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大赦功能的传承演变

唐宋时期的大赦，又称“恩赦”、“赦降”，是朝廷对犯罪人免除或减轻其刑罚以及给与官员赏赐、百姓蠲免债负的制度。唐宋时期制定的赦书是大赦令的载体，也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事实上的一种法律形式。特别是宋代，历朝立法大都有整理赦书的活动，编修成《赦书德音》颁布执行。

唐安史之乱后，政治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唐朝廷企图借助大赦，以整饬行政。皇帝颁布的大赦内容，除了减免罪刑、赏赐、蠲免外，申禁处分的内容逐渐增多，成为唐后期大赦的一个突出现象，如唐昭宗《改元天复赦》有关申禁处分的内容有：

……自今以后，畿内军镇不得擅于要路及市井津渡，妄置率税杂物及牛马猪羊之类，其有违犯者，有人纠告，以枉法赃论之。诸镇县节度级及诸津渡访闻，每年兴贩百姓广有邀求，致令滞停，切令两军、京兆府差人觉察，显行痛断。都市之内屋宇未多，闻浮造之人，常须更出地课，将期招葺，宜有指挥。应诸坊于公私地内浮造屋宇，每月地课，不得更有收征。……其两军元造曲，制下后便勒逐斤减价，六月三十日已前货卖官曲，其私不得更货卖，至七月一日以后不得更卖官曲之限。……其传典卖奴婢，如勘问本非贱人，见有骨肉证验不虚，其卖主并牙人等节级科决，其被抑压之人便还于本家，委御史台切加察定。其天下州府，如有此色，亦仰本道观察、防御、刺史各行条制，务绝沉冤。（卷五《改元天复赦》）

这次大赦包含了多项申禁内容，非常详尽，是唐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大赦令。

入宋以后，大赦的申禁职能是否为宋代所继承，成为学界的一个疑问。事实上，唐大赦的申禁职能被延续了下来，同时大赦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大赦申禁功能的传承

入宋后，大赦的申禁功能有所减弱，从传世不多的较为完整的宋大赦材料来看，整体不像唐后期大赦文那么冗长繁杂。宋代南郊赦文的内容通常也不像唐代南郊赦文那样，事无巨细，无所不包，总体来说趋于简略，这与宋代中央专制集权统治得以强化不无关系。对于日常国家政策，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颁布执行，无须都借用大赦的形式去完成。然而简略中，仍包含有申禁内容，如宋仁宗天禧二年（1018年）四月颁布的《蝗旱后赦天下制》曰：

可赦天下……在京诸班直诸军，并特支赐，灾伤地分，欠去年夏秋税及借种贷粮，悉与降放，今年夏税免十之三。大名府、登、莱、潍、密、卫、青州，免十之四，仍不得折变及支往他处。欠负物色，未得依限科校，候丰熟日渐次催纳。修造上供，追集百姓工匠，有妨农业，并令权罢。

赦文规定“仍不得折变及支往他处”及“修造上供，追集百姓工匠，有妨农业，并令权罢”等皆为申禁内容。又如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钦宗即位大赦云：

赦书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赦，其余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应诸路人户所欠今年夏秋租税及送纳钱物，并自来倚阁税物，并与除放，其乡村逃移人户，并仰招诱归业。

应今日以前天下诸色欠负，并令逐处依今年冬祀赦书例，疾速保明闻奏。今来边之际，诸路州县应有合行宽恤事件，仰逐路帅臣监司、守臣疾速一面施行讫奏。

应诸处有聚集盗贼，所在州县备坐今来赦宥，招诱归业，如愿在军者，许诸军内安排给与衣粮。

应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所宜旌表以厚人伦，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者，委所在精洁致祭，近祠庙处并禁樵采。如祠庙破损，令逐州以系省钱修葺，仍仰监司常切点检，毋致隳坏。

钦宗即位大赦虽简，但备载了11条大赦规定，内容涉及豁免罪刑、推恩施赏、蠲除逋欠、申禁饬戒，颇具典型意义。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一日即位大赦，共计73条赦文，可以称得上是宋代条文最多、涉及面最广的大赦令。其中事关申禁饬戒的条款有：

访闻自来赦书所放逋欠，转运司及州县迫于调度，依旧催纳，至民间有“黄纸放白纸催”之语，甚失朝廷宽恤爱民之意。今来大恩与常赦不同，兼务节用，可以裕民。如监司州县辄敢故违，巧作名目，依旧科抑，被科人户越诉，其官吏当重行贬窜。

应近年以来，州县缘应奉之费用度穷迫，至有前期括借民间二税、免役坊场课利等钱，显是违法。自今须管依条限催纳，不得预借。

祖宗以来，天下上供，委有常数。自熙宁后因臣僚奏请，岁有增加，不胜其弊。仰诸路转运司取索辖下应于（干）、见今上供物数，开具祖宗旧制及熙宁以后增添数目闻奏，当议并行裁损，以纾民力。

诸路常贡之内，有时新果味之类，所在因缘贡奉外，取索多归空库，更有馈送，骚扰为甚。仰礼部勘会，除缘天地宗庙陵寝供献所须外，余并罢贡。

自崇宁以来，州县困乏，抛买上供纲运，取办民力，或以和雇为名，科差乡夫，般担挽运，极为骚扰。自今后并不得以和雇为名，科借乡户，以代兵役。州县故违，或监司强抑州县应副者，并许人户越诉，当议重行窜黜。

高宗即位大赦是在北宋遭遇灭顶之灾、高宗父兄被掳掠的非常背景下颁布的，所以内容特别繁杂和详备。岳珂《愧郯录》卷一二《开禧复泗州赦》载：

应泗州见禁罪人，除犯劫谋故斗已杀依法，余杂犯死罪以下并放。

应本州民间合纳租可与放免三年。应本州民户并特与赈给一次，合用钱米申宣抚司支破。

应本州居民屋宇曾经焚毁者，官为日下修盖，内无己屋人，那拨官舍应副安泊，毋令暴露。应本州居民遗下屋业田土，限一季许元主召保识，指实给还，限满无人识认，仰本州出榜召人承佃。勘会今来本州归正、归附等人，曾授伪命，赍到付身并令有司依格换给，更与转官，已换给者，与添差差遣，若人材卓异委堪任使，即仰守臣具名实来上，当议旌擢。

应本州屯守官兵等人并特与犒设一次。

应本州父老，令长吏致问，优给钱酒，年九十以上者，给赐束帛，百岁以上特与官封，妇人与封号。

应本州神祠感应者，仰守臣日下契勘具灵验事迹申宣抚司，备申三省、枢密院，特与初封，已封爵者，更与加封，内庙宇损坏如法修葺，仍严洁致祭。应本州内忠臣义士，并与表式坟墓。

除了减免刑罚及推恩、庆赏外，赦文规定“应本州居民屋宇曾经焚毁者，官为日下修盖，内无己屋人，那拨官舍应副安泊，毋令暴露”。“仰本州出榜召人承佃”。皆与申禁旨意相符。总之，唐后期大赦的申禁职能为宋代大赦一直沿用。

二、南郊、明堂大赦制度的完善

在唐代，虽形成三岁一郊祀之制，但并未形成定期南郊大赦制度。经过五代发展，南郊大赦制度逐步固定下来。同光二年（924年），唐庄宗颁南郊大赦，《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载：

（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毕，宰臣率百官就次称贺，还御五凤楼。宣制：“大赦天下，应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昧爽已前，所犯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杖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

应自来立功将校，各与转官，仍加赏给。文武常参官、节度、观察、防御、刺史、军主、都虞候、指挥使，父母亡殁者，并与追赠，在者各与加爵增封。诸籓镇各赐一子出身，仍封功臣名号。留后、刺史，官高者加阶爵一级，官卑者加官一资。

应本朝内外臣僚，被朱氏杀害者，特与追赠。

应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贮见钱，禁工人熔钱为铜器，勿令商人载钱出境。近年已来，妇女服饰，异常宽博，倍费缣绫。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宜令所在纠察。

应有百姓妇女，曾经俘掳他处为婢妾者，一任骨肉识认。男子曾被刺面者，给与凭据，放逐营生。召天下有能以书籍进纳者，各等第酬奖。仰有司速检勘天下户口正额，垦田实数，待凭条理，以息烦苛。”

是日，风景和畅，人胥悦服。议者云，五十年来无此盛礼。

这一南郊大赦在当时兵荒马乱之际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五十年来无此盛礼”，道出了人们对此大赦的认同。这一大赦有免刑，有推恩，有申戒，特别是对被朱温杀害的唐朝官员家属的厚恤，释放被贩卖为奴婢的良人百姓，实在是人心所向。后唐通过南郊大赦，荡涤乱像，稳定人心，起到了巩固政权的作用。

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三月颁布大赦令曰：

两京及诸道州府人户所欠去年秋夏税租及沿征物帛，并与除放……内外见在文武职官、致仕官及诸军将校，并与加恩。

化理之本，孝弟为先，苟或亏违，实乱名教。其有士庶之内，凶率之徒，不顺于父兄，不恭于尊长，狂悖难状，训诲莫从，亲族容隐而不言，里巷畏避而不告，伤风败俗，莫甚于兹。今后或有不孝不义之人，违戾尊长，喧悖毁辱，及父母在异财别居略不供侍，如此之辈，不计官宦军人、百姓之家，宜令御史台及本军本使所在州县厢界弹举觉察，如或容纵，不切检举，罪有归处。

此大赦令，除蠲免、加恩外，还有强烈的申禁处分内容。

自五代始，每三年南郊大祀，祀毕行赦，遂成定制。宋庞籍奏言：

臣窃见南郊礼毕行赦且礼行于郊，而劝赏、赐赦者，古之人无有也。……有唐兵兴以来，事天之祀，岁或废之。迄于五代，三年之行，还必大赏，所以劳卫兵也；必大赦，所以荡乱狱也。然则所赏既大，不可以岁举，故必三载而躬祀也。圣朝承五代之弊，兴千龄之统，应变以制事，酌中而立治，远遗前古之法，近择后王之迹，是以间岁报本，就阳位而展礼，一朝锡福，御端闱而行赦。庆赏二柄，行庆之道也。

五代前后总计50余年，换了13个皇帝，政权更替频频。那些登上皇位的统治者，无一不是靠着军权的掌控才得以黄袍加身，所以每每进行南郊大祀，行赦加赏。企图通过频繁的郊赦行赏，笼络军队，清理狱政，以稳固政权。宋政权也是靠兵变建立的，五代郊赦行赏的做法自然被宋政权所承袭。宋人云：“国朝以来，大率三岁一亲郊，并祭天地宗庙，因行赦宥于天下及赐诸军赏给，遂以为常。”宋大体三年一郊祀，祀毕行赦，成为国家固定制度，赐赏军队成为郊赦的一项重要内容。

宋每次大赦，规定的内容不尽相同，通常都有各自的侧重点。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第一次和议后，宋大赦天下，赦文曰：

……应河南新复路分见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山寨土豪等，优与推恩。

应陕西掌兵官，昨缘抚御失宜，致有离散，非其本心。今来既已归还，各仰安职。

应进士诸科曾因刘豫伪命得解者，并与理为举数。

应新复州县放免苗税三年，差徭五年。

应两淮、荆襄、川陕新旧宣抚使及三衙管军，并特取旨，优异第赏，统兵官等第推恩，内外诸军并与犒设。

张邦昌、刘豫僭号背国，原其本心，实非得已，其子孙亲属并令依旧参注，无官者仍许应举。军兴以来，州县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并与叙复，子孙依无过人例。靖康围城，伪命及因苗傅、刘正彦名在罪籍，见今拘管、编置者，并放逐便，未经叙用者，与收叙。

绍兴八年特奏名进士，试入第五等人，并特依下州文学恩例。江、浙诸路今年和预买䌷绢，每匹特免一贯文。

江西、湖广等路见有盗贼啸聚去处，并许自新，前罪一切不问。

这一大赦文内容主要为推恩、免罪，然申禁条款阙如。下面将唐宋时期南郊、明堂大赦作一统计：

唐宋南郊、明堂赦统计表

与唐相比较，宋代大赦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南郊、明堂大赦的固定化。纵观唐代皇帝亲祀南郊行大赦，始于武则天，先后有过二次。唐玄宗、唐德宗时期分别有过三次、四次南郊赦，其余各朝皇帝，或仅有一次南郊赦，或最多二次南郊赦，中宗有过一次。从上表可以看出，宋代南郊赦次数远多于唐，宋帝亲祀南郊，还京必大赦天下。南郊大赦成为宋代大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制“三岁一亲郊，不郊辄代以他礼，庆赏与郊同”。如嘉祐元年（1056年）五月仁宗《大庆殿行恭谢之礼御札》云：

其今冬至亲祀南郊即宜权罢，所有合行诸般恩赏并特支，就恭谢礼毕，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亲御宣德门宣制，仍令所司详定仪注以闻。

这一事例表明，宋三年一郊，郊必大赦，大行庆赏，已成惯例，即使一时无法行南郊大礼，但庆赏却不会因此而中断，照常实行。

除南郊赦外，明堂赦也是宋代大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赵升云：“京城之外大祭祀，皆谓之郊祀。如三岁南郊圆丘大礼，如昔时北郊祀后土皇地祇。明堂则就内中，谓之明堂大礼。”唐明堂大赦，始于武则天，“永昌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然终唐之世，明堂大赦仅见于武则天与中宗二朝，其余唐帝未见行明堂大赦。唐明堂赦虽很少，但仍有申禁职能，中宗神龙元年《亲祀明堂赦》所载，除了减免刑罚、推恩外，也有申禁内容：

如闻天下诸观，皆画化胡之变，诸寺亦画老君之形。一种尊容，两俱不可。限制到后十日，并除却，有故留者，即科违敕罪。其化胡经，先有明敕禁断，如闻在外，仍颇流行，自今诸部化胡经事，及诸凡说化胡事处，并宜除削。

在外百姓之家，百两未行，二亲俄殒，停哀之际，便即成婚……败俗伤风，莫过于此。自今后宜令惩革。

唐之明堂赦与其他大赦一样，亦具布告天下、令行禁止、移风易俗之功能。

至宋，明堂大赦被承袭了下来，已成为固定制度，宋先后41次行明堂赦。如熙宁四年九月辛卯，神宗大飨明堂后，“御宣德门，大赦天下，本朝尝任中书、枢密院官及节度使、勋臣之家，后嗣无人食禄者，量材录用；无子孙者，录有服弟侄。”元丰三年九月，神宗大飨明堂，御宣德门大赦，“民欠元年以前二税、免役、常平息钱，及在京免行月纳百钱以下者，皆除之”。宋代明堂赦制，继承唐代赦制，亦具有减免刑罚、推恩和申禁的功能。

三、大赦功能的评价

大赦因其颁布的范围广、时效快，唐末以来遂成为朝廷推行行政命令、解决社会疑难问题的重要手段。对于大赦，唐人云：“赦令宣布海内，陛下之大信也。”将大赦令视作皇帝取信于天下百姓的重要手段。无独有偶，宋人也是如此奉行的。欧阳修曾云：“赦令之文，国家大信，度必难行之事，则不当轻言，若已布告天下，则不可失信。”神宗曾诏曰：“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讼狱；苟有诖误，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谊，使吾号令不信于天下。其申诏内外言事，按察官司，毋得依前举劾，具按取旨，否则科违制之罪。”南宋大理卿王尚之奏言：“近以民间词诉，官司按劾多有连及赦前事者，复送有司根勘。如此则与不曾经大赦无以异，非所以示信也。”前文所谓“国家大信”，“使吾号令不信于天下”，“非所以示信也”，说的都是大赦令的公信力。换言之，朝廷重大政策，通过颁布赦令的形式贯彻执行，并以此来获取天下百姓的认同。

大赦还有一个重要功效，因其公布对象的广泛性，常带有监督官吏依法办事的内容，例如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即位大赦令第29条载：

访闻自来赦书所放逋欠，转运司及州县迫于调度，依旧催纳，至民间有“黄纸放白纸催”之语，甚失朝廷宽恤爱民之意。今来大恩与常赦不同，兼务节用，可以裕民。如监司、州县辄敢故违，巧作名目，依旧科抑，被科人户越诉，其官吏当重行贬窜。

大赦令是要公布于天下的，对于赦书中各项命令，官吏不敢违犯，以免被人越诉治罪。这种监督功效因而十分显著。

赦书与法令规定之间，有时会发生抵牾，一般而言，大赦的法律效力高于常法。但如果一味照赦书要求去做，有时会影响到大赦的整体效果。南宋侍御史张釜奏言：

国家三岁一郊，霈旷荡之泽以幸天下，德至渥也。然赦文与令甲抵牾者有失参考。乞预饬省、部，令将各按具到赦文内合行事件逐一比照见行条法，法意宽而条或从窄，则改定赦文，令舍窄而就宽；赦文本宽而法或从窄，则明载赦书，令舍法而从赦。毋令引法以沮赦，毋令因赦以伤恩，如此，则国家旷荡之泽不为虚文。

张釜的建议被朝廷采纳。所定原则为就宽不就窄，赦文宽，从赦文；法令宽，则从法令。这样就把赦书规定与法令有机地统一起来。

由于赦书颁布的频繁，宋代在修纂敕令格式时，通常要将已经颁布的赦书、德音进行整理，删修为具有指导意义的法典。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五月一日，“以皇太后疾，赦杂犯死罪已下”，“应有配流人及流贬官在边远处者，并与移置近地。如见在近地者，不在更移之限。所有移置处所申奏取裁。应配流人除刺面及曾任职官人别行指挥外，其余不刺面及配役妇人，并放逐便。其后《赦书德音》，约此著条。”宋太祖的大赦令后编入正式的法典《赦书德音》。从此将大赦令进行整理，编纂入《赦书德音》，遂成为一项制度。如太宗淳化修编敕时，编有《赦书德音目录》五卷。咸平元年编有《续降赦书德音》一卷。天圣修编敕，修有《赦书德音》十二卷，庆历修有《续降赦书德音》三卷，嘉祐修有《续赦书德音》二卷，熙宁、元祐、政和、绍兴年间都修有《赦书德音》。《赦书德音》成为宋代法典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绍圣四年（1097年）哲宗诏云：“元祐赦文‘户绝之家官为立继’指挥勿行。”哲宗为何下诏取消元祐大赦中的有关规定？究其原因，在于赦文一经颁布，其中的命令具有不可违抗的法律意义，并具有普遍适用性。故宋历朝都有编纂《赦书德音》的立法活动。赦书中某些规定的废罢，也必须由皇帝颁布诏书来实现。

大赦令具有巨大的政策包容性，“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它承载了国家重大政策信息的发布重任，除了减免刑罚、推恩施赏外，还发布国家申禁处分信息，以便及时调整社会关系。这是唐以来国家运行机制的一个显著变化。大赦令文发布的空间和范围是一般诏敕所不能比拟的。宋规定：“《赦书德音》，州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诸被受手诏，士庶应合通知者，并依《德音》宣示于众”。这里的《德音》指大赦令。可知宋代的大赦令是要宣示于众的。大赦令的受众为普天之下所有人，不分罪犯、平民、官僚、男女、老少。

宋代由于频频行赦，使得大赦的原有权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这种状况到了南宋较为突出，《文献通考》卷一七三《刑考》云：

（绍熙五年）五月，以孝宗大渐，尝肆赦。七月，上登极。九月，宗（亲）祀明堂。尚书省契勘：“一岁之间三行赦放，恐有凶恶累犯之人指恩作过，内曾犯徒流罪已经登极赦恩免罪，后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曾断遣，别听朝廷指挥。”其指挥与赦文同降，但以白纸连书于黄牒前云。盖前所未有。

所谓朝廷指挥，是指政府行政命令。宋规定“诸翻录赦书、德音，其纸用黄”。赦文以黄纸印制颁下，其规格是最高的。而行政命令只能用白纸。在规章制度上，赦文的公文等级高于政府行政命令。在以往宋代政治社会中，用白纸书写的指挥是不能与赦文同时颁布的，而宁宗绍熙五年明堂赦文破天荒与政府行政命令同时颁布于天下，反映出南宋中期大赦泛滥的趋势。（节选自《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