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南京压根就没有30万人，上哪杀30万去？

日本军部法西斯，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势力。纵观整个人类文明，没有哪个势力，能比日本军部法西斯还野蛮，还残酷的。

甚至是德国纳粹的忠诚党员，这个曾经大肆屠杀犹太人的邪恶党派，都在指责日本人的暴行。

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一位纳粹外交官叫约翰·拉贝，他在南京设立了安全区，救下了无数中国人。从一个忠诚纳粹党员的角度，他都忍不住痛斥日本军队：“你们也太下作了，你们日本人的所作所为，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报纸将其称为“千载光辉，南京入城盛仪”。随后开展了为期六周“不封刀”大屠杀。我虽然不认识日语，但是图片中的字大概还可以看出是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根据不同渠道统计，这场屠杀的遇难人数大约30万多一点。但在南京纪念馆的“遇难者名单墙”上，我们只能刻下一个30万的数字作为纪念碑。

这个以“十万”为单位的统计，始终是我们中华民族心头的隐痛，它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惭愧。

这个数字它应该精确到个位数，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都应该被历史记住。可遗憾的是，我们做不到。

如今，能查到姓名的遇难者只有一万多名，距离30万还有太多的空白。这件事发生在80多年前，当时的目击者如果还活着，也都100多岁了，而100岁头脑还清醒的又有几位呢？

目前，我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对这段历史，进一步深挖掘的可能性了。这30万遇难同胞的名字和档案，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了。

然而，正是这种空白，却给了日本右翼势力可乘之机。他们叫嚣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杀这么多人，南京压根就没有30万人，上哪杀30万去？城里人都跑了！”

甚至，他们还要求我们拿出30万份档案、30万个名字，否则就质疑这段历史。

事实上，日本国内也并非人人否认真相，很多有良知的历史学者同样反对军国主义、反对美化侵略。但不可否认，日本的课本已经被改写，许多年轻人被奴化教育洗脑，对那段历史彻底失去了记忆。

当时的南京人口和上海、浙江一带关系密切，上海沦陷后，大量百姓一路逃向南京。战争中户籍早已无法对应，人口数字无法精确统计。但我们拿不出档案，并不代表没有那么多遇难者。

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该反思的，我们在1937年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没有做到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该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再也回不来了。

以色列的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他们也会去纪念那些被屠杀的同胞们。在耶路撒冷有一面哭墙，这面墙是古圣殿遗留的残垣。

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用头抵在那堵哭墙上，他们哭泣、他们沉思、他们默哀。而今天的中国青年，有多少人去过南京？去过的人中，又有多少在这堵墙前驻足、发出一声沉痛的叹息呢？

这才多少年，还不到100年。再过100年、200年、500年，我们的后代，还能知道多少真相？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这堵墙，我愿将其称为中华民族的哭墙，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伤口，是永远都不能愈合的一道伤口。

著名的画家李自健曾画过一幅油画《屠生佛》。这幅画有三联，画面左边是手舞屠刀的刽子手，中间是尸体堆上哭泣的孩子，右边的僧人正在掩埋死者。这不是艺术创作，这就是南京大屠杀，这就是当时的南京。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拉贝日记》，看看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张纯如在完成这本书后吞枪自尽，因为她无法承受在写作过程中反复面对的那种沉重与绝望。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报纸甚至刊登了“百人斩”比赛的报道。两名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从上海一路打赌，看谁先杀到100人。

南京城陷后，他们碰面时向井敏明说杀了104人，野田毅说杀了105个。向井敏明想要认输，承认野田毅赢了一个，可是野田毅并不买账，他要追求所谓的“公平”。

因为无法确认谁先杀满100人，野田毅提议将赌注升到150人。这在当时被日本媒体大肆宣扬为“军功”，如今成为了控诉其罪行的重要铁证。

让人意外的是，日本投降后，这两个人居然安全地被遣返回日本，直到后来这件事又被翻了出来，他两才被押回中国审判。最终中国法庭将两人判处死刑。

当时的法庭宣判书是这样写的：

按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爰各科处极刑，以昭炯戒。

除了这两个低级军官，还有两个高级军官被判死刑，他们一个叫谷寿夫，一个叫松井石根。

谷寿夫是当时执行南京大屠杀的那个师团的团长，他于1947年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松井石根是谷寿夫的上级，是日本当时的华东地区的派遣军总司令，占领南京的最高司令官，他于1948年12月22日被被国际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绞死。

在法庭上，松井石根还曾为自己辩诉，他称自己曾反对过大屠杀，他认为这很不名誉，有违武士道精神。但法庭没有采纳，最终认定，松井石根作为最高指挥官，他必须为部下的暴行承担责任。

这时，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这些人如此残忍，为何不将他们大卸八块，把所有酷刑都上一遍再让他们走？让他们挨几颗枪子，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吗？

其实，我们不能这样想问题，抗日战争本就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对峙。你可以搞南京大屠杀，而我不能搞“东京大屠杀”。

从民族感情上理解，很多人会想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但真正的文明，不是用野蛮去报复野蛮。

我们或许不知道该如何报仇，但至少应该知道，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复仇。如果我们也去屠杀，那么我们和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