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惨案细节：关东军骗老百姓照相，红布掀开，原来是机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关东军就霸占了中国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东北沦为日本人的殖民地，3000万同胞开始了长达14年暗无天日的痛苦挣扎。

关东军不仅是“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满洲国”的太上皇，更是14年血腥屠杀、镇压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1932年关东军在《形势判断》中就赤裸裸的宣称：“要使满洲3000万民众不为中国本部和苏联的蛊惑所动，使其相信新国家（即满洲国）的永久性，而不敢有所蠢动，······须继续实行帝国的威力压迫”。

在这个法西斯的“威力压迫”方针下，关东军绞尽脑汁，发明了许多前所未闻而且惨无人道的办法来统治、奴役中国东北及其占领区人民，主要方式如下：

以“治安肃正”为名，不断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这主要是针对抗日武装力量而进行的，但也波及无辜百姓。在其“讨伐”之处，实行“三光”（即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

强行建立“集团部落”。关东军认为军事“讨伐”只能“治标”，还应该“治本”。“集团部落”就是“治本”的主要方法。所谓“集团部落”，就是把农民赶到指定的地点居住，烧毁其原有的住房，妄图隔绝人民与抗日联军的联系，使抗日联军成为无源之水；同时通过“集团部落”严格控制广大群众。“部落”四周挖有很深的壕沟，再修上围墙，架上铁丝网，四角修有炮楼，负责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只设一个出入口，出入都要检查搜身，连种地也不许走远。据伪满总务厅长古海忠之供认：“关东军实行所谓‘匪民分离’政策，在南起宽甸、北至抚远长达1000余公里、广及39个县（旗）以及热河沿长城一带的广大地区划分‘无住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带，把500万以上农民赶入‘集团部落’。‘集团部落’的点数达14000个。”关东军统治下的每一个“集团部落”都有一部血泪史。

假手关东宪兵队和伪满政权的军、警、宪、特，在东北实行白色恐怖。他们严密监视东北人民的一言一行，人民稍有不慎，如说一句“我是中国人”，便被扣上思想犯、政治犯的帽子；吃一口大米，就成为“经济犯”，遭到逮捕和严刑拷打，许多人被迫害致死。1940年到1945年，仅被当作“经济犯”遭受惨害的就有834680人，被冠之以其他五花八门的罪名而遭集体屠杀或秘密处死的人就更不计其数了。为了“管理”这众多的“犯人”，关东军在东北各地遍设监狱和“矫正院”；任意处置中国人。

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试验。早在本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法西斯分子就提出用细菌武器征服中国、苏联的设想。关东军是把这一设想变为现实的积极实施者。“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就决定由细菌战争的积极鼓吹者、细菌武器研制的中心人物之一石井四郎在东北建立细菌战实验所。1935年至1936年间，根据天皇裕仁的密令，关东军建立了两支秘密细菌部队：由石井主持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改为“第731部队”；由若松主持的“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后改为“第100部队”。这两个邪恶的魔窟，公然不讲国际公法，在东北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大量残杀中国人民，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野蛮、真是令人发指。

利用“协和会”从精神上奴役和统治中国人民。协和会名义上与伪满洲政府是“二位一体”，实际上由关东军直接操纵，成立于1932年7月。它与伪满政府的关系，正如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阪谷希一所比喻的：“将满洲国比作一件衣服，政府是面，协和会是里，相结合而成一件夹衣。”协和会是日本“建国精神”的“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组织”；是一支屠杀与掠夺的别动队；是日本民族离间政策的实施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法西斯党，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丝毫不逊于挥动大刀的关东宪兵队。

支持满铁、满炭、满业、满盐等机构，在东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东北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为了把东北变成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和战争资源供应地，关东军不遗余力地指挥着上述种种机构或指使伪满政权，疯狂地掠夺东北的工业资源和农业资源。从1932年至1944年，日本从东北掠走煤22300多万吨，生铁1100多万吨，钢580多万吨。

1940~1944年，关东军用武力从农民手中抢走的粮食达3660多万吨，其中1130万吨运回日本，500多万吨供给关东军。东北的民族工商业、农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关东军为了达到永占东北的目的，制定了从1937年到1957年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到1943年，日本移民达到40771户，24万多人，侵占土地1521100公顷，约占当时全东北土地的十分之一，30万东北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不得不流离失所。

关东军还诱骗东北人民种植鸦片，鼓励人们吸食鸦片。鸦片产量逐年上升，仅热河种烟老区1936年一年就达815万两。无数中国人饱受鸦片之苦，仅1938年一年，东北就有14万多人因鸦片中毒而身亡。

疯狂掳掠劳工，以实现其更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即专门成立了管理劳工的部门，并在天津和北平设置骗招关内劳工的公司。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43年间，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8571329人。除骗招外，关东军还采取摊派、强征、抓捕等手段，搜刮劳力，以满足其越来越庞大的经济掠夺需要。这些劳工被骗到施工单位之后，受尽了人间的苦难，无数劳工含恨死去，留下了许多尸骨累累的“万人坑”。据伪满交通大臣供认，在东北地区为日寇残害致死的中国劳工，不下200万人。

通过伪满政权的资政弘法处（后废除，改设弘报处），和关东军司令部内的报道部和调查部，垄断东北的文化宣传事业，宣传殖民思想文化，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利用封建意识和宗教迷信，摧毁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如假借溥仪之口胡说什么满洲不是始源于清始祖，而是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即“满洲”是日本的一部分。为了加强明证，关东军让溥仪第二次“访日”，捧回“建国神”供奉在长春，令伪满大臣们天天“行礼”，以示尊重。总之，在关东军的眼里，中国人只能成为日本的“顺民”。

关东军对东北人民统治的14年，东北变成了一座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人性的光辉在关东军身上见不到一丝一毫，所体现的只是兽性、兽性······。下面，我们仅从关东军在东北犯下的千万条罪行中采录几条，让人们窥见一下关东军对中国人民的暴虐行径。

被驱赶前来“照相”的三千镇民遭到的是一个多小时的疯狂射杀

1932年9月15日晚11时，以梁竭夫为首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约1200人，路经平顶山攻打抚顺。在平顶山烧了配给店，然后奔向东岗、老虎台等地，半途打死杨柏堡炭所矿长渡边宽一，夜袭时打死关东军自卫团长平岛善长和劳务系佐弥作等七八个日本人，并烧了杨柏堡炭所的六所仓库、机械工厂等地，夜半三时方才撤出。回经平顶山时又带走了老虎台大把头、汉奸郑辅臣的白面。当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知了尚在沈阳的关东军抚顺守备队长川上精一。川上精一闻讯后大怒，认为皇军的尊严受到践踏，遂决定进行报复。

9月16日凌晨5点，川上精一赶回抚顺。之后，率领日本宪兵队和守备队200余人，坐着汽车扑向平顶山，包围了这个约有800多间房子、400多户居民、3000多人（大多数是矿工和小贩）的大镇。随后挨门挨户地把人们叫出来，说是要给大家照相。满腹疑虑的镇民在明晃晃的刺刀逼迫下，磨磨蹭蹭地向镇南面的洼地上走去，有些缠足的老太太和病残人，因为走得更慢，就被打倒在地拖着走，或被当场刺死。

下午1点多钟，全村3000多人集合到这个西有断崖陡壁、北有铁丝网的草地上。惊魂未定的人们发现在东面有几个带支架、蒙着红布的东西正对着他们。“难道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照相用的相机？”正当善良的人们还在对这些蒙着红布的东西东猜西想的时候，这些红布被猛地掀掉了，“是机枪！”人们愣住了。随即，枪响了，一连串无情的红光向他们射来。一场野蛮的大屠杀开始了。顷刻之间，血肉横飞，妇哭孺叫，一排一排的人倒在血泊之中，有些人看情形不好，便想冲出去，可没跑几步，就被机枪扫射在地。

一个多小时之后，枪声终于停止了，只留下遍地的尸体、成河的血水。正当刽子手们决定上车撤走之时，有人发现成堆的尸体中还有人在蠕动、呻吟，便又折回来，端起刺刀对伤而未死的人补上几刀，他们用刺刀挑起婴儿甩出老远，用刺刀划破孕妇的肚子……终于，死寂无声了。这一次有计划大屠杀的结果，3000多人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仅有几个人死里逃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顶山大惨案。

第二天，为了毁灭罪证，他们采取种种措施、严防事情泄露出去。时任伪抚顺县公署总务科长的林喜岳供认道：

“为了消灭痕迹，日本守备队用三十二桶汽油，把尸体都烧掉了，并崩下半壁土山，掩盖痕迹。同时，以守备队的名义，命令夏县长，尽速在栗子沟和东西两个千金堡的废墟上做成假房子。之后，把那些假房子都拍了照片，企图表明这三个地方并未遭受过破坏；另一方面，守备队长川上精一亲自到抚顺县署借五万元钱送给当时在沈阳的国联调查团的新闻记者，要他们不要把平顶山的事登报。另外，依川上精一当时的意见，是要把矿区附近的二十几个堡子完全毁掉，怕以后再同抗日军有什么勾结。这个计划最后没有实现”。

不仅如此，关东军以后又抓来许多劳工在这里铺设铁道，用电车拉来沙子，把烧后村镇废墟上的瓦砾掩埋起来。同时密布特务，布告全县，不准收留平顶山跑出来的人。留者即是通匪，全家处死。

幸存者之一方树荣回忆道；平顶山大惨案“第二天，我到大房子（工人单身宿舍）里，就被煤矿工人藏起来了。当时我满身是血，好几处伤口，如今我的脖子、胳膊、腰部等处还有八处伤痕。事后鬼子还出布告：“不准收留平顶山的人，谁要收留就把谁处死”。我姥姥得知我的下落后，才把我接到家里。为了避免别人怀疑我是平顶山的人，只好把姓改为我姥姥的姓，姓方。”

平顶山大惨案，是关东军在大规模镇压东北抗日军的军事“讨伐”中滥杀无辜，所造成众多惨案中最大的一件。事实上，关东军正是希望通过这种对抗日军队及与之有联系的人或地区居民的残酷“讨伐”，来达到扑灭抗日火焰、稳定统治局面的目的。1932年，关东军出动4万多人对“东边道”（即现在的通化、延边地区）进行三次军事大扫荡。

1933年以后，关东军侵占热河计划完成，转而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更大规模的武力围剿。推行的口号是“满洲国内治安第一主义”。在全东北“一齐讨伐”。这年年初，关东军纠集伪军，在临江、通化、辑安、庄河等地区和岫岩、庄河、凤凰城“三角地带”，反复进行围剿。据伪满治安部编印的《满洲国警察史》记载，到1933年3月底，就屠杀了我抗日武装人员8728人。1935年到1936年，被迫把伸向华北的爪子收回东北的关东军更变本加厉地实行“冬季肃正”，对全东北“一齐讨伐”。到1936年3月底，杀害我抗日人员5999人，打伤5431人。但并未达到消灭东北抗日武装的地步，特别是“东边道”地区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依然十分活跃。1936年，关东军司令部炮制《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

这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为主要目标，并且首先在抗联活动频繁的东边道地区付诸实施的三年之内消灭一切抗日力量的计划。这次行动，关东军采取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以伪军为主力，配合以当地的日伪军警，轮番在东边道扫荡，使当地居民遭受极大灾难。造成了柳河县白家堡子惨案，共屠杀手无寸铁的农民400余人，最后用9个大坑掩埋了事。“七七”事变之后，抗联的活动更加活跃，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制订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在这次从1937年11月至1939年3月的大讨伐中，许多抗联的将士，如夏云阶、李泰、柴士荣、景乐章，等，都壮烈牺牲了。1939年，北部邦雄中佐炮制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大规模追击抗日联军的讨伐计划，为关东军、伪满总务厅和治安部所批准。

方法：利用冬季降雪期预先确定目标，在积雪上寻找抗联的足迹；一旦发现足迹，或山寨中发现炊烟，即全面包围，一举歼灭；或不容喘息地进行追击，迫使其疲劳饥饿，最后投降。为此，组成了以关东军六六九部队长野少将为首的三省讨伐司令部、游击队、特殊工作队，参加的军警宪特达75000余人。他们在围剿中步步为营，蓖梳山林，使抗联遭到很大损失，陷入极端困难境地。杨靖宇将军就在这次残酷的围剿中壮烈牺牲。这次围剿还给这一带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浩劫。

据伪奉天省警务厅厅长兼地方保安局局长三宅秀1954年供认：“从1939到1940年，对‘东边道’进行了历时两年的讨伐，逮捕中国人2万余。讨伐部队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莫大的损失。”伪满后期，关东军在热河地区的军事“讨伐”愈来愈烈。1941年在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司令大村少将的建议下，制订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要纲》。在实施这个军事追击和政治迫害相结合的计划过程中，杀害居民1500多人，逮捕1万多人，其中投狱4000多人，处死1800多人，烧毁民房2600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