就打出了外资、城市和民营三张牌。没有外资，就没有东莞的今天。没有城市的营造和治理，就没有外资持续进入并留下。当然，没有民营，也就没有东莞可持续发展的今天。

作为一本聚焦于被“制造”改变命运的书，《“制造”新东莞》对人物的选择，首先肯定是能代表东莞现代制造业从萌芽到扎根到嫁接再到自我生长的某个阶段，或者全过程。其次，我们特别关注那些在关键转折点敢于突破常规的人物和事件。所以，我们选择了蔡殷宝，他是莞商出现在历史中第一张清晰面孔。我们也选择了怀汉新、黄建平、段永平，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春江水暖鸭先知，成了在东莞这个江湖里首批畅游的人。当然，我也关注到了王金城、陈林、尹积琪、王炳坤这样的本土力量。我们也将目光放在了何思模、苏琳这些人物身上，因为他们代表了东莞的转型升级。

我还想说的是，我们也对诸多的打工者给予一定的温情，比如曾经身为打工妹、打工仔的向莉、王馨、柳冬妩，还有做过保安的李实、郑耀南……他们在为东莞添砖加瓦的同时，也被东莞改变了命运。

在区域选择上，我们除了关注东莞的32个镇街之外，也着重描述了鳒鱼洲、松山湖还有滨海新区。鳒鱼洲从荒芜工业区到创意产业园的蜕变，体现了东莞城市更新的魄力。松山湖的打造，不仅在于东莞收获了一座新城，更拥有了发展的全新动能，无疑正是东莞产业升级的缩影。而滨海新区，则让东莞在拥有新的松山湖的同时，重回“海洋城市”……

南都:你认为哪些大众容易忽略的细节最能体现东莞的独特性?如何看待东莞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

王千马:在我看来，大众最容易忽略的，也许是东莞的“江湖”气质。一方面指的是东莞是开放的、包容的，一方面是指有着无数的江西人、湖南人和湖北人。地理相近，又有陆铁相连，让东莞成了“江湖”人士成就自己的热土。

如果说以前，东莞通过G94的修建，让自己从香港的产业转移之地，变成了环珠三角科创走廊上重要的一员，但今天随着滨海湾新区的出现，东莞在大湾区中的定位已经发生质的飞跃。我认为东莞正在成为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重要支点——向东连接深圳光明科学城，向南对接前海自贸区，向西衔接广州南沙，形成“广深莞”创新三角。特别是在先进制造领域，已形成“深圳研发+东莞制造+全球销售”的独特模式。

南都:作为一本非虚构报告文学，实地调研中有哪些采访对象或场景让你印象深刻?为获取真实素材，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王千马:我曾和诗娴商量过，要想反映东莞近几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就必须要采访足够的对象。这本书必须建立在资料的收集、文件的印证，以及现场的走访上。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尤其需要借用“别人”的“嘴巴”来说话。没有足够的采访对象，我们很难还原真实的东莞制造发展历程。为此我数次奔赴东莞，一待就是十几天。

幸运的是，通过各种方式联系的采访对象，大多都很配合我们，让我们在尽可能的方式下拥有尽可能的素材。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一些见证了东莞制造业发展的创业者，不仅向我们详细回忆创业历程，还翻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账本等实物资料。那被岁月湮没的痕迹，有些已经难以辨认，但让我们欣喜若狂。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抱着某种“警惕”，不愿意接受采访，或敞开心扉。特别是涉及产业转移、劳资关系等敏感话题时。我们总是用真诚去打动他们。有一次采访一家电子代工企业，前后联系了5次，最终通过其供应商的引荐才获得机会。有时一个采访需要辗转通过三四层关系才能促成，但正是这种“六度空间”的社交网络，体现了东莞制造业生态的紧密联系。

另外，在东莞走访的另一个显性难题，就是东莞至今还是一个“一线”城市——到2025年年底差不多才有新的地铁线开通，所以来回奔波，需要利用多种交通组合形式。我们经常早上在长安镇采访完手机产业链，下午就要赶到大朗镇了解毛织产业，晚上还要回到市区整理资料。最紧张的一次，一天之内跑了4个镇街。但是我相信，东莞的建设会越来越好。随着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的完善，未来研究东莞制造将更加便捷。这种实地走访的艰辛，反而让我们对“东莞制造”有了更立体、更深入的理解。

南都:对于希望了解中国制造业发展或城市转型的读者，你最希望他们从书中获得什么?后续是否会继续关注东莞以外其他制造业城市的发展?

王千马:我最希望读者能从书中获得三个维度的启示:第一是理解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底层逻辑——东莞从“三来一补”起步，到如今培育出OPPO、vivo等自主品牌，展现了产业升级的完整路径；第二是把握城市转型的关键要素，比如如何平衡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如何处理产业升级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第三是在承认能人巨大引领作用的同时，感受普通劳动者的奋斗故事，正是千千万万产业工人的汗水，铸就了“东莞制造”的金字招牌。

未来的我们，还将关注东莞乃至整个大湾区的持续进化。特别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东莞在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中的枢纽作用将更加凸显。当然，中国有着无数发展路径，值得我们四处去看看。比如重点关注长三角的苏州、成渝地区的重庆等制造业重镇，希望通过比较研究，提炼出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共性规律和特色路径。每个城市都是一本打开的书，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读懂这些城市故事背后的中国方案。

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