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陶铸要求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毛主席：够了，已经够多了

1962年，初春，北京。“陶铸同志，你先坐下。”毛主席抬起手，示意正准备起立发言的陶铸，“关于广东的问题，你的检讨，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告一段落了？”会议室里很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位中南局第一书记身上。这已经不是陶铸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主动要求作深刻检告了，他那股子执拗劲儿，让在场的老战友们既熟悉又感慨。

熟悉，是因为陶铸的这股劲儿，大家见得太多了。早在1932年，红一军团攻下漳州，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陶铸就风风火火地跑来汇报工作，张口就要两个连的枪支。当时部队自己都缺枪少弹，聂荣臻元帅他们犯了难。陶铸不了解情况，当场就抱怨起来，那股子直来直去的劲头，让毛主席都印象深刻，后来评价他：“是头牛！”这头“牛”，脾气是倔，但干起革命工作来，也是一股子冲劲。他能带人破狱救同志，也能在自己身陷囹圄时，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不屑一顾。

这股“牛劲”，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1949年，广西匪患严重，毛主席一封急电，要他半年内肃清。陶铸二话不说，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只带一个警卫班就奔赴前线。当时广西十几万土匪盘踞山林，局面极其复杂。一些地方搞“宽大无边”，结果放走的土匪转头就报复群众，工作陷入僵局。陶铸一到，立马纠偏，集中兵力，该打的坚决打，该剿的彻底剿，软硬兼施，硬是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广西的社会秩序迅速安定。

紧接着，他又被一通电话叫到了广东，负责棘手的土改工作。广东的情况特殊，宗族势力盘根错错节，工作难度极大。陶铸还是老办法，扎到基层去。他调集全省一半的干部，实行扎根串联，把政策精神直接带到田间地头。不到一年，广东全省的土改就宣告胜利完成。他的工作方法，就是快、准、狠，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耕牛，哪里最需要开垦，他就出现在哪里，埋头苦干。

不得不说，陶铸对农业有种特殊的感情。1953年，全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心都在工业上。可陶铸却坚持认为，广东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必须把农村工作放在首位。广东虽是农业大省，历史上却长期缺粮，解放后每年还得从外省调粮。他深知，老百姓的饭碗问题，是天大的事。在广东的十五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全省一百零八个市县中的一百零五个，每到一个村子，都是自己步行进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半点架子。可以说，广东哪块地能产多少粮食，他心里有本清清楚楚的账。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实干家，也终究没能完全抵挡住那个特殊年代的狂热风潮。当“亩产万斤”的消息从报纸上传来时，起初陶铸是不信的。可随着这股风越刮越猛，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一向实事求是的广东，在指标上反而成了“落后分子”。那种无形的压力，试想一下，即便是冷静的头脑，也难免会发热。最终，陶铸也下达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了完成任务，广东各地开始搞不科学的密植，各种“奇迹”见诸报端。

遗憾的是，现实很快就给了响亮的一记耳光。1959年和1960年，广东粮食连续两年大幅减产。最初，头脑发热的陶铸还认为是下面有人“瞒产”，甚至亲自带队到东莞搞反“瞒产”运动。在大会上，当所有干部都顺着风向说丰收时，只有一位叫袁溥之的老党员说了真话，指出存在减产问题。当时，陶铸还当场批评了他。这是一个让人心痛的插曲，也恰恰说明了当时的环境对一个人的判断力有多大的影响。

当基层群众缺粮的问题再也掩盖不住时，严峻的现实如同当头一盆冷水，让陶铸瞬间清醒了过来。他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这位素来雷厉风行的书记，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决定亲自下去搞调查。他再次来到东莞，一到地方就脱下鞋袜，卷起裤腿，拿起锄头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起初，农民们还有顾虑，不敢说实话。陶铸见状，就坦诚地对大家说：“怎么？你们对我还不敢讲真话？”

看到省委书记如此随和，毫无官气，老乡们的戒备心很快就消除了，你一言我一语地把真实情况都说了出来。当听到有人因为吃不饱饭在地里晕倒时，陶铸的眼圈红了，他当即指示给那位农民送去二十斤大米，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惭愧地说道：“搞成这个样子，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对不起大家啊！”这一刻，他不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书记，而是一个为自己失误而痛心疾首的普通党员。

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后，陶铸立刻给中央写了详尽的报告，毫不避讳地陈述了基层的真实困境，并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中央高度肯定了这份报告，并将其中的改进办法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此后，陶铸不仅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检讨文章，还特意找到当初被他批评过的袁溥之，当面诚恳道歉。他的“牛脾气”，在承认错误这件事上，表现得同样倔强和彻底。

这也就回到了1962年北京会议上的那一幕。因为那次沉痛的教训，陶铸把检讨和反省刻进了骨子里。他是全国省委书记里，最早一个就“浮夸风”问题公开作自我批评的。此后，但凡有合适的场合，他总要再提一提，再检讨一番，生怕自己和大家忘了那个教训。所以，当毛主席说出那句“够了，已经够多了”的时候，这不仅是在阻止他继续检讨，更是一种肯定和宽慰。这番话里，既有对一位老战友性格的了解，也包含了对他敢于直面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的赞许。

一个人的品格，不仅体现在顺境中的建功立业，更体现在逆境中的反思与担当。陶铸的这次深刻纠错，让他对广东的农业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他和全省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广东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了196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了200多亿斤，比建国初期翻了一番。曾经的“缺粮省”，不但实现了粮食自给，每年还能调出十亿斤大米支援全国。这头“党内的牛”，最终还是用他那股执拗的实干精神，在南粤大地上犁出了一片丰收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