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个英国记者留守南京，写下了日军糟蹋妇女的暴行

1937年，南京沦陷那天，日军带来的不是军纪，是灾厄。一支钢笔没能救下尸横遍地，却记住了比炸弹更残忍的事。一个英国记者留下，用纸和墨，写下一座城市的血与耻。

一支钢笔，换来一段血泪记忆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这一年，英籍记者弗兰克·德丁做了一个决定：留下。他不是战地指挥，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军医，而是一个随身只带笔、纸和一架照相机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

这场决定始于12月12日。这天清晨，日军攻入南京主城区，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先后失守。傍晚，枪声延烧至南京西北的鼓楼区。德丁的寓所临近鼓楼，距离日军推进方向不足五公里。他清楚，一旦主力撤离，这里将变成“灰烬和骨灰的堆叠地”。

和他一同留下的，还有十几名西方侨民。他们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法将妇女儿童集中转移至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等“安全屋”。

安全区范围划定在城区中心一片不到5平方公里的地带，而此时的南京，全城范围超过400平方公里。这种比例，就像是拿盏酒杯盖火山口。

12月14日清晨，德丁第一次走上街头记录。他在日记中写道：“街上尸体躺得密不透风……三十米一堆，像被收割的稻草。”当他走到中山东路时，看见两个中国妇女被拖进一个日军岗哨。两个小时后，他又见到这两个妇女，一个瘫倒在地，另一个浑身血污，衣不蔽体。

他没有靠近，但他记录了地点、时间、人数、服饰和部队编号。

德丁的“记录法”近乎机械：每一件目击事件后，他会拿出事先准备的记录纸，标明经纬坐标、军队位置、尸体分布、受害人性别年龄估计，再绘制现场草图。这种方式后来被用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的呈堂证据。

而这天，仅在南京城南的太平路和珠江路之间的6条街区内，他记录了13起强奸事件，受害者年龄最小仅10岁。

德丁没有摄影助手，他只能等天黑用胶卷拍下日军哨卡，凭借灯影和月光，捕捉制服的细节。他拍下一位20岁上下的女性尸体，倒在破败的窗框里，腿部有撕裂伤，尸体旁是一只遗落的军靴。这个画面，在他12月19日写给伦敦总部的电报中，被称为“人间最低的凄惨”。

此后四天，德丁“每日步行9小时，记录至少15起女性受害事件，平均每公里5具女性遗体，多为裸露，严重创伤”。

他的每一张记录卡上，印着“国际委员会观察员记录专用”，却被他换上了自己的签名。他在笔记里写道：“这些不是战事，它们甚至不配被称为暴力，它们是残骸，是压在人心上的哀号。”

白天炸城，晚上强暴

弗兰克·德丁在南京留下时，上海、汉口等地的各国媒体记者正陆续撤离。英国驻汉口外交处于12月16日正式发电，要求所有英国记者“限期撤出南京，避免身份失控”。德丁回电三个字：“我不走。”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我走了，那么南京就只有尸体留下。”

从12月17日起，他不再只是记录者。他主动联系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成为观察组义务调查员，主要负责南京鼓楼以南片区的暴行登记。该区域包含太平门、新街口、石鼓路、长江路一带，是市中心人口密集区域，也是妇女受害最多的地带。

12月19日夜间，他亲眼目睹一起现场强奸事件。他的笔记里记道：“一家四口，两女两男。母女当场被拖入灶房。军人不满15分钟后离开。母尸横卧火炉边，女尸赤裸，体表刺伤十余处。”

他没有惊动尸体，第一时间是测量距离。屋门至尸体之间6.4米，厨房宽1.7米，火炉边有斑点血迹，门口残留军用皮靴泥印。之后，他将此记录作为样本提交给国际委员会。该事件被详细记录，并由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协助核实。

德丁在12月21日的笔记中写道：“南京没有防线，日军也不需要借口。他们只是在寻找一切可以羞辱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城市本身。”

12月22日，他抵达中山北路一带，记录另一事件：三名中国妇女被日军当街脱衣，吊挂路灯柱上。附近居民被迫围观。其后两人被割喉，一人重伤逃出，后由国际安全区转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医院治疗。她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少数的“存活证人”。

德丁通过她的口述，写下三页手写证词：时间为当日午后两点，地点在中山北路与成贤街交界，施暴者来自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编号无法确认，受害人年龄27岁。

德丁在信中写道：“日本兵进入南京的第十天，尸体与废墟之间，没有一道法律，也没有一个避风角落，能留给妇女遮身。”这句话，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战争记者史上的废墟诗句”。

这不是战争，是人祸

1938年1月，南京的冬天没有下雪，但风寒胜雪。日军已经控制大局，南京安全区也渐渐“形式存在”。弗兰克·德丁是当时唯一仍在每日街头记录的英国记者。

1月4日，他前往玄武湖东南边缘的鸡鸣寺区域。这里不属于原定安全区范围，更多是无家可归者的临时藏身地。一天时间内，他目睹两起屠杀妇女后毁尸灭迹的事件。第二起事件中，两名妇女尸体被就地焚毁，灰烬仍带有衣物碎片与头发。

他将此归档，并特意标注：“这是我记录南京的第二十三天。我只写事实，但每一行字都像在活埋良知。”

德丁在1月5日那天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你问南京最难看的是什么？我会说，是男人看见强奸时低头，是有人对妇女说‘她只是中国人’。”

他在这封信中提到，自己在南京“没有一个中国朋友”。但每天，有无数无名妇女被拖拽进“不是战壕的沟壑”，有士兵将衣服剪开、在脸上划字、在身上烙印。而他能做的，是站在100米外的阴影里，记录下这一切。

1938年1月7日，他把所有记录打包交给德国记者拉贝，由后者交给金陵大学的密电员，通过德意外交通道送出南京。这一批资料在半年后被转送至《泰晤士报》编辑部，并于1938年7月在英国下议院公开阅读。这成为英国首次在国会正式认定南京日军暴行的证据。

后来东京审判期间，德丁的档案被定性为“直接证据”。其中有关南京女性的20份记录，最终被用作第2000号检控文件，完整入录审判公报。

弗兰克·德丁本人，从未回过南京。他一生写下的最长一篇文章，不是战地报道，是他的日记。他在封面写道：“我没有让南京沉默，我只是让人类记住耻辱。”

参考资料

抗战期间《泰晤士报》记录的日军南京暴行. 红色文化网.2017-12-14

他者之镜：西方记者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汗八里文艺之声.2025.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