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汤部第十三军想要借道察哈尔，刘汝明却道：我们自己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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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时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刘汝明在张家口的官邸里，面色阴沉徘徊踟蹰久不能断。汤恩伯派来的参谋长上门，提了个“借道”的要求，这位西北军出身的将领没给好脸色，硬邦邦地顶了回去：“南口有我军守着，出不了岔子……你们要接防南口，我还没接到命令呢！”在当时的形势下，眼看日军都打到平津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地方上的“杂牌军”之间，那道信任的坎儿，比长城还难迈过去。

十年积怨难解难分

作为西北军系将领的刘汝明这警惕劲儿，可不是平白无故来的。他是冯玉祥一手带出来的“十三太保”，西北军跟蒋介石那几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他全赶上了。

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发通电讨蒋，骂蒋介石“滥用权力，把三全大会当成自家事，党都成了他一个人的”，通电上明明白白签着刘汝明的名字。

战败后西北军被收编成二十九军，可蒋介石那句“宁可信日本人，也不能信西北军”的狠话，像把剑似的，一直悬在两边头顶。

这些过节恩怨仿佛昨日历历在目，这会儿汤恩伯的中央军精锐第十三军要穿过察哈尔防区，刘汝明眼里哪是啥援军，分明是十年前阎锡山、冯玉祥联军被蒋介石打垮的那一幕，又要重演了。

地盘很重要

察哈尔对刘汝明来说，不只是个防区，那是他的政治命根子。

1936年刘汝明刚坐上省主席的位子，军政大权在握，中央军过境，保不齐就来个“鸠占鹊巢”，这种威胁让他夜里都睡觉不安稳。

不过这种担心在当时一点不新鲜，头一年，蒋介石还想借着“剿共”的名义，把中央军调进山西，不过被阎锡山硬顶了回去。

此时刘汝明心里很清楚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放汤恩伯的人进来，就算把日军打退了，自己搞不好也得被“整编”。

当年西北军将领李服膺因为丢了阳高，被阎锡山军法处置了，可同样丢了阵地的中央军将领，却没几个被追究责任的。

坐井观天， 螳臂当车

说起来也怪，刘汝明对日军也存着侥幸。他说南口“没啥大事”，一半是对日军的战略意图看走了眼。

那会儿日军偷偷摸摸提过“借道察哈尔打山西”的交易，还说能保他的统治权。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刘汝明觉得还有转圜的余地，压根没瞅见板垣征四郎的师团早就盯着张家口了。

更让人唏嘘的是，汤恩伯因为借道的事耽误了时间，其麾下第十三军在南口仓促应战，刘汝明这边呢，也没及时加固张家口的防线，最后两地先后丢了。

名义上，刘汝明和汤恩伯都属第七集团军，傅作义是总司令。可派系那道坎儿在那儿，这套指挥体系跟摆设差不多。

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有事能直接跳过层级联系南京；刘汝明则听二十九军统帅宋哲元的。

傅作义想协调着布防，两军早各干各的了。汤恩伯骂刘汝明“误了大事”，刘汝明怀疑汤恩伯“借着过路想吞并自己”。

这种窝里斗甚至带到了战场上，日军打张家口的时候，傅作义的部队本可以支援，可因为要回防大同，想调汤恩伯一兵一卒，都调不动。

从察哈尔借道这事儿拖了四天，整个战役的走向都变了。8月7日汤恩伯的主力到南口时，连像样的工事都没来得及修，士兵只能在石头地上堆堆石头当掩护。

可日军已经攒了30辆坦克、一百多门重炮，等着总攻了。头一仗打龙虎台阵地，八十九师的官兵在毒气里拼，尸首都堆成了山；连长隆桂铨带着60个敢死队员，抱着炸药包去炸坦克，最后全牺牲了。

要是刘汝明早四天放行，凭着天险，这些牺牲说不定能躲过去。更让人难受的是，张家口丢了，南口腹背受敌，刘汝明为了自保，竟下令把银行发的军饷纸币全烧了，士兵们连吃饭的钱都没了。

经历种种，后人对刘汝明的评价，一直挺矛盾。南口战役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写文章骂“刘汝明该杀”，这事儿让他记了一辈子；可台儿庄战役时，他死守黄梅掩护伤员，蒋介石又亲自打电话慰问。

这种两面性，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山河都快碎了，地方军阀还陷在保实力和救国家的两难里。汤恩伯在指挥部里日夜抽烟，熬得“皮包骨头”，刘汝明在张家口睡不着觉来回转悠，说到底，都是这盘死棋里的可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