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写错一个字，秘书把草稿纸珍藏60年，如今已是天价

“主席，这……这字写漏了，就不要了吗？”1959年的一个午后，高智看着眼前这张即将被揉掉的宣纸，轻声问道。

那是一张练习书法的草稿纸，墨香未散。毛主席刚刚挥毫写下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笔走龙蛇，气势磅礴。可写到“秦时明月汉时关”时，或许是思绪飘远，竟不慎漏掉了一个“关”字。在主席自己看来，这无疑是一张废纸，随手就要搁置一旁。然而，正是这张“废纸”，却被他的机要秘书高智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请求收下，并珍藏了整整六十年。

一张写漏了字的废纸，何以值得如此郑重对待？要理解这背后的深情，就必须先了解高智这个人，以及他与主席之间那段非同寻常的岁月。

高智，这个名字在毛主席身边的四大秘书中或许不那么响亮，但他扮演的角色却举足轻重。1944年，年仅16岁的高智在陕北的绥德加入了革命队伍，次年便被调往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他最早接触的就是保密教育和译电业务，这些经历为他日后成为中枢核心的机要人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1953年初，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找到他，正式通知他调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

机要秘书的工作，远非旁人想象的端茶倒水、整理文件那般简单。它的核心在于“筛选”。每天，雪片般的电报、信件和文件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高智的职责，就是在这信息的海洋中，为主席这位“船长”筛选出最关键的航图，确保他能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最紧要的国事决策之中。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敏锐度和绝对的忠诚。

说起高智的心思缜密，有件小事不得不提。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席外出的座驾还是苏联赠送的吉姆牌防弹轿车。这种车为了安全，车门厚重，玻璃防弹。每次陪同外出，高智都有一个固定的坐姿：侧着身子，紧靠着前排的车门。这个看似别扭的姿势，其实藏着三重考虑。其一，万一有突发状况，他能第一时间转身，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道屏障。其二，方便随时回头与主席交流，记下指示。而最让人动容的是第三点，这样坐，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自己身体的遮挡，不影响后排主席透过前挡风玻璃看外面的世界。

这不仅是工作规程，更近乎一种本能。一种将领袖的安全和舒适置于自己之上，融入到每一个细节中的本能。试想一下，长年累月保持这样的姿态，没有发自内心的敬爱与责任感，是断然无法坚持的。

然而，相聚总有别离。1962年，出于培养干部、让他们到地方接受锻炼的考虑，毛主席身边的一批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熟知的卫士长李银桥，以及秘书高智，都被安排调离。离别之际，主席特意与高智合影留念，那张照片，定格了他们之间最后的工作交集。此后，高智带着家人远赴陕西，在西安和延安的岗位上继续为人民服务。

物理上的距离拉远了，但心中的思念却从未停止。在北京时，高智经手的任何主席手稿、批示，按规定都必须全部归档，片纸不留。纪律是铁的。也正因如此，当年那张偶然得到的、写漏了字的《出塞》草稿，便成了他唯一的念想。他把这张“废纸”小心地托裱起来，挂在自己房间的墙上。这一挂，就是大半辈子。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的书法作品在今天早已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他晚年赠予陪读老师的几个铅笔字，曾拍出六百多万的高价；几枚亲笔签名，也在拍卖会上以近百万成交。按照这个标准，高智手中这幅尺幅不小、且有完整诗句的墨宝，其市场价值无疑是“天价”。

但对高智而言，这张纸的价值，从来就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承载的，是一段特殊的革命情谊，是一个伟大人物在紧张工作之余，流露出的一丝寻常人的随性与不经意。那个漏掉的“关”字，非但不是瑕疵，反而让这份墨宝变得独一无二，充满了人情味和历史的温度。它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忠诚秘书对领袖的无限景仰，也见证了那段在中南海红墙内，于无声处见真章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