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 | 21世纪是加速主义的世纪

21世纪是加速主义的世纪

文｜丁耘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为丁耘教授“当代哲学的危与机”讲座实录。

2025年5月28日晚，中山大学哲学系2024级研究生“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四讲于锡昌堂103室举行。本场讲座主题为“当代哲学的危与机”，由丁耘教授担任主讲，陈少明教授负责主持，哲学系众多师生参与其中。

丁耘教授主讲

陈少明教授主持

作为导引，丁耘教授先对系列讲座的标题“哲学前沿”作出独到的诠释，引出了本次讲座加速主义与人工智能的主题。任何时代的哲学前沿都是和当时历史经验相互激发的产物，哲学和当时历史相互摩荡的最有表现力的领域就是当代。本世纪以来的整段历史可概括为加速主义。整个人文学科的学者们都饱受这种刺激，甚至处于溃败的心态中。亚里士多德在讲述人类努斯如何把握普遍概念时作了一个鲜活的比喻：一队溃败的士兵中必须有第一个人先停下来，后面的人才能跟着停下来，以重组队列。在人类努斯（或智能）理解人工智能时，如果人文学科想要定下来，那么哲学理应是在第一排立住的士兵。

本次讲座旨在运用哲学概念回应最新经验以应对当代危机，但概念和经验的关系并不简单。根据彼得·斯洛特戴克的看法，如“资本”“世界体系”等辅助性概念是回应全球化的理论概念，但并未上升到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标识性概念。丁耘教授由此区分了三重概念内涵：相互中介的语言和经验、理论性的标识性概念与哲学性的标识性概念。哲学史本就是不断发生危机的历史。面对危机，哲学通过传承的概念处理断裂中的新的经验。这些概念都与其词源存在若即若离的联系，在不断回应危机的过程中完成转化。对于哲学而言，每个经验既有崭新的特质，又可被旧的概念（Begriff）抓住（greifen）。一旦陌生的经验被命名，其异质的力量就便消解大半。

在此基础上，丁耘教授又提炼出本次讲座的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如何在当前认识新经验的内容？

第二，如何在方法论上重新思考概念和经验的一般关系？

第三，如何在哲学上把握当前的经验？我们先用概念把握经验，继而进一步发问。

讲座现场

01

现代世界的“标识性概念”难题

在丁耘教授看来，现代历史可以分为四阶段，而哲学的繁荣集中在前两阶段：（1）从19世纪末至两次世界大战间；（2）冷战时期；（3）冷战结束后；（4）2008年到至今。第一阶段，现象学和尼采哲学学院化，西方形而上学史在海德格尔阐释中辉煌终结。冷战时期，海德格尔思想进入晚期，当代法国哲学兴起。同时，科学技术哲学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皆是对时代的回应。然而，冷战结束后至今，“标识性哲学概念”停留在前两阶段，或仍处于前哲学的理论状态。冷战结束后，理论反思集中在“文明冲突”“历史的终结”“全球化”或者“后现代”等议题。彼时互联网尚未成为讨论的焦点，仅有“信息高速公路”“ANT理论”等观点。2008年后，现实的动荡促使理论界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回应。“逆全球化”“加速主义”“人工智能”等议题进入讨论视野。

左翼加速主义者的《加速主义宣言》在2018年译介至中文学界，却未受到足够重视。当前美国政府班底的群众基础多为年轻保守派，其理论依据包含了右翼加速主义，其思想谱系可追溯到尼克·兰德（Nick Land）。右翼加速主义主张可概括为：（1）全力支持加速技术发展；（2）主张技术寡头统治；（3）伦理上坚持保守主义，回击左翼平等、多元、包容的政治正确。左翼加速主义则视共产主义为伦理理想，冀望资本主义加速灭亡。因此，加速主义可置于三套历史-政治-哲学框架（西方左翼、西方右翼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中审视。欧洲近年在发展技术方面明显滞后，因其框架偏左，过度强调监管。吊诡的是，传统左右翼议题在当代发生交换与综合：传统右翼不主张技术进步，但右翼加速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欧洲左翼却在环保、技术开发等议题上与传统保守派态度一致。

人工智能发展是加速主义的主张之一，对其突破奇点的恐惧已成为普遍的伦理学问题意识。我们忧虑人工智能发展成超级人工智能——非合作主体而是类神的存在。对陌生力量担忧实为末世情结的投射。基督教末日审判的上帝尚具爱和正义，但是奇点后的无限力量很难确保此特质。另一重焦虑来自机器取代人类劳动后的生存困境：若人类依赖社会福利维持消费，根本的生存方式将发生巨变。人类行动的基本驱力源于苦乐机制，成就感来自劳动收获或者适度的努力感。末日不是毁灭，而是无所事事与沉闷无聊。末人的生活方式从未像现在迫近过。

面对此境，哲学的工作不在建言，而在彻底的反思。哲学家固可参加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工作，但这已溢出纯粹哲学的范畴。当前应追问技术本质、支撑技术的思潮框架，预见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后果，尤其是广义“后果”中制衡技术及其困难。

因此，冷战结束至今的历史经验尚未充分地哲学化。虽然战后法国哲学创造大量新术语，敏锐之余亦含大量泡沫成分。我们宜持中道的立场：以最传统的哲学概念抓住经验、表达问题。这涉及到根本的方法论问题——如何将经验转化为可以资反思经验的概念表达。

02

对经验的还原

回顾完当今历史与哲学的境况后，丁耘教授转入现象学方法的探讨。他指出大语言模型和人类本质区别在于缺乏经验，仅具对经验的符号表达，而经验是体验和被表达性的统一。经验同时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有限性体现为个体观察和语言表达，而经验性则显示于经验预示的开放维度。陈寅恪先生“说有易，说无难”的洞见揭示：说“无”是普遍论述，诉诸全体可能的经验，而无人能经验全体，只是经验预示了无限开放性。“在世界中”就是敞开性，世界是敞开性的条件。经验向如下方面敞开：（1）向其他经验表达;（2）向着他人的经验；（2）向自己的未来经验；（4）向着概念敞开。最重要的是经验向情景敞开，经验中的意义（Sinn）在本质还原中成为含义（Bedeutung）。含义和意义的差别在于前者统一，而后者依附情境和场景。

丁耘教授继而提出了逆-本质还原，将本质还原至经验现象，把意义还原到情境。此乃自然智能相较人工智能不可剥夺的领域。生活要义不在艾多斯（Eidos），而是其呈现的事实和情境。比如，红本质可显现在面色红润、花朵艳红、朝霞瑞霭的红、黑夜中少女红衣、白墙血迹等情境。本质还原把握到的是含义上同一的“红”本身，人工智能易把握符号化的红。但它们都却难以把握到后两例中的诡谲情境。不过现象学仍然保留着向原初经验情境开放的维度。逆-本质还原就是以现象学的方式重新打开概念向可能经验敞开的维度。

经验即概念作用，但概念在经验中运作与在自身中运作迥异。持“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命题者，见黑天鹅可得到“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结论，亦可诡辩“所谓的‘黑天鹅’不是天鹅”。此谬误源于将颜色视为定义的一部分或者固有属性，而在经验到黑天鹅时，我们必然已在经验之前认定颜色为偶性。这显示概念先天地约束经验，前经验的概念认知或允许或阻止概念形成。自由变更方法表明，经验之前我们已预设经验可变更的非本质方面。经验与概念的交互关系由此显现：无概念作用则无经验，无经验则难察概念作用。

技术革新带来的新经验挑战了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经验中可变更维度和技术创新的想象力密切相关。当基因编辑突破物种限制时，原属偶性的特征亦可影响本质。另一方面，“在之内”原指物理上的“在之内”，今又衍生信息、法权认证等维度。这要求本质还原拓展至到法权关系、生产关系等现象学兴起时未曾注意到的领域。海德格尔在解读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时指出，“人是城邦的动物”在当时等价于“人是读报纸的动物”。如今报纸式微，甚至电视、收音机等替代用具也逐渐淡出生活的视野，但是其功能以高级形态延续。新本质扬弃旧本质却未使之失效。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著名的洞喻中，洞穴底部各种各样的影像从未过时，我们的手机正充斥此类影像。举假人假兽者则化身为算法。古老隐喻与当今技术仍然本质统一。

03

经验的奇点

丁耘教授从现象学方法回归技术现实与无限者的探讨，进一步在哲学上把握当今的经验。他首先提出了“经验奇点”概念。数学、物理与技术上的奇点共性在于某一方式上的无限者。经验奇点意味着我们在生活世界中可以遭遇到不同含义的无限者，而非只能在理性中以概念把握。无限者体现为极大、极快、极拥挤乃至“极大丰富、永不枯竭”甚至“人的永生”等可能到来的基于技术发展的体验，此技术幻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如今我们已把这些幻想当作必将实现的技术现实。技术对古典生活世界根本改变，乃至破坏，在于缩小空间距离，让远方的遐想荡然无存。经验奇点昭示无限者在现象界显现。不同于康德第三批判中对崇高者的经验，当今经验倾向于物品增值、世界收缩、场景固化，这些经验与既往历史彻底断裂。技术研发者多为科幻迷，他们严肃的将天马行空的幻想化为社会现实，且掌握雄厚资金与权力（包括话语权、教育权）。未来生活世界不再以地球甚至人类为中心：《流浪地球》本质上视地球为飞船，而非大地。《三体》想象了逃离地球而因而其成员不再是人类的舰队，这类假想倒向了万物平等的观念。技术加速主义正从各种科学幻想和理论幻想中汲取灵感。

接着，丁耘教授有关智能做了一些辨析。“人工智能”之“人工”（artificial）即技艺（τέχνη）。首先，“智能”（intelligence）前加上了技艺的修饰语，意味着它是被制作的智能。其次，“人工通用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意味着没有“人工”，“通用智能”也能够成立。超级人工智能可再造智能，那么被制作的智能仍称AI，却已非“人工”智能。这只是技术上的可行性，而哲学在此的目的在于认识通用人工智能。然后，“智能体”（agent）是行动的机体、代理或主体。目前技术研发的倾向是把智能体当作工具或设备。但当手机和互联网融为一体，它们逐渐成为假肢意义上的器官。这些发明成为了人类的外置大脑，在脑机接口等技术下正在器官化，甚至变成了控制我们这些小主体的大主体。最后，机器人远称不上是硅基生命，却完全是硅基劳动力。机器人产业消弭产品和劳动力的界限。劳动力就其本质而言无需家庭，因为家庭只是让劳动力得以休息和再生成的场所。技术发展正冲击传统伦理。但值得深思的是，资本仍需碳基生命传承。

当今基本情绪不是哲学的惊异（θαυμάζειν），而是对无限性的猜度（Ahnung）。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中指出，哲学新端的情绪转为对恶果的恐慌性猜度。眼下猜度集于超级人工智能的无限的力量，其开端源远流长。笛卡尔早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已设想了世界的创造者是无所不能的力量，他无法确定这种力量是善还是恶，并试图对之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测试。此思想脉络经普特南的“缸中之脑”与《黑客帝国》，延续到我们对控制现象世界之无限力量的猜度。

结语部分，丁耘教授指出当代知识型（epistēmē）是统计学，伦理型（Ethikē）是神学。我们无法以人际关系设想超级人工智能。所有人机合作皆显幼稚——面对无限力量的主体，人类唯用价值观规训之。我们将各种宗教理想投射到人工智能，文明冲突与诸神之争在此再度上演。中华文明传统中的“天”被设想为至善可信者，而笛卡尔普遍怀疑中的上帝是神秘莫测的。无限力量若有规律，则非无限。这种经验对中国人较为陌生，但西方人以一神教信仰经验抵达了无限力量。在他们的理解中，上帝只是可畏，不会依人间善恶施报。然而，超级人工智既无基督教的恩典约束，也无青年黑格尔式的爱之限定。丁耘教授感慨：人类远远没有意识到应当学会以某种方式驯服无限的力量，使其眷爱在其眼中宛若无物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