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旺代之乱”？｜查尔斯·蒂利

作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

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伯滕威泽讲座教授，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

1793年，法国的西部爆发了一场大起义，它将法国大革命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毗邻普瓦图（Poitou）、安茹（Anjou）和布列塔尼（Brittany）地区的农村人纷纷拿起棍棒、镰刀、干草叉和火枪，联合起来攻击共和国的军队。这些农村人在长达6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是自己领地的主人，并在6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对法国西部历任政治权威都构成了威胁。我们将这场1793年的起义及其余波称为旺代战争、旺代的反法国大革命运动，或者简而言之——旺代之乱。

《旺代: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学分析》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熊俊诚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

2025年6月

旺代之乱的记忆一直在不断激发人们写下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鸿篇巨制。在其众多狂热的历史爱好者心目中，这场赫然出现的事件的重要性堪比南北战争之于美国。毫无疑问，无论在他们狂热的爱好之中还是在关于整个法国大革命的专业性著作中，始终可以追求对旺代之乱更为新颖、更为准确的整体描述。然而本书对反法国大革命运动开始之后的事情着墨甚少，相反，它着重描述了18世纪法国西部地区的社会性质，以及从1789年大革命的降临到1793年反大革命运动的爆发期间法国西部的地方性发展。

旺代之乱的研究通常是一份背景资料加上十份军事史资料，而我颠覆了这种常规做法，主要是出于对这三个重要影响的关注：现代化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反抗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以及旺代之乱的起源。乍看之下，这些重要影响之间的关系似乎显而易见，但实际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它们不断交织、重叠、融合在一起。当我们问出“为什么在旺代，而非其他地方？”这一尖锐的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它们是难以区分的。因为对这些重要影响的关注促成了本书的出现，所以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涉及这场大规模叛乱之前的一些事件和社会安排。不过，不妨以旺代之乱中那些令人难忘的事件作为开篇，因为对这些事件的回顾可能有利于本书论述的展开。

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简述

这场被称为“旺代之乱”的反法国大革命运动起始于1793年3月中旬，在南特（Nantes）、拉罗谢尔（La Rochelle）、普瓦捷（Poitiers）和昂热（Angers）之间的多个地区几乎同时爆发了叛乱。尽管观察家们惊讶于其爆发之迅速、其力量之强大及其明显带有的自发性特征，但它不过是大革命四年以来持续紧张的局势日益累积所达到的高潮而已。与其他地方一样，1788年底召集三级会议的布告在法国西部引起了巨大的骚动。1787年各省级会议的建立已经帮助革命党派组建起自己的核心，而1789年的地方性和区域性会议也使“资产者”和“贵族”的派系逐渐成形。尽管法国西部地区的一些人民，尤其是城市的人民对大革命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在卢瓦尔河以南的农村区域，很快就出现了对这场政治变革的抵抗。教会地产的出售只激发了极少数人的热情，而大革命对教会的重组却引发了广泛的反对。当地教区的神职人员很快就一致地反对大革命，绝大多数教区居民也站在了他们的一边。

在1791年和1792年，许多地方性事件——集会、游行甚至武装袭击——展现了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这些争斗大多涉及那些在大革命期间被任命的教士，他们被指派过来取代那些不接受教会改革的教士们，而几乎所有的争斗都表明，负责地方管理的官员们缺乏农村人员的信任和支持。

这些行政官员将许多他们自身的问题归咎于叛乱的神职人员。因此，为了控制住这些神职人员，法令层出不穷，直至1792年8月达到高潮：政府下令驱逐所有拒绝宣誓服从的教士。但是，随着一大批不服从的神职人员被驱逐出境，以及其余的神职人员东躲西藏、销声匿迹，骚乱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旺代地区的大革命首脑们早在1793年3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曾颇为担心地讨论过反法国大革命的运动。事实上，在那之前的六个月，一场对布雷叙尔（Bressuire）和沙蒂永（Chatillon）的全面袭击就已经证实了他们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因为这次袭击无论是在动机上还是在人员上，都预示了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到来。

这场大规模的叛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发了。在1793年3月初，政府下令征召30万人以应对法国边境的威胁，这在旺代地区引发了激烈的骚动。征兵的布告一经颁布，便引发了武装示威和暴乱，当地的革命爱国者放下了武器，符合征兵条件的年轻人也飞速逃往乡下。

在3月初的几天中，一切都在暗地里酝酿发酵，但没有爆炸性的事件发生。4日，在绍莱（Cholet）发生的一些骚乱导致了少数人员伤亡，但没有演变成公开的战争。而到了11日、12日和13日，一切都似乎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些武装部队出现在了圣弗洛朗（St.Florent）、尚佐（Chanzeaux）、马什库勒（Machecoul）和沙朗（Challans）地区，在警钟声中，他们高喊着战争和复仇。这场叛乱很快出现了一些领导者，并且迅速地席卷了整个区域。

如果说叛军在最初几天里就急风暴雨般地攻城略地，那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事实上，他们几乎毫无阻力地蜂拥进这些城镇。到第五天，他们已经进入了圣弗洛朗、蒂福热（Tiffauges）、博普雷欧（Beaupréau）、蒙泰居（Montaigu）、莫尔塔涅（Mortagne）、舍米耶（Chemillé）、绍莱、沙朗、永河畔拉罗什（La Roche-sur-Yon）、克利松（Clisson）、拉罗什贝尔纳（La Roche-Bernard）和维耶（Vihiers）——几乎占领了整个法国西部地区所有的重要城镇。当时造反群众不仅有一个称呼，唤作“天主教军”（Catholic Army）或“天主教王军”（Catholic and Royal Army），还有一个公认的领导团体，其中包含邦尚（Bonchamp）、埃尔贝（Elbée）和斯托夫莱（Stofflet）等人。

1793年的旺代大战分为三个阶段：（1）叛军的扩张阶段（直到6月末）；（2）牵制与消耗阶段（直到8月中旬）；（3）溃逃阶段（直到年底）。两个分界点分别是旺代叛军在南特（6月29日）和绍莱（8月17日）的战败。

事实上，叛军的扩张在起义的最初几周里就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遏制。在那之后，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关于叛军沿着旺代地区的边界夺取、放弃和重新夺取城市的故事，最终在6月9日索米尔（Saumur）和6月12 日昂热的争夺战中达到高潮。旺代叛军没有占领这些城市，他们攻陷了这些城池，将它们洗劫一空，建立了虚无缥缈的临时政府，然后就拔营撤离了。在此期间，共和国政府一直在改弦更张，不断调动和撤换将领，对那些反对大革命的人高呼叛国罪，并派出调查团赶赴这些叛乱的地区，但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坚定而直接地应付这场叛乱。

在牵制与消耗阶段，从旺代叛军试图攻陷南特但铩羽而归之后，共和军变得更加果断而成功。叛军再也没有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之外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天主教王军的指挥高层组织愈发严密，胆量却越来越小。旺代叛军逐渐陷入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处境，最终在绍莱一败涂地，绝望之下被迫流亡至卢瓦尔河以北。

然后就是溃逃阶段。反法国大革命的希望破灭了，叛军的队伍也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在盲目地向格朗维尔（Granville）开拔去“和英国人会师”的途中，这些反叛者们已经成为由拖家带口的男女老幼组成的一盘散沙。他们途经拉瓦勒（Laval），穿过马耶讷省（Mayenne），进入阿夫朗什（Avranches），然后又离开，向北进发。在格朗维尔损兵折将之后，叛军残部向卢瓦尔河回撤。尽管在昂热又吃了败仗，但他们仍能接连攻克拉弗莱什（La Flèche）和勒芒（LeMans）。在试图重新渡过卢瓦尔河回到他们的家乡之后，就在圣诞节前，剩下的旺代叛军在萨沃奈（Savenay）被彻底击溃。至此，大战结束。

但是，旺代之乱并未就此落下帷幕。剩下的领导者又拉拢了一支军队，与共和军陷入了又一年的苦战。这场“第二次旺代战争”以大赦和1795年2月《拉若奈条约》的签订告终。但不久之后，流亡分子和英国人所承诺的援助促使这些叛军领袖卷土重来。在接连的惨败之后，叛军最终在1796年3月被平定。然而，无论是这些叛乱还是随后发生的那些叛乱，其规模都无法与第一次旺代战争相比。

在卢瓦尔河以北，旺代之乱留下的不仅仅是回忆。当叛军残部在那附近游荡的时候，也就是1793年末，朱安党叛乱（Chouanerie）爆发了。朱安党人（Chouans）是游击队，旨在尽可能随时袭击共和国的军队。在人员结构及（对大革命的）情绪态度方面，朱安党叛乱与卢瓦尔河以南更为普遍的战争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它的形式更加多样，规模也更加小巧。与旺代这场大规模的反革命运动不同，朱安党叛乱在布列塔尼、曼恩（Maine）、诺曼底和安茹北部地区蓬勃发展。

在军事史上，朱安党叛乱几乎可以忽略不谈。它的鼎盛时期是1794—1796年，而它可以说起始于1791年的一些事件，终结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崩溃。1795年6月，流亡分子在布列塔尼的基伯龙（Quiberon）登陆。这场灾难性的登陆是朱安党人对共和国构成威胁的顶点，也是其瓦解的关键时刻。其实在那之前，卢瓦尔河右岸的这些叛军并非一个，而是两个团体：一部分高级领导者忙于运筹帷幄、执行任务、制定组织计划，并与英国人互通情报；另一部分则是大批独立行动的地方游击队。随着这些组织的分崩离析，尤其在1796年之后，朱安党人表现得越来越像强盗土匪。

在卢瓦尔河以南，叛乱其实也没有在1796年被彻底平息。在1799年、1815年和1832年，旺代之乱的呼声再次回荡在法国的土地上。1799 年的旺代之乱是对早先起义的拙劣模仿，1815年的旺代之乱是百日王朝（the Hundred Days）期间的一场混乱的抗议，而1832年的旺代之乱则是一场“轻谋浅虑”的正统派（Legitimist）起义。后面这些叛乱都是由某个具有特定政治目标的小团体所煽动的小规模事件，而引起我们关注的是1793年在旺代地区爆发的那场大规模的叛乱。尽管后来这些动乱是它的结果、反映以及对它的模仿，但它们都不能与旺代之乱相提并论。

旺代之乱的传统史学研究

既然旺代之乱有如此精彩纷呈的曲折经历，那么涌现出大量关于它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也就不足为奇。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司各特、特罗洛普、儒勒·米什莱、托马斯·卡莱尔和伊波利特·丹纳都曾用戏剧性的文笔去描绘它的盛况。专家学者和门外汉都在竞相讨论他们最爱的那些英雄、旺代之乱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战役以及旺代之乱的各种原因。然而，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内容丰富多彩。1793年，贝特朗·巴雷尔（Bertrand Barère）称它为“吞噬法兰西民族（nation）心脏的政治之火”（Walter，1953：225）。阿尔贝·马蒂耶认为，这场反革命运动给“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夏尔·塞尼奥博斯认为，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以及导致它爆发的那些事件是后续法国政治中一个基本分歧的根源，即法国“革命的”东部与“反革命的”西部之间的分歧。阿方斯·奥拉尔更是断言，“这是一句经典名言，而且真实不虚：在共和国与外国军队及流亡分子正面作战的时候，旺代之乱可以说是从背后捅了共和国一刀”。仅凭上述这些理由，便足以使本书对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系统性研究有其价值。

初看之下，要解释清楚旺代之乱这件事似乎并不算非常困难。为什么呢？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认为该地区所有农民的脑中都被塞入了一种标准化的心态和一套标准化的动机，这种心态主要来自人们对农民特征的一般性看法，而这些动机也主要来自那些可能使他们反对大革命的动机。然而，分析者对整个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他对相应动机的选择。

这一步骤的假设是，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是由农民在反叛时的精神状态所产生的结果，而分析者必须寻找的那些引发旺代之乱的原因，其实是那些带来了这种精神状态的影响或事件。目击者的观察和反叛者自身的陈述可以作为心态史方面的证据而被历史学家所采用。传统的历史研究只承认少数几种可能导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动机”：（1）保王主义（royalism）；（2）对强制征兵的抵抗情绪；（3）对宗教的支持（各种所谓“忠贞”“迷信”和“卑顺”等心理）；（4）领导者自身的利益，以及叛乱者中大部分人的愚忠（参见Bois，1960b：579—594）。每位分析者都在这些“动机”中选择他认为合理的部分，或者对这些动机进行某种形式的组合。

在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爆发之后，厘清其成因的工作并没有被耽搁太久。在共和三年（即1795年），国民公会的成员马里·约瑟夫·莱奎尼奥（Marie Joseph Lequinio）就曾宣称：

众所周知，这场灾难性战争的首要原因是：（1）农村人的无知、狂热和卑顺；（2）前任贵族的傲慢、为富不仁和背信弃义；（3）政府行政的软弱无力、行政人员的特殊利益以及他们对其亲戚、农户和朋友的法外开恩。

这种说法，即断言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原因“众所周知”，是有关旺代之乱的历史研究中最常见的导言。然而，正是在其诱因的问题上，关于旺代之乱的大辩论才应运而生。

保王主义的论点如下：这些农民受到了新政权的压迫，并对废除君主制和处死国王感到震惊，因此他们起义了。我们可以想见，只有那些强烈认同贵族和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分析者，才会以如此抽象的形式陈述这一理论。

与之相对，强制征兵是一个相对超越了党派之见的原因。然而一方面，它偶尔会被研究者用来阐明，农民的动机并非像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中的抒情诗人所歌颂的那样高尚。爱德华·洛克鲁瓦曾如是说：“起初，旺代叛军既不为上帝而战，也不为国王而战。他们只是单纯地反对祖国，他们不想被征兵。”另一方面，叛军对强制兵役的厌恶，也会被研究者视作这些农民不愿为邪恶的共和国效力的标志，或者用来证明他们对其乡土抱有朴实无华的眷恋之情。

此外，各种形式的宗教论点也一直是最受人欢迎的，但对支持或反对神职人员的不同分析者来说，这些宗教论述的意义可谓大相径庭，笔耕不辍的修道院长乌祖罗（Uzureau）在四十多年里几乎独自一人出版了两种历史期刊《历史悠久的安茹》（Anjou historique）和《安茹志》（Andegaviana），而这些期刊中最为持续关注的主题依然是1793年安茹农民自发地捍卫在大革命中“负屈含冤”的宗教。反神职人员的观点同样是将农民的立场归因于他们对宗教的依恋，但它强调这种依恋是盲目而愚蠢的。这些宗教论述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观点，即认为这些农民对宗教的依恋一般要少于他们对自己教区的教士们的依恋。这同样是一个既可以用来支持，也可以用来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论据，因为这种依恋之情既可以被称为“忠贞”，也可以被称为“奴性”。

上述关于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动机的争论，尤其是宗教论中的最后一个说法，距离更复杂的分析仅一步之遥。这种更为复杂的分析区分了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不同心态。尽管它通常将领导者（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的教士和贵族）的参与归因于其自身利益，但它解释了大多数反叛者参与叛乱是出于他们的愚忠或轻信。这一论点有几种可能的变体，取决于研究者在这些教士和贵族中分辨出了多少他们共同为反革命运动所做的准备。在这方面，研究者也许会讨论：（1）这些贵族和教士在农村地区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2）他们煽动农民发起了这场反法国大革命的叛乱；或者（3）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是他们的一场阴谋。明辨而理智的莱昂·迪布勒伊断定，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归根结底是“渴望神权统治”的神职人员。欧仁·博纳梅尔，尽管他不以明辨或理智著称，也曾断言：“贵族和神职人员将农民推向了一场其苦难无以复加而且闻所未闻的全面战争之中，从而使农民能够继续向他们缴纳什一税和服徭役，而农民由于其自身的无知，也就开展了这场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运动，并认为自己是为了宗教和饱受威胁的社会秩序而战。”

还有一种传统的说法是在布列塔尼地区遍布的贵族阴谋论：“在大革命初期，布列塔尼地区出现了一个巨大而可怕的保王党同谋……由该地区及其邻近省份的贵族组成。其分支遍布整个法国西部地区。”无需多言，这种理论显然是那些支持大革命的研究者所特有的观点。

上述各种对旺代之乱的解释，其统一之处在于，它们都声称能够确认那些参与1793年3月叛乱的反叛者们的动机，而且在大体上都是有意识的动机。毫无疑问，对历史事件的重构意味着对人类行为的动机做出一些假设。毫无疑问，历史学家的部分职责就是描述过去那些关键行动的参与者们的动机。然而，我们可以将研究旺代之乱的重点进行转移。分析者可以从以下这些问题入手：支持法国大革命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团体的组织及其构成，在大革命之前以及大革命期间的相关主要人员之间的关系，大革命与反大革命运动的快速巨变，以及它们和18世纪法国更为普遍而渐进的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面对一场如此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上述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社会学家的视野中。它们引导着我对旺代之乱的起源进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