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特朗普如何瓦解美国八十年的伟大成就

保持爱读文章，保持领先！

1944 年，田纳西州橡树岭的一处曼哈顿计划开发基地。

上周，帮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子弹轰炸迎来第80个周年纪念，而这恰逢一个极其诡谲的时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纪念这一天而不同时回想起那项令人震惊的“曼哈顿计划”——它造就了核武器。

“曼哈顿计划”是巍然屹立的人类工程与成就之一。可特朗普政府却在系统性地拆解二战与“曼哈顿计划”留给我们的研究文化——正是这种文化推动了美国的繁荣。

在近代史的其他任何时刻，都没有哪个国家如此彻底地背弃自身的核心国力。曾令“曼哈顿计划”取得成功的那些要素，如今正遭到围攻。随着对科学与健康研究的毁灭性削减，这届政府也在背离美国一段由移民的创新与远见持续赋能、不断更新的历史。最终，美国也许会发现，我们挥霍掉了“曼哈顿计划”赐予的最大馈赠——到头来，那份馈赠并不是原子弹本身，而是一种让科学与政府协同工作的全新观念。

“曼哈顿计划”之所以得以发生，本身就近乎奇迹。差不多两年时间里，美国军方似乎对研制原子弹这件事毫无兴趣。

1939年至1941年，来自希特勒治下欧洲、以犹太难民为主的一群科学家（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找上美国政府，会见军方官员。他们向对方讲解了核裂变的发现、其对战争的影响，以及他们担心希特勒会先一步研制出原子弹的理由。

军方对此不以为然。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回忆说，1939年10月，也就是希特勒攻占波兰之际，他们的一次会面后，“那些上校始终保持疏离。他们很客气、也会笑，但从未指望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一枚真正可用的原子弹。”

其中一位上校还用不屑的口吻对维格纳和爱德华·泰勒说，他愿意拿出1万美元奖励任何人，只要能发明出“死亡射线”，并通过“杀死一只山羊”来证明有效——言下之意，他觉得这种离奇的项目都比一枚能撬动宇宙基本构件之力的原子弹更靠谱。

推动此事的是来自法西斯欧洲的难民，这绝非偶然。原子能先驱恩里科·费米的妻子劳拉·费米后来写道：“这些人——他们出生在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了解独裁国家的组织方式；他们想到研究与军事应用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在德国，所有科学工作也许都已纳入战争动员。美国本土出生长大的物理学家还没找到走出象牙塔的门：前者见过军国体制与权力集中，后者所见唯有民主与自由企业。”

物理学家阿瑟·霍利·康普顿——后来负责在1942年12月于芝加哥大学一座旧壁球场内建成世界第一座核反应堆——也解释说：“美国政府并未把新兴科学领域的研究视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来源。华盛顿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拥有足够权力，去妥善处理一项虽紧迫而至关重要、却尚未被清楚定义的科学新发展。这根本不在我们的传统之中。”

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未持续太久。后来被称为“曼哈顿计划”的项目是一项20亿美元的工程，到1945年已在田纳西州橡树岭、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等地雇用了数十万美国人。与其并行的二战工程还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Rad Lab），该实验室在雷达方面开创先河，这些努力永远改变了美国与世界。

由此萌生出政府支持的科学、技术与教育传统。这些领域化作国家实力的源泉，并在此后八十年间，可以说成为美国经济霸权与繁荣的首要驱动力。

从“曼哈顿计划”发展而来的橡树岭、洛斯阿拉莫斯、伯克利等国家实验室，成为战后数十年惊人科学技术进步的脊梁。随后又有国家科学基金会（1950年成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1958年成立）、以及战后成为主要资助方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此外还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能源部（DOE）等一系列机构。

相对温和的政府投入带来的回报却惊人巨大；仅DARPA一项，就孕育出互联网、GPS以及莫德纳（Moderna）的新冠疫苗。

而今天，恰逢◻️◻️自身的研发投入起飞之时，特朗普政府却在抹去这份遗产。像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的机构被抽空；这届政府对大学发起的战争，已经导致全国众多科学与健康实验室出现巨额削减；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与特朗普政府一起，正在扼杀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技术的进步，而世界其他国家大多热衷采用这些技术，这很可能让美国不仅落后，甚至连赛道都难以进入。

就连天气预报和高质量的政府数据采集这类最基本的公共需求也面临被破坏的风险；官员们开始回撤诸如饮用水氟化和儿童疫苗的强制接种等公共卫生成果。由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主管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正把看似指日可待的研究突破列为削减对象——其中包括有望用于应对胶质母细胞瘤、胰腺癌等高致死性疾病的mRNA疗法。

此外，这届政府还对移民发动战争，并且对那些来到美国谋求发展、取得科研突破、以及创立有望改变世界的初创企业的外国研究人员与留学生抱持敌意。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正是美国一流大学的吸引力、对科学的开放以及民主传统，把最聪明的头脑吸引到了这片土地——正如当年将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以及“曼哈顿计划”的多数核心参与者召至美国一样。

在美国最顶级的“商业俱乐部”——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五家公司中，移民及其后代在每一家里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苹果（Apple）的史蒂夫·乔布斯（叙利亚移民之子）与谷歌的谢尔盖·布林（出生于莫斯科），到英伟达（Nvidia）的黄仁勋（出生于台湾），再到亚马逊（Amazon）——其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所获得的一笔关键早期投资，来自他的养父，一位古巴难民。

更让人困惑的是，对大学与政府资助研究的攻击竟然出自特朗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而正是该政府在2020年主导了与现代“曼哈顿计划”最为接近、且同样艰巨的“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以惊人速度研发并分发新冠疫苗。同样令人困惑的还有：这种发展模式竟被一些人物所削弱，例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他曾是移民学生——以及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后者的财富来自网景（Netscape），而网景的诞生离不开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资助推动的发明。

当今世界正站在人工智能（AI）突破的悬崖边——随着时间推移，其变革性或可与二战期间对“开启原子能时代”相提并论。然而，我们能否守住自身的科学优势，仍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能够利用我们自我造成的伤口，去发明并锁定21世纪的未来，我们或将发现，自己已经挥霍掉“曼哈顿计划”留给我们的最大馈赠。

加勒特·M·格拉夫（Garrett M. Graff）是关注政治、科技与国家安全的记者与历史作家，曾任《Politico Magazine》编辑、《华盛顿人》总编辑，现为《WIRED》特约编辑、阿斯彭研究院项目负责人及乔治城大学讲师。其冷战与核题材代表作《Raven Rock》系统梳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延续计划与掩体网络，揭示非常时期的权力与体制运作；《The Devil Reached Toward the Sky》以口述史重构原子弹的研制与投放，呈现科学、军政与伦理的交织后果。另著有《The Only Plane in the Sky》《Watergate: A New History》，主持播客《Long Shadow》，获“默罗奖”与畅销书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