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与中国重逢，茅奖得主徐则臣《域外故事集》上海书展首发

8月16日下午，茅盾文学奖得主、《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最新作品《域外故事集》首发暨分享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本书作者徐则臣与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阿来，以及作家、翻译家黄昱宁围绕“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与中国重逢”这一主题展开分享。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章朝阳为活动致辞，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副总编辑陆志宙等出席。

《域外故事集》是作家徐则臣历经十五年淬炼的最新力作。作品以十篇域外题材小说，集中展现美国、智利、白俄罗斯、德国、乌拉圭等世界各地风土人情与奇谭故事。徐则臣灵活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间，接续《聊斋志异》和唐传奇以降的中国古典传统，以魔幻现实笔法将孤独、身份、乡愁与追求的主题融汇在一起，探讨不同文明的碰撞摩擦与交流对话。

十篇故事，九国奇谭，跨文化书写里程碑之作

《域外故事集》的创作是一场漫长的文学远征。早在2010年，徐则臣已创作《古斯特城堡》《去波恩》两篇，后因《耶路撒冷》《北上》等长篇创作而暂时搁置。直至2020年，特殊的居家时期让他重拾这一主题，最终完成了这部“延宕十五年”的作品。

从运河故事到全球视野，地理空间的真实质感始终是徐则臣作品的基石。他曾在德国、白俄罗斯、智利、美国等二十多个国家驻留，积累了丰富的跨文化体验。在德国，他实地考察的见闻催生了《去波恩》：火车上混血女孩安雅与中国人的沟通交流、留学生借母语宣泄乡愁的细节，均源自他对跨文化体验的微观捕捉。在白俄罗斯，其冰河独钓的亲身观察被提炼为《斯维斯拉齐河在天上流淌》的核心意象，寒冽自然环境中的孤独垂钓者，既是移民身份疏离的写照，亦成为文化隔阂的诗意载体。

一个故事呈现一个国家，是徐则臣的精心设定，“我希望把在各国认识的风物、人情、地理、人文相关的东西，尤其是与中国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浓缩到一篇小说里，从而给读者呈现出更强烈的对比感与差异性。”

这种根植于细节的跨国书写，正如章朝阳在致辞中介绍道：“徐则臣的文学魅力，在于其根植本土的深厚与面向世界的开放。无论背景如何，其故事内核探讨的始终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困境——关于迁徙与安顿、传统与现代的撕扯、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

阿来指出，《域外故事集》半真半假的特点极大地激发了读者对叙事界限的好奇心。通过回想自身的旅行经历，阿来发现与书中的背景高度重合，“同样的出发地、同样的目的地，为什么火车上这些事情我就遇不到？为什么奇遇都跑到这本书里了？”他认为，这种创作恰好揭示了小说的核心价值，“这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无数可能性，让我们再来想象这种可能性。”

从作品文学价值的角度，阿来认为《域外故事集》有力反驳了中国当代文学创新停滞的观点。“过去我们过分地炫技，直接照搬外国叙事的观念和形式；而今天我们的小说在拓展，也在内化。即便是外国题材的内容，也深深扎根于中国叙事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自己非常喜欢《域外故事集》。”对徐则臣在小说叙事空间与形式创新上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带来的成功，阿来表示，“作为同行，我非常高兴。”

异域故事的中国重生，将金字塔的废墟写出狐气

作为徐则臣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之作，《域外故事集》既延续了作者对跨文化命题的深刻理解，又以叙事实验和全球视野刷新了当代文学的表达维度。正如评论家季亚娅指出：“他（徐则臣）把金字塔的废墟写出了狐气。在胡安·鲁尔福的土地上，完成了一次蒲松龄式的开场。”徐则臣表示：“我希望能够将《聊斋》里那种穿越的、人鬼之间的、阴阳两界可以迅速弥合的那种写作手法，应用于现代语境下不同文化、不同人种的碰撞与融合中。”

书中《玛雅人面具》一篇，故事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者“我”在玛雅遗址奇琴伊察偶遇一位名为胡安的玛雅面具匠人。胡安面容酷似中国人，其手工雕刻的面具技艺精湛，令“我”联想到自己木匠世家的家族记忆。胡安引导“我”探访一处隐匿于雨林深处的无名金字塔，并用玛雅古语高呼“我所见者高万仞，我所思兮在天涯”。归国后录像显示其身影离奇消失，唯余风声、人声……这一超现实事件揭开了家族秘史，父亲认出面具雕刻手法与失踪五十年的二叔如出一辙，陌生玛雅语更与二叔的怒吼完全吻合，小说由此交织双线悬疑。

阿来对这种融合表示高度评价。在他看来，《域外故事集》让他想起了《聊斋》《阅微草堂笔记》这类志怪小说的写作方法，“刚打开书，我以为封面上的几个关键词在骗人。但读到300字、600字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一种诡异的气氛出现，富有中国志怪传统的独特味道开始飘逸出来。”他特别欣赏徐则臣在《域外故事集》中所采用的叙事技巧：自然设置又巧妙消解悬念、反俗套制造奇异感，“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故意制造气氛，但气氛已经存在；没有设置重重悬念，但悬念已然形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的写法。”

黄昱宁则指出，《玛雅人面具》这篇小说令她印象极为深刻，“玛雅人的面具背后好像仿佛能看到中国人的脸，我觉得每个人读完都将难以忘记这张面具。”在她看来，在异域文化背景的载体上看到中国面孔的这种设定，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在《紫金洞》里，矿石折射出一个中国人的脸，这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幕。”

全球化视野下的普遍孤独与身份焦虑

徐则臣被誉为“70后作家的光荣”，多年来，他的创作根系深深扎入中国经验的土壤，无论是对底层青年挣扎的刻画，还是对运河故乡时空肌理的挖掘，都折射出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以及将个体命运熔铸于国家历史的决心。

带着这份从中国沃土汲取的养分，徐则臣笔下的人物与视角开始了“到世界去”的探索，《域外故事集》又完成了从“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的空间转向。

虽然《域外故事集》涉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宏大主题，但徐则臣始终认为小说应提供小说才能提供的东西，“其实细节是最微妙的那种东西。”“当中国人见到乌拉圭人，双方举手投足间的细小差异，足以让读者看到两种文化的不同。我可能不会直接说明中国人和乌拉圭人各自的文化立场；我就把细节言行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感受。”

在他看来，一个小说家的深刻或博学，在于其构建的可阐释的空间中：不是某些金光闪闪的结论或者深刻的判断，而是体现为有效融入了作家想法的细节上；一个转身、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能够使读者从各自文化背景和生命体验中各取所需。“在写作过程中，我会把抽象的、明确的结论掰碎、揉开，像盐溶于水一样，融到人物的形象里，融入故事的细节中。”

黄昱宁表示，作为写作者，她同样会关注徐则臣作品的技术层面，但她更聚焦于《域外故事集》所聚焦的主题——“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与中国重逢”。她观察到，书里的人物，超过一半是在异域遇到的中国人。“这些故事分开来看是一个感觉，放在一起以后，就会得出一些关于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的总体印象。”她以《斯维斯拉齐河在天上流淌》这一篇为例，“这个故事真的非常神奇。在这么短的篇幅内，作者如穿墙而过一般穿透现实与故事，每一节的人称都在变化，最后抵达一个内核。戏剧性非常强，唯有进入最内层的视角才能理解这个故事。”

对于徐则臣以细节观察世界的方式，阿来表示非常钦佩。阿来说，自己出国时抱着强烈愿望，“想看到美国、德国等国家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想要体验异国他乡不同的文化，想要看世界的多样性。”回忆起在智利火地岛的经历，他为了避开中餐选择吃羊驼烤排，但最终意识到即便在遥远他乡，中国的影响也渗透于生活细节中，“到处都是中国的影子，这点在当代尤为明显。”他还以白俄罗斯旅行中摔倒的囧事为例，半开玩笑地表示若当时能更敏锐观察，或许能从中提炼出文学素材，“现在后悔也晚了。将来再去域外，要多发现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更是无处不在了。”

对此，徐则臣表示自己是从经典文本中汲取而来的灵感。在《变形记》中，卡夫卡直接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并通过甲虫生活的扎实细节让读者不再纠结为何变形的问题，而是接受这种设定与逻辑。这让徐则臣开始尝试，“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也虚构了一位名叫‘林慧聪’的人。最后用足够扎实的细节，让他从虚构变成了真实存在。”透过林慧聪的视角，仿佛能够看到他在白俄罗斯冰湖上遇到的独钓者，“那个人就坐在冰天雪地里，特别孤独，但又特别笃定、安稳，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节与画面”。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