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不能拯救历史，但能拯救未来——冷战留给当下的四大遗产

20世纪是有史以来，最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一战、二战、冷战三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性“大战”，不同程度上改变、塑造了当今世界。

对一战、二战的关注与讨论不绝于缕，书籍、影视剧乃至电子游戏都多如牛毛。而对当下影响最直接、最强烈，也是最有感触的冷战，其实关注度并不高。

不幸的是，我们正逐步进入一个“新冷战时代”。

正所谓，知识也许不能拯救历史，但能拯救未来。每多关注冷战一分，就为防止新冷战的爆发，增加一分可能。

透过王缉思《冷战的故事》（签名）、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等多本讲述冷战的经典书籍，我们可以一窥冷战的四大教训，看冷战究竟如何影响我们当下的思维与世界。

一

非友即敌

二元思维

冷战时期，由于敌友界限分明，东西双方都视对方为自己最大的“威胁”，以此制定对外战略。

因此，国际秩序就形成了“非友即敌”和必须确定一个头号敌手的思维习惯。朋友的敌人就是敌人，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这种二元思维在冷战时期最为明显。

事实上，冷战后，敌友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政治家们面对的国际现实，更复杂、多变。因此，政治家们应当从新的视角观察和分析国际现实，并且依此制定对外战略。

但是，世界上还有不少人习惯从有一个最大的、固定不变的“威胁”角度来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把某些国家视为潜在或假想敌人。

除此之外，对外政策不可避免会带有主观要素和个人风格。所以，冷战期间，东西方对对方的判断，都有猜疑、夸大、不符合实际的成分。这加速了冷战的产生，也造成了东西方之间对抗的激烈、紧张。

因此，领导人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处理好国际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

核武器可怕

或能防止世界大战

既然是冷战，就意味着没有大规模的世界性热战，因此有人说冷战是“持久的和平”。

但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武器技术迅猛发展，登月、远程导弹、计算机……都是冷战的直接成果。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让世界笼罩在核废土的紧张气氛中长达四十年。古巴导弹危机，更堪称人类最危险的时刻。

因此，冷战中的和平，是“恐怖之下的和平”。也正因此，冷战后，世界各国形成了一系列的共识；

核扩散的危险日益严重，国际政治应该重新认识核武器的作用：

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世界大战不可想象，结果只会是人类文明的毁灭。

大国必须把相互间的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除了以和平手段解决相互间的分歧之外，别无选择。

换句话说，在核武器出现的大背景下，国际问题只有用更加理性的方式解决，而不是冲突和争夺的方式。

而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时代，对话、合作、和平变革取代军事冲突，更应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手段。

三

意识形态争斗

不减反增

冷战双方都视对方为敌人，除了军事、外交、科技的表面较量，更多表现为制度、信仰乃至生活方式的较量，并且双方都努力把自己认可的强加给别人。

西方以自由、民主、文明为由打压东方，东方则以解放、阶J、Y迫为旗帜对抗西方。

赫鲁晓夫和尼克松的“厨房辩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美苏双方的相互抵制，以及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书籍、影视、思潮在双方都曾有过查禁。这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战争”。

冷战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并没有结束，甚至愈演愈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主权、民权、发展权以及民主价值观上不停争论；围绕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的争端与冲突；关于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的争执……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之间的斗争将取代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实依旧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斗争。

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现代社会是一个信念诸神之争的时代，冷战把这种意识形态斗争推向了新的高峰。

四

苏联解体

塑造现代政治格局

冷战另一个现代遗产，就是混乱的国际政治格局。

冷战引发了19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加速了1991年苏联的解体。这是20世纪末，最大的一个超级事件。其地位的重要性，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相提并论。

俄罗斯成为独立的共和国，接替了原有苏联的欧亚地位，继续与西方抗衡；

巴尔干在冷战之后又重新变成“火药桶”。2003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重组成为更为松散的邦联，2008年前南斯拉夫的领土分裂出北马其顿、塞尔维亚等六个受联合国承认的主权国家，以及只得到部分国家承认的科索沃。

2001年9.11事件，最大的动力就是苏联解体、阿富汗独立。

如今的俄乌冲突，就是冷战后，东西乌克兰不同归属意愿的直接后果。

事实上，二战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东西方冷战占据着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使得许多地区的内部冲突受到压制和掩盖。

冷战的结束，则间接导致了世界不少地区民族、种族、宗教矛盾和冲突的复燃，如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的冲突、内乱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