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车企的宗某，可能也不全是为了钱

欢迎关注黑糖文字局，请设置为星标以获取稳定推送。

文／程不糖

一对夫妇，一个五岁的女儿，一个两岁多的儿子。这四个人里，我实在说不好谁的心理年龄更小一点。

8月14日，上海高院公开了一则让人五味杂陈的败诉案。宗某驾车载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出行，2岁7个月的儿子在第三排座位玩手机。等红绿灯时，五岁的女儿调低了第二排座椅，座椅压住了弟弟的头部，孩子窒息死亡。

悲剧发生后，这对父母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监护失职，而是将某汽车公司告上法庭，索赔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00万元。

他们的理由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座椅调节无自动感应回缩功能，压力过大，存在设计缺陷。但法院查明，车辆《用户手册》已明确警告"必须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未正确安置儿童可能致命"。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个败诉的结果在法理上毫无悬念，任何有基本常识的人都能预见。

因此我的思考变成了：为什么这对父母明知败诉还要坚持起诉？他们真的只是单纯想要那200万吗？

/壹/

让我们先算一笔账。索赔金额200万人民币，按照市面上中等价位的儿童安全座椅500元计算，可以购买4000个。即便是进口的高端产品，也能买到400个。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真的拿到这笔梦寐以求的赔偿金，足够武装一个中等小区的所有家庭。

但是，即使这对宗姓夫妇真的拿到这200万赔偿，我也敢断定他们也不会为家里剩下的那个5岁女儿购买安全座椅。为什么？因为99%的中国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从来就不是基于科学和理性，而是基于一种扭曲的情感投射。

我听说有孩子得了眼疾，会用生鸡肝贴在孩子眼睛上"驱邪"的父母；我相信大家也见过那些相信给孩子戴银镯子就能"避灾"的长辈。

这些父母对孩子的关爱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可以为了一个毫无科学依据的偏方花费巨大精力，却不会为孩子买一个经过严格安全测试的座椅。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这些父母，又会在另一些时候表现出惊人的放任。

他们允许孩子在餐厅里大声嬉闹，在地铁里踢踏座椅，在公共场合肆意奔跑。当别人投来不满的目光时，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孩子还小，不懂事。"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极端行为，实际上遵循着同一套逻辑：他们把育儿当成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当成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而不是一项需要专业知识和持续努力的责任。贴身呵护和放任自流，本质上都是在逃避真正的教育义务。

/贰/

现在让我们深入这对父母的内心世界。我相信他们起诉的真正动机，并不是单纯想要那200万，而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从心理上摆脱压在心头的巨大负罪感。

心理学中有一个经典的防御机制叫做"外部归因"。当一个人面临巨大的心理创伤时，会本能地将责任推给外部因素，以保护自己的心理完整性。你一定见过这样的场景：孩子在家里摔倒了，哭得撕心裂肺，父母会立刻拍打桌子或椅子，嘴里念叨着"都怪这个坏桌子，打它！"

这种看似幼稚的行为，其实承载着深层的心理功能。父母通过"惩罚"无生命的物体，既安抚了孩子的情绪，也缓解了自己的内疚感。毕竟，承认是自己看护不力导致孩子受伤，要比指责一张桌子"不长眼"困难得多。

在这起悲剧中，我推测这对父母正在进行一场规模更大的"拍桌子"行为。他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外部目标来承担责任，而汽车公司完美地符合了这个要求：有钱、有名、看起来"理应承担责任"。

更可怕的是，他们可能还在试图为那个5岁的女儿制造一个"免责"的环境。想象一下，如果父母不断强调"这不是你的错，是座椅的错"，这个女孩子会如何看待自己在弟弟死亡中的角色？她会学会什么样的责任观念？

真正的心理创伤修复，从来不是通过否认现实来实现的。这种逃避式的"治疗"，可能会在这个家庭中埋下更深的心理地雷。

/叁/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起诉讼中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计算。

这对宗姓夫妇，为什么不起诉让女儿不舒服的坐垫？为什么不起诉让儿子沉迷的手机游戏（两岁就能玩的应该是简单益智游戏）？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汽车制造公司？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汽车公司有钱。

这体现了一种在当代中国颇为流行的维权思维：找最有钱的那个来埋单。我们见过太多类似的案例了。学生在学校受伤，不管是因为自己不小心还是同学恶作剧，家长第一反应都是找学校赔偿。孩子在商场玩耍时磕碰，不管是因为追逐打闹还是地面湿滑，家长都会要求商场承担责任。

这种思维的底层逻辑是"按闹分配"：谁的钱多，谁就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毕竟大企业确实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索偿机制正在被前所未有地滥用。

真正合理的责任分配原则应该是：谁的行为导致了损害，谁就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的责任边界在于产品质量和安全警示，而不是弥补消费者的使用错误。个人的责任边界在于正确使用产品和履行监护义务，而不是在出事后寻找"深口袋"。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种错位的责任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社会契约：有钱的承担责任，没钱的享受保护。但这种契约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责任感的全面沦丧和道德边界的彻底模糊。

个人的责任不再被重视，一个小X书上的宣泄，一个揭竿而起的暗示，都会造成失控的品牌攻击。企业也会自暴自弃，不再寻求改进产品和服务，反而会把更多的预算和精力用于公关和灭火之中。

/肆/

这起案件还暴露了一个更加深层的社会问题：现代父母正在将育儿责任全面外包。

学校要负责孩子的品德教育，社会要负责孩子的安全保护，产品要负责预防一切可能的误用，甚至连座椅都要具备"感应"功能来阻止儿童的危险行为。

仿佛世界已经进化到了一个奇特的阶段：5岁的孩子要为2岁的孩子负责，座椅要为父母的疏忽负责，汽车公司要为整个家庭的安全意识负责。在这个责任链条中，唯独缺失的是父母自己的位置。

讲个故事类比一下就是，有个农夫总是抱怨田里的麦子长得不好，他指责土壤贫瘠，指责种子质量差，指责天气不配合，就是不反思自己是否按时浇水施肥。最后麦子枯死了，他愤怒地起诉了种子公司。

科技的进步确实让育儿变得更加便利和安全，但它从来不是父母责任心的替代品。再智能的产品，也无法替代父母的关注和判断。再完善的安全措施，也无法弥补基本常识的缺失。

更可怕的是，当我们习惯了将责任外包，我们实际上也在外包自己的成长。一个从不承担责任的父母，永远学不会如何真正保护孩子。一个总是寻找外部借口的成年人，永远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这种前提下，如果没有对新晋父母的基础育儿培训，只会一味降低生育门槛和提高生育福利。我们中国人也是能生出红脖子来的——

生出一群穷凶极恶，不负责任的暴徒。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