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卫立煌被老蒋软禁，遂致信我党恳请善待老母，毛主席点头同意

“委员长指示：把卫立煌先‘请’到汤山。”——1949年2月的一天深夜，南京梅园新村里，蒋介石匆匆扔下这句话，人群立刻安静下来。

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国民党高层再一次“家法伺候”，然而对被“请”走的卫立煌，却是命运的拐点。被软禁当晚，他只带走一本《论持久战》、一支钢笔和一副老花镜，所有随从都被隔离。灯下，他对夫人李淑一嘟囔：“得想法子给北边捎个口信。”

卫立煌母亲此时住在安徽合肥城北的老宅。老太太年逾八旬，耳背、腿脚也不利索。软禁第三天，卫立煌写成一封亲笔信，请警卫悄悄递往上海，再转香港，由地下电台拍发给北平：“朱总司令鉴：家母在合肥，形势未明，倘若贵军南下，务请照拂。”署名后，他又加了一句小字：“吾心向国，无愧苍生。”

电波穿云裂雾，三日后落到中南海。周恩来阅读后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扫了一眼：“老人家有难处，我们理当照顾。”当晚，一封回电由新华社内部保密渠道返回：“请卫将军放心，解放军纪律严明，必护老夫人周全。”邓小平也在华东局发出指示：合肥攻城部队务必派人进驻卫宅，日夜守护。

卫家人得到消息，是在合肥解放前的清晨。整营解放军走到卫母宅前，排长上前敬礼：“我们奉命保护老太太，屋里不用搬，枪声不会穿墙。”老太太听不清，又惊又怕，排长干脆蹲下喊：“毛主席让我们来照顾您！”老太太摸着对方肩章，眼睛一下湿了。

这事传到南京，卫立煌心里五味杂陈。他并非未与共产党打过交道。十二年前，也就是1937年底，他曾绕道陕北拜访毛泽东。那趟行程，原本只是“借道”回洛阳，却阴差阳错成为一次政治投石问路。延安层峦、窑洞灯火，以及毛泽东那句“同敌人拼到底”，让他记了一辈子。短短两日，他送出一百多万发子弹、数十万颗手榴弹，还附带了最难得的牛肉罐头。一些国民党同僚骂他“喂狼”，可他摇头：“这仗不只国军在打。”

抗战结束后，内战骤起。卫立煌厌战，主动跑去欧洲“考察”，实际上是躲箭。可1947年秋，蒋介石电令他火速回国，接东北“剿总”帅印。到沈阳第一天，他就接到蒋介石亲电：“即日收复锦州。”卫立煌嘴上称是，暗地却一再拖延补给。后来辽沈大势已去，他装作不知：“廖耀湘孤军冒进，我能奈何？”锦州失守，蒋介石震怒，将他撤职查办，随即软禁。

软禁期间，蒋介石三次派宋美龄、陈诚等人劝他去台湾。卫立煌只回一句：“若真有心救中国，当先停战。”愤怒的蒋介石下了最后通牒：“再犹豫，就是叛党！”卫立煌沉默无语，随身只剩那本《论持久战》。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合肥城头未放一枪，守军便灰溜溜撤走，卫母安然无恙。此事在国民党高层炸开锅，有人讽刺：“卫立煌连老娘都托付共军，算哪门子五虎上将？”卫立煌淡淡回语：“你我皆炎黄子孙，别忘了谁在替谁打仗。”软禁随即升级，他被转押至浙江溪口蒋氏老家看管。

形势越糟，卫立煌越冷静。10月1日，北京城里礼炮鸣放，他在溪口偷听无线电，听到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他把小收音机贴耳连放三次，脸上一向木讷的表情，第一次浮现轻松。蒋介石得知后，再次催他赴台，他却借口牙病需医治要求去香港。1950年夏，他终获放行，一纸假护照出境，抵港后立即与新华社驻港分社接触，声明“愿为祖国统一尽绵力”。

不得不说，那几年他在香港日子并不好过。蒋介石派密探盯梢，英国殖民当局也持怀疑态度；而大陆方面，因为朝鲜战场需全力应对，对他的归宿只能暂搁。但卫立煌并未停手，他多次在英文报纸发文章，批评《共同防御条约》“以外力加剧中国内部分裂”，还公开呼吁两岸“停止军事对峙，恢复海上通邮”。

1954年底，周恩来赴日内瓦谈判回国后，提议将几位在港“可用之人”接回大陆，名单里排第一位就是卫立煌。毛泽东顺势批示：“可以考虑。”1955年3月，国务院发电香港，邀请他回北京。卫立煌收到回电，当晚就在弥敦道一间小酒馆里对朋友说：“我等这句‘可以考虑’等了六年。”

返京那天，早春雪后初晴。中南海勤政殿门口，毛泽东微笑着迎上来，两人再次握手。卫立煌把身子略微前倾：“主席，我回来了。”毛泽东拍拍他的肩：“回来就好，共同做事。”周恩来随后安排住处、医疗、待遇，还让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卫立煌真正松了一口气：“算是找到主心骨了。”

回国后，他主笔撰写《我对东北失利的检讨》，客观列举“甫到任、兵源混乱、后勤不足”等原因，也坦陈自己“消极作战”意图，希望减少无谓杀戮。稿子一度被要求删改，他坚持：“当年我说东北难打，人家不听；今天我写下来，是留给后人教训。”稿子原文最终保留。

1958年，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外海炮击金门。有人问他看法，他扶着拐杖说：“打与和是一体，手中有剑，口中才有分量。终点仍是统一。”1960年1月17日，他病逝于北京医院。遗体告别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敬献花圈，挽词只有十二字：“卫将军爱国至诚，一生九曲回肠。”

许多人至今疑惑：卫立煌为何敢把母亲托付给昔日对手？答案并不高深。他看过抗战最残酷的前线，也看过延安最寒酸的窑洞；他知道谁在喊口号，谁在真打仗。当生命与亲情摆在面前，他选择了当年在窑洞里握过的那只手。于是，一封短短数百字的信件，成为1949年春天一道别样的风景，也让世人看见另一种“投名状”——不是炮火，而是孝道与信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