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县一百多人一块当兵，其中一人，因为经济犯罪被判刑九年

当年我们县一块去当兵的，总共103个人。后来大家各奔前程，在部队提了干的，前前后后加起来有11个。我是副连职转业回来的，被分到了老家城郊的一个派出所，当了一名普通民警。
在这群战友里，跟我关系最铁的，叫杨成玮。他在部队考上了南京的一所本科军校，毕业以后又回到了原来的部队。他这个人能力强，做事干脆利索，脑子也清楚，一路干得挺顺。37岁那年，就当上了团长。那会儿我们都觉得，他要是继续留在部队，往上再走一步也不是没可能。
可就在那一年，他父亲查出来得了食道癌。他是家里的独子，为了能照顾父亲，尽尽孝心，他不得不打了转业报告，回到地方，进了司法系统工作。可惜的是，他转业回来第二年，他父亲就因为癌细胞扩散，走了。

到了地方上，杨成玮年富力强，又会处理人际关系，仕途走得特别顺。49岁那年，他升到了正厅级，成了我们那批战友里，职位最高的一个。作为他的好朋友，我也挺为他高兴的，有时候跟人提起，心里也带着点自豪。
但谁都没想到，平时看着挺正派的他，最后没挡住金钱的诱惑。2021年3月中旬，他因为经济上的事犯了法，被关进了市看守所。半年后，法院判了他9年，后来就送到省城的一个监狱服刑去了。
知道他进去了，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给他写过几封信，主要是劝他在里面好好接受改造，争取能早点减刑出来。
今年四月底的一天上午，我跟着杨成玮的家人，去监狱看他。去之前，我心里琢磨着，他在里面待了这么久，肯定面黄肌瘦，人也蔫了吧唧的。可真见着面，我才发现自己想错了。他气色看着还行，说话中气也挺足，他自己说，进去以后，体重还涨了21斤。

聊起来才知道，杨成玮到了监狱以后，因为他文化程度高，笔头子也硬，进去不到半年，就当上了分监区的报道组长，还兼着文化教员，教里面的犯人初中语文。像他这样的犯人，不用去车间干体力活。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上午把犯人报道员写的稿子整理好，交给管教员寄到监狱系统的报社；下午备备课；晚上给犯人上课。他说监狱里的生活和作息都很有规律，犯人能打球，能看电视，能去图书室看书，也能搞搞篆刻、画画，还能参加自学考试。另外，监狱的伙食也不错，荤素搭配，基本上每顿都有两个荤菜两个素菜，赶上过节还会加菜。
听他这么一说，我挺惊讶的。监狱里的待遇，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感觉现在管理挺人性化的。
昨天晚上，我跟另一个战友杨晓军一起吃饭，聊起了杨成玮的事。我把探监时看到的情况跟他说了。杨晓军听完，挺认真地问我：“你说他在里面待遇这么好，那现在租金（天气）这么热，他们犯人住的宿舍里，装空调了吗？”
我想了想，说：“这个我当时还真没问他。不过，我觉得宿舍里装空调，是不是太奢侈了点？装个吊扇还差不多吧？”
杨晓军也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老家那边，好多乡亲家里都舍不得装空调，就算装了，为了省电费，有些人也舍不得开。国家不可能让犯人那么舒服，住空调房吧？”

……
不管犯人宿舍里装没装空调，这都不是最要紧的事。最难受的，还是人失去了自由的那种滋味。
这让我想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的那首有名的短诗《自由与爱情》，诗里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伙儿，尤其是咱们这些当过兵、转业退伍的战友，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能忘了当初穿上军装时的那份初心。咱们得对得起“军人”这两个字，千万别给它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