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大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找寻！台湾派遣特务王建明成都落网记

1981年2月5日春节，祖籍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镇青年王建明从香港“衣锦荣归”，一度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他随身带回来的大包小包里的那些印着英文字母的“洋货”让他的亲朋好友们羡慕不已，都觉得香港是人间天堂，而王建明则是从“天堂下凡”的人。

但是，王建明回老家后飘忽不定的行踪以及总是神秘兮兮地打听“上面下没下什么重要指示精神”引起了一些群众的怀疑，“这个王建明会不会是特务”的风言风语也开始在龙泉镇中悄悄流传开来——

那这个王建明到底是不是特务呢？

答案是肯定的，他如何会成为特务，那要把时间拨回到1979年深秋的香港的一天夜晚——

在一家灯光昏暗的餐厅中，跟着父亲来香港投亲戚一年有余且混得有上顿没下顿的王建明穿着非常不合身的西装，局促地坐在餐桌的一侧，面对满桌子的珍馐美味不知道该如何下筷子，这顿饭局做东的人坐在餐桌的另一侧，王建明只知道称他叫“A先生”，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A先生”主动邀约的他。在“A先生”边上坐着一个打扮妖艳、穿着性感的女子，是她亲手将“A先生”的请柬送到王建明在香港新界的窝棚里的，尚未尝过女人滋味的王建明已经不止一次偷瞄这个女人，并不住地往肚子里咽口水。

酒过三巡后，“A先生”一一副长者的口吻用浓重的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对王建明说道：“小老弟，香港这个地方人情薄得跟纸一样，难得遇到一个知心朋友，你我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今后老弟你要是有为难的事情，尽管招呼鄙人，鄙人一定尽力相助。”

一个星期后，“A先生”又在“新五月花”酒楼宴请王建明，身边还是那个丰满性感的美女作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A先生”开启了话匣子：“老弟啊，我是从台湾来香港办报纸的，希望你能提供些稿件，支持一下鄙人的事业。”

王建明一脸吃惊：“我连家信都写不利索，哪能做文章啊？”

“A先生”并不以为忤，伸手拍了拍王建明的肩头：“这有何难？我出钱让你回乡探亲，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些地方报纸，顺便打听点马路新闻，就是对鄙人的事业的最大支持了。”

王建明一听事情如此简单，于是就拍胸脯地答应了下来。

然后，那个丰满性感的美女从身边的小提包里取出了一叠港币放在桌上推到王建明面前，还特意把自己领口里的“事业线”露给王建明看：“小老弟，这是预支给你的一点稿酬。”

又过了三天，王建明应“A先生”的邀约来到一座茶餐厅，待侍者送完茶点离开后，“A先生”一改之前的和蔼可亲的长者样，以一副严肃和命令式的口吻对王建明说：“你做好回去的准备，主要任务是联络你一切可以联络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搞点红头字的中央文件！”

老照片 香港茶餐厅

“这——”王建明一时语塞。

见王建明犹豫不决，“A先生”阴笑着说道：“当然，你不干也可以，但你领用活动经费的事情我已经上报台湾总部了。在香港像你这样的混法，拿钱不干事的可不厚道，别说继续立足下去，怕是连你的小命也——”

王建明回成都后，不去名胜古迹游玩，也不去闹市区逛街，整天就在小小的龙泉镇和龙泉镇毗邻的山区钻进钻出，在不断联络昔日的同窗故旧维系情感的同时还积极通过这些同窗故旧结交新的朋友，虽然吃了一连串的闭门羹，但在“钞能力”的加持下，也终于“打开了一部分局面”。

1981年3月2日，成都市某单位拥有盗窃前科的临时工在结识王建明后不久突然失踪，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该单位的一张空白的现金支票。

3月3日上午，有人用一张空白的现金支票在成都市春熙路的一家摄像器材商店买走了一架相机和几卷胶卷，总价值400多元。经鉴定，这张支票就是一天前在某单位财务科被盗的那张支票。成都市公安局在接下来的追查中又在雅安、上海和深圳等地接到了发现那个失踪的临时工的踪影的报告。

老照片 80年代的成都市公安局

与此同时，龙泉镇的一个经常旷工在外偷鸡摸狗、从来不读书看报的青工自从结识了王建明后就突然关心起政治和时事起来，不时向周围人打听近期中央或者省委发了什么文件？或者在哪里开过那些重要会议，有没有发过什么会议文件，还到处收集军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新成果（成都作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其周边区域的县市有大量的以代号称呼的军工企业）。

面对王建明越来越惹人生疑的举动，终于有热心群众向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分局揭发。在成都市公安局对此事立案侦查后，某数字代号的军工单位的一个采购赵某某主动找到公安机关，上交了一支王建明送给他的钢笔，并交代说自己因为赌债缠身，急需用钱的时候，王建明找到他，希望他帮忙搜集一些他单位的机密文件，并送给他一支钢笔“留作纪念”。

技术部门对这支钢笔进行鉴定，发现这支钢笔具有录音功能，是典型的间谍工具。

成都市公安局经过侦查认定王建明在香港参加台湾特务组织，接受了收集、传送情报和发展下线等特务训练，此次潜回成都的目的是受台湾特务机关的派遣进行特务活动的。某单位临时工的失踪应系受王建明的“指示”四处活动，发展新的“下线”；而那个四处打听会议文件的青工应系受王建明的指示意图打听和窃取政治、军事情报和中央红头文件。

经四川省公安厅厅长乔志敏的批准，成都市公安局局长丁献亲自挂帅组成专案组，并授权协调各省兄弟单位专办此案。

乔志敏

4月29日，已经在两个月前回到香港的王建明收到了一封从广州发来的电报：“红药到手，已抵广州，速来取货。”

同时，这份电报也已经被广州市公安局技术部门所监听，然后一场行动部署就此在广州到深圳一线展开。

5月1日16时，一列由香港开来的旅客列车抵达罗湖桥车站，王建明一身西装革履的下了车，他此行是奉“A先生”之命去广州取“红药”。他在过了边境检查站后，登上了前往广州的火车。

80年代的罗湖桥车站

80年代通过罗湖口岸的人群

16时50分，深圳至广州的旅客列车正点驶出罗湖桥站，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王建明可谓是提心吊胆。21时40分，列车抵达广州站，王建明出站后来到站前广场，先是在等候公共汽车的队伍中站了好一会儿，快要等到他上车的时候他突然抽身绕到公共汽车屁股后头，拦下了一辆“达特桑”出租车，往郊外疾驰而去。

老照片 广州站

达特桑“公爵230”型轿车，这种轿车在70年代中期大量出口中国

而“达特桑”身后，一辆丰田“皇冠”S60型轿车和两辆边三轮摩托车紧随其后，消失在夜幕中——

丰田“皇冠”S60型轿车，这种轿车在70年代中期大量出口中国

午夜时分，王建明被薅到广州近郊的一个派出所治安室里，他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举着自己的回乡证向值班民警抗议道：“我抗议你们的行为，我是回来欢度劳动节的香港工人……”

“王建明，别装蒜了，你要的‘红药’取到了没有？”一名操着地道成都口音的民警突然厉声喝问道。

王建明一听如遭雷击，顿时像散架似的瘫在椅子上。

与此同时，王建明辛苦“招募”，为他“跑腿”的两个同伙青工苏某某和临时工李某分别在成都和上海被抓获——

5月3日，王建明被押送回成都市公安局后王建明还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试图争辩自己是受人胁迫，但是当审讯人员将他春节入境回成都到离境的所有行踪一件一件跟他“挑明”后，王建明意识到“装不下去”了，只好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

现将王建明的审讯记录摘录如下：

问：“你说一下你是怎么去的香港。”

答：“我的父母都是龙泉镇建筑五金厂的老工人，粉碎四人帮后，我哥哥和我先后进入这家厂工作，收入逐年增加，生活越来越好，全家人都很满意。但我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严重，成天想的是大鬓角、蛤蟆镜和喇叭裤，又经常收听敌台里边鼓吹西方国家的生活才好，港澳地区发财容易，便逐渐嫌弃老家土气，总想有一天能出洋见见世面。恰在这时，在香港开商店的叔公写信叫父亲去香港定居，帮他经商。起初父亲本意是带哥哥同行，我不想丢掉这个难得的出洋机会，死活争着要去，结果哥哥把机会让给了我。1979年年底，我随着父亲一起去了香港。”

问：“你是怎样走向堕落的？”

答：“港区香港时，我们住在叔公家里，尽管叔公本人对我们不错，但其他亲友不时给我们白眼，把我们当做吃白饭的。不久，我父亲和我就搬出来另立门户，住在新界的‘笼屋’里头，靠着叔公的面子，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工厂卖苦力，每天都要拼死拼活干十二个小时，还经常担心会丢掉饭碗。钱虽然挣得比老家多，但开支更大，光房租就要花掉工资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我们这种多少有点靠山的还是比那些盲目逃港的内地人要好得多，他们是最惨的。”

笼屋

在要了一杯水后，王建明继续说道：“初到香港时，对什么都感觉到稀奇。但时间久了也无非就是街上小汽车多，霓虹灯多，色情电影看多了也就腻了。香港是个认钱不认人的社会，为了钱就昧良心，人和人之间没有一点真正的温暖，根本不是我想象的天堂。当地人总把我们这些去香港的内地人看成叫花子，骂我们‘大陆仔’，这是我最受不了的，所以我精神上很空虚，思想上很苦闷，感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好，钱虽然不多但绝对不会让你获得连猪狗都不如。”

80年代的香港街头

问：“既然如此，你又为什么要干危害祖国的特务勾当？！”

答：“还不是为了钱！我本来就是为了发财去香港的，在那里住了两年，累死累活还没攒下多少钱，香港生活开支太大了，我就逐渐变得唯利是图，有奶就是娘。所以当‘A先生’叫我回来搞情报、偷文件时，虽然开始有些害怕，知道当特务不会有好下场，但一听说事成之后可以捞一大笔钱，就什么也不顾了。”

问：“你是怎样按照那个‘A先生’的指使进行特务活动的？”

答：“我回到龙泉镇时，有不少人上门听热闹，我就趁机把香港吹得天花乱坠，想从中物色几个合适的人发展为下线。但他们虽然听得一脸羡慕，但大多数并不相信我的吹嘘，可能我吹得太过头了吧，多听几次后也就腻了。只有赌钱输慌了的采购员赵某某、一贯偷盗扒窃的临时工李某和想发横财的青工苏某某这三个人兴趣最浓，百听不厌，还伸手向我借钱。我正是利用这几个人财迷心窍的弱点，最终拉拢利用了他们……”

另一边，临时工李某和青工苏某某对各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交代了他盗窃单位的空白支票买了相机和胶卷，四处流窜试图拍摄军事设施和涉密文件（雅安是当时重要的三线军工重镇，有多家数字代号的军工企业；上海则有海军吴松基地；深圳当时则驻扎着大量负责基建的工程兵部队）；而苏某某则交代他利用自己是干部子弟的关系为王建明在成都市和周边县市的三线军工厂和机关搜集相关技术情报以及重要文件，从他的住处缴获的文件中，警方发现了包括两份红字头文件在内的重要文件，如果这些文件外泄，后果不堪设想。

而“红药到手”的电报，正是苏某某发给王建明的。

最终，王建明因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李某因间谍罪和盗窃罪被合并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间谍罪十年，盗窃罪六年）；苏某某因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采购员赵某因及时悬崖勒马并自首，还有立功表现，被免于刑事处罚，经教育后释放。

这真的是“天堂大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