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探寻另一种可能：义务的“缺席”与缺席的“义务”

王元腾

严俊

探寻另一种可能：义务的“缺席”与缺席的“义务”

作者 |王元腾、严俊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

原文 |

初次接触经验议题的十年后，并断断续续地历经数十稿的推翻与重构，《不完全义务与责任边界：“踢皮球”现象渐进消弭的逻辑》一文能够在《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4期与读者见面实属荣幸，这也见证了我们“探寻另一种可能”的尝试。无论是理论精进还是经验解析，亦或是框架设定与遣词造句，成文时的点滴推进更是离不来诸位师友、匿审专家、编辑部老师的包容、鼓励和支持。恕不能一一致谢，但感激之情已溢满心间。

责任编辑何钧力老师嘱我写点心得，似乎未经思索便应承下来。这是因为，相较于正式发表的“光滑”论文，我也偏爱聆听作者那些不乏“苦涩”的手记故事，以此勉励自己扎扎实实地做点儿有意思的研究。同时，也想借此回顾拙文成型的历程，不至于听了那么多精彩分享后而无所反馈，捧出一点点儿体会也就义不容辞。

一、经验与理论间的游弋：从“发生了什么”到“为什么发生”

文章的原初想法受益于与刘世定老师约十年前的一次交流。2016年10月末的一个下午，入秋后的上海涌动着学术火花碰撞出的暖意。刘老师来沪开会间隙，我们有幸向他请教学习，这已是多年来的惯例，不少学生从中获益。彼时我刚完成硕士毕业论文不久，研究主题是A省和B市间流动儿童如何接受义务教育的历史过程。但几乎停留在“发生了什么”的描述层面，并未较好地回答“为什么发生”，更谈不上在理论对话与精进上有多少洞见。

刘老师迅速察觉到，我只是大致描摹了一个故事，虽说还算有点儿趣味，但在理论延展上很难说能让人耳目一新。他进一步指出，若侧重历史变迁过程的解释挖掘，可能会错过其背后暗含的理论发展潜力。在谈及如何借助经验故事探索理论抽象的可能时，刘老师提到了“理论丛”与“经验园”间彼此穿梭的学问之道，这也出现在他“理论建模”的系列讲座中。坦白说，作为学术“小白”的我，尚未习得精髓之处，仍需继续修炼。

回到经验线索上来，为每个适龄孩子提供基础教育是一项国家宣称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则交由各地方政府负责。但这项制度在跨越行政边界的流动儿童群体上却失灵了，也就出现了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间关于责任边界的争议，可用义务的“缺席”予以概括描述。事实上，相关经验研究已围绕这一主题做了不少论述，呼吁地方政府践行义务的声音也时常见诸于媒体报道，但现实中的优化却又如此缓慢。

围绕义务的“缺席”这一经验现象背后的理论潜力，刘老师建议我们不妨尝试做些“不一样”的探索。2016年10月中旬，诺贝尔经济学奖刚刚颁给了在“不完全合约”理论上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奥利弗·哈特，余温尚在。刘老师继续启发我们，不完全合约理论所代表的制度不完全分析聚焦的是权利互动，观照的是“谁有可以做什么的权利”的制度不完全及其后果，这能否在分析上同时处理义务互动（即“谁有应当做什么的义务”）则有待商榷。与之呼应，我所描述的案例故事恰恰是义务制度安排不完全所引发的“踢皮球”现象。一瞬间，新的理论立意浮出水面。也就是说，从义务的“缺席”这一案例故事出发，围绕缺席的“义务”来探究理论增长成为后续发力的一种可能。

二、踏上漫漫补课路：义务分析的独特学理价值何在？

不得不说，即便大致知晓了理论建模的攻坚方向，但将其落实到可供交流讨论的文稿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虽然在导师刘玉照老师的读书会上，我也曾研读过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后续扩展的相关著述，但我本人的理论储备很难说够格，持续性的补课自然是绕不开的功夫积累。

其实，从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看来，缺席的“义务”在基础逻辑上其实并无不妥。这是因为，义务在分析上可被镜像化地转换为权利，而无需作为独立范畴。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疑问：如果义务相较权利是冗余存在的话，那么为何又会独立示人呢？即便权利与义务可被视作对应性范畴，却也需要考察义务主体的思量与行动，不然权利的主张也难以落地呀。既然过往理论模型强调在人际互动、他人影响、关系呼应中考察权利的界定与后果，那为什么与之对应的义务主体的所作所为在分析时却可以被忽略呢？换言之，权利分析真的可以替代义务分析吗？其所依赖的限制条件是什么、解释边界又在哪里？

在上述疑问的牵引下，经由理论与文献阅读、案例梳理与补充的反复往来，我们断断续续地修订了十几个版本。本着“虽烂先上”的“厚脸皮”心态，拿着尚且稚嫩的文稿，先后参加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实证与反思”研究生论坛（2016年11月）、中国社会学年会“经济新常态与社会学研究”论坛（2017年7月）、第十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产权社会学”论坛（2021年4月）等会议。惭愧的是，上述版本在理论立意交代上仍语焉不详。毫不夸张地说，“义务分析的独特学理价值何在”就如同压在头顶的巨石，可随时击碎文章的合理性，而这块“硬骨头”无论如何我都要啃下来。

于是，除继续阅读新制度经济学的著述外，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将补课范围拓展到法理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领域，既在豆瓣上搜集和阅读相关主题且评价尚可的著作，也借由引证文献拓展新的素材。可想而知，作为“门外汉”的我在面对一堆专业书籍与文献时，无疑变为了无头苍蝇，只能读懂多少先记录多少。就这样，云里雾里的补课大概持续了近一年。在此期间，我虽然涉猎了自然权利的演进、政治义务的证成性与正当性、义务先定论与权利先定论、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等论述，却未很好地消化其精髓。但这并非无用功，此处先按下不表。

我在不断补课的同时，也在进一步打磨和精进理论建模，尤其是明确界定关键概念、划分当事人认知类型、演绎微观行为决策等。2022年夏秋之际，虽先后迭代修订了四五个版本，但理论立意的论证始终无法令人满意。2023年上半年，拿着数万字的补课笔记与严俊老师来来往往讨论了多次。我们发现，可以尝试从“相互性”角度拆解义务与权利的差异，进而提炼出主观意义非对称、作用逻辑不同、应对优化各异等三方面要点。虽说是有了些眉目，但多少还有些牵强，并未在基础逻辑论证层面击穿“义务作为独立分析范畴之必要”的硬核。当没有更好处理方式的时候，只能暂且如此。

我们也注意到，受制度不完全理论范式的启发，相关新近研究日渐增多，如不完全考核、不完全编制、不完全发包等学术概念的涌现，这大大激励着我们深挖不完全义务学理价值的信心。时间来到2024年，这篇文章在修改与推翻的反复拉扯中已过去六七年光景，不论如何也要改出来了，不管结局怎样，终究得有个交代。于是，在经验案例上，我们再次更新了流动儿童教育历史变迁资料库，重构了故事线索的来龙去脉与关键转折。特别是，我们将不完全义务细化为归属身份、承担内容、履行方式等三个情境维度，这可以更好地刻画经验实然的历程。

至于说到写作安排，我们决定推翻之前的所有版本，再次重新来过。从凝练问题提出到精准理论对话，从夯实模型建构到准确描摹案例，从总结提炼发现到讨论生发潜力，文章又换了一个新面貌。2024年9月末，我们将约5万字的稿件投到“第十届栗林论坛”，如此长篇幅的文章能被接收，实在是莫大的包容。会议结束后，稿件瘦身提上日程，篇幅缩减到约3.5万字，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稿给了《社会学研究》。

三、曾经走过的路可能会算数：折返也是一种修行

正式投稿后5个月左右，在忐忑不安中接连收到了匿审专家和编辑部审稿会意见。果不其然，文章的不足之处暴露无遗，却也得到了诸多建设性意见。结合之前兜兜转转的补课梳理，推翻与重构的修改工作反而有那么几丝喜悦。之前不甚清晰的地方开始变得明朗，曾经走过的路还是留下了印记。

正如两位匿审专家所反复强调的，文章对“权利与义务间关系”的交代并不清晰。前面也反复提到，缺席的“义务”何以成立是文章的立意根基所在，但直到投稿版本也尚未做到论证完备。在消化评审意见后，我用了10多天时间再次反复阅读和梳理政治哲学、法理学、道德哲学等相关论述，完成了约1.5万字的简版笔记。或许是有过之前的积累，这次的爬梳游刃有余了不少，之前云里雾里的思考也逐渐串联起来。几经讨论后，我们找到了“对相互性关系是否认可”这一关键题眼。若当事人之间对缔约关系本身未达成共识的话，权利与义务就不宜采纳对应性关系的分析预设，这也就能得出义务作为独立分析范畴的合理性。

与上一条意见相关，匿审专家也指出，义务相较于权利的独特性或许还体现其本身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意涵。的确如此，“应当”对他人有所付出是义务的内生定义，而不完全义务往往出现在制度安排（对特定主体所需承担义务的期待）与当事人认知（潜在义务主体是否需要践行的判断）间不一致的地方。关于这一点，哲学、法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其实有共通之处，曾经的补课在修改时再次发挥了功效。我们也试图指出，即便义务践行有其伦理意涵，但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不会基于不完全义务的情境维度进行利弊权衡，这与道德社会学所强调的义务作为道德事实的“可实践性”也就关联起来了。由此，在理论模型建构上，基于道德身份认知的收益—决策模型、不同道德身份认知义务主体的微观决策、“踢皮球”现象的多重样态等架构也能够前后呼应。

就分析策略而言，这篇文章采用的是“模型+案例”的论述方法，试图在理论模型建构与经验案例论述间实现双向互动。虽然我们曾有意识地在案例解析时调用理论模型所涉及的关键要素与条件机制，但投稿版本在二者交相呼应上仍不到位，匿审专家和编辑部老师也特别提到这一点。对此，在模型演绎交代与研究发现提炼环节，我们又折返回相关表述的打磨，更加注重呈现那些超出直觉感受的要点。最近几年，既扎根深度田野又有所抽离的理论建模工作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明晰概念界定、厘清前提条件、阐明逻辑机制、保持开放讨论等等做法也不失为一种知识积累的有效路径。

可稍作拓展的是，经济学与社会学双向互动中产生的经济社会学，也往往致力于促进理论模型建构与经验案例解析间的融合。其实，经济学领域不乏人文主义倡导的声音，同样会注重对人类行为与人际互动的深刻理解，如对心智结构、亲社会性行为、道德投射等真实面向的捕捉。在这方面，社会学往往能够给经济学带来别样启发，行为经济学的繁荣即是例证。但相较而言，社会学对经济学所擅长的理论建模的吸纳却略显踟躇。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善意提醒，隐喻式的故事论述虽有其生动性和启发性，但也有可能造成约束条件和逻辑机制交代不清的误导。是故，扎根经验案例的理论建模或许值得尝试。

并不是恭维，若没有匿审专家和编辑部老师的辛勤付出，这篇文章恐怕还要在电脑硬盘里多睡一会。从遣词造句的精准到位，到佐证材料的出处明确，再到前后论述的连贯呼应，甚至是排版布局的美观得体，责任编辑何钧力老师与我们反复沟通，甚至牺牲了不少自己的休息时间。对我们而言，推翻与重构的反复折返，又是一场受益颇丰的学术修行。我们无不珍惜这一宝贵机会，总是尽最大诚意和努力去回应相关评审意见，每次修改说明也多在2-3万字，生怕有所遗漏，更担心辜负了这一番美意。

四、写在最后：念念不忘或许会有回响

简要来说，这篇文章缘于义务的“缺席”何以发生的经验疑惑，进而迈向了尝试从基础分析范畴拓展角度对缺席的“义务”予以推进的理论建模之路。义务制度的安排往往汇聚着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但现实中被期待主体对其肩负义务的道德判断与实践回应又有情境性、多样性与变通性，不完全义务与“踢皮球”现象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当然，文章还留下了不少有待持续思考的地方。除了不完全义务作为分析性概念在制度不完全理论脉络中的生发潜力有待耕耘外，对义务制度情境中人际互动特征的刻画也值得深化。制度安排对行为选择的形塑固然重要，但终究要回归到人对生活意义本身的追问上来。义务制度安排及其变迁中的“人”如何安放内心与求索意义世界并将其付诸实践，无疑是更具魅力的探索议题。身处理智与情感相互纠缠中的个体如何寻找与渡过一种美好生活，不仅是当事人的自我追求，也是试图解释社会生活运作逻辑的研究者需要给出的回应。

最后，我们不敢说有什么独特经验可以与君共勉，敬请大家谅解这些“碎碎念”。“探寻另一种可能”的呼唤一直激励着我们在既有知识大厦上装点新的瓦片，哪怕是一点点儿也足以欣慰。更无需粉饰什么，其中的探索之路并不总是如此顺利，暂时走不通的时候，放一放，缓一缓，喘口气，鼓下劲，重新捡起来就是了。

当然，并不见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无论最终能否觅得新景象，趣味之处或许自在过程之中。即便短期内尚未看到突破的亮光，甚至长时间处于摸索状态，但谁又能说慢慢积累本身不会潜藏着迸发力量呢？万一还有“另一种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