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韩关系在本应趋向缓和的节奏中,遭遇了接连的波折。
一方面,韩国新任外长赵显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谈及东北亚局势时声称中国“对邻国造成困扰”,并表示“有必要保持一定警惕”。
这些措辞与西方舆论中常见的“中国威胁论”如出一辙,引发中方与外界的广泛关注。
另一方面,韩国右翼团体的街头行动也再次制造了外交紧张。一个名为“自由大学”的组织,在中国驻韩大使馆门前举行集会,高喊反华口号,并撕毁带有中国国旗和外交官头像的横幅。这两件事发生在时间上几乎重叠,使得原本脆弱的信任基础面临新的冲击。
反华不断
赵显的表态出现得颇为微妙。就在不久前,韩方才宣布对中国团体游客实行临时免签,中方也释放出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的意愿。
外长的这番言论不仅削弱了正在形成的积极氛围,还可能被解读为政策方向的摇摆。
韩国总统办公室在事发两天后便作出澄清,强调将继续在韩美同盟的框架下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并保持与中方的沟通。
这一动作虽未直接点名批评赵显,但无疑是一次“外交止损”,旨在向外界传递政府整体立场与个别言论之间的区别。
然而,口头的澄清并不足以化解紧张。对中国而言,韩方如何在行动层面应对,更能体现其政治意愿。
恰在此时,右翼团体的挑衅让局势更为复杂。7月下旬,“自由大学”成员在中国驻韩使馆外集会,声称中国干预韩国大选,并散布未经证实的指控。在现场,他们公然撕毁印有中国象征的横幅。
这类行为在韩国《刑法》中已触及侮辱或损害外国使节名誉的条款,理论上可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监禁。
中国驻韩使馆早在7月初便就安保问题向韩国外交部提出正式交涉,要求防止类似挑衅。但直到一个多月后,韩国警方才传唤涉事人员问讯。
这种延迟不仅让中方的关切显得被搁置,也引发外界对韩方执行力的疑问。事实上,“自由大学”背后的动机并不难理解。
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失败后,其支持者试图将责任转嫁给中国与朝鲜,反华情绪被不断放大,并延续到李在明执政时期。
一些保守派甚至将煽动反华与凝聚政治支持绑定在一起,利用街头政治与舆论平台持续发酵。
右翼反华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
冷战时期的反共叙事,加上半岛长期的南北对峙,使得部分保守势力一直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
尹锡悦时期的政治操作为这种情绪注入了新的动力,从“99名中国间谍被捕”到“中国公民纵火引发山火”等谣言,在网络和街头被反复炒作,严重扭曲了公众对中国的认知。
这些指控大多缺乏事实支撑,却在社交媒体的放大下成为攻击中国的“证据”,并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引发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
李在明该干事了
这种情绪带来的风险是多层面的。
它直接威胁在韩中国公民与企业的安全感,破坏两国多年建立的民间交流基础,也可能影响旅游、留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氛围。
在经济层面,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长期保持高位,如果民间敌意加深,经济合作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将是韩国出口和相关产业。
此外,极右翼团体往往伴随着强烈的亲美立场,将美国视为唯一安全依靠,这种依赖心理加剧了国内舆论的对立,与主张平衡外交的声音相互冲突。
对李在明而言,这些问题叠加形成了一道复杂的政治方程。
他既要稳住对华关系,避免在外交上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又要应对国内保守派和右翼势力的舆论攻势。
保守派会借此塑造他“对华软弱”的形象,进步阵营则希望他坚守务实合作的立场,防止无谓对抗带来经济与安全风险。
如此双重压力下,单靠声明已难以应付,必须辅以具体行动。
这意味着他需要在法律上对右翼团体的违法挑衅作出处理,以释放政府对破坏外交秩序零容忍的信号;同时,必须明确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防止外界将模糊的立场解读为政策摇摆。此外,还应在舆论层面引导理性讨论,削弱民粹化情绪对外交议程的绑架。
这样才能既稳住外部关系,又不在国内政治上陷入被动。
若国内不同派别在对华问题上各行其是,不仅容易被外部势力利用,也会在国际谈判中削弱韩国的议价能力。
这场由外长言论与右翼挑衅交织而成的风波,虽然只是李在明任内诸多挑战之一,但它对中韩关系的未来走向和他本人的执政信誉,都会产生直接影响。
接下来,是让事态拖延下去,还是及时果断地将其控制在可管理范围内,将成为观察李在明执政能力与战略眼光的一个关键窗口。
答案,也许很快就会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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