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从未远去，它是深潜的一股历史暗流

最近热搜榜上有一条新闻：广西一男子幻想邻居老夫妇对自己“做法”，持射钉枪杀害了两位老人。法院一审判决该男子死缓，检察院认为量刑不当提起抗诉，要求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广西这起案件冲上新闻热搜，说明对于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巫蛊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巫蛊》这本书中，邓启耀教授记录了多起类似案件，而他最新的调查研究显示：“就在2024 年，网络上关于蛊事的讨论依然数以万计，含有暴力导向的玄学APP信息下载量高达千万，玄学软件的开发与当代高科技的发展同步生意兴隆，装神弄鬼的博主靠巨大流量赚得盆满钵满。”

巫蛊从未远去，它是一股深潜的历史暗流，在互联网时代，它甚至会“蒸发”到“云上”，成为随风飘飞的无定玄云，一旦聚为暴雨，就会和地下的暗涌合流。

深潜在文化中的历史暗流（节选）

文/邓启耀

对于一个置身于21世纪现代科学文明情境中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所谈论的事是极为荒诞无稽的。然而，问题在于：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真正生活在这样的“情境”之中？

翻开中国历史，满篇皆是权争、宫斗、战争、灾祸。然而，这不过是可见的浪潮。在汹涌波涛之下，一股潜流往往被忽视。它讳为人谈，却深潜于人心暗黑之处，伏窜于宫闱与茅舍。它会是弱者自保的密咒，俗众伤人的流言，也会是权贵争权的暗器。一旦和权力、利益挂钩，或者仅仅出于羡慕嫉妒恨，潜流都可能喷涌而出，成为淹没他人的祸水，甚至成为影响历史的洪流。

古代的情况我们暂且不论，就说当代，是否人人都生活在纪年所标示的这个时代情境中了呢？我不敢断言，至少在我调查过很多边远山区和农村后不敢这样断言；甚至在我们生活的所谓“现代都市”里，新潮建筑或新潮时装包装里的人，是否真像他们身系的商标那么“摩登”呢？依然非常可疑。电脑算命、“科学”求签、对带“8”字车牌、电话号码及开张日期的迷信等等，难道不是巫术心理使然么？至于在人的名字上打叉叉或倒置以求“打倒”，在银行门口摆狮子以“吃”他人宅气财运而使自己大发，更是一种标准的巫蛊行为——哪怕它用的是现代名词和现代时髦包装。

巫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文化事象，影响深远而广泛，却又总是讳为人谈。远古的甲骨文卦爻或易象卜筮典籍里，涉及与社稷政事、王室安危相关的重大灾异病象，每每提到“蛊”这个字；汉代因宫廷权力之争而引发的“巫蛊之祸”，数万人死于非命，世人闻之色变，如同一次社会性的瘟疫；延至20 世纪，至少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不少人受害于巫蛊事件，人们至今仍像害怕麻风病一样地害怕“蛊”。

甚至到了21 世纪，种种巫蛊或准巫蛊行为仍然以不同面目出现。“蛊疾”，成为一种很难诊治、很难定义的病象，一种在巫和医之间纠缠不清的文化性或精神性的可怕瘟疫，而且，在民间，无论是放蛊、染蛊，还是治蛊、克蛊，都存在着一种沿袭了千百年的运行机制，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包含社会组织、制度、观念、符号、行为、器物等层面的神秘文化系统。如果说，“巫蛊”整个都是一种无稽之谈，那么，一个这样的问题也许马上就会随之而来：既然“巫蛊”纯属子虚乌有，为什么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都有关于“巫蛊”事件的历史记录，以及十分现实的影响、十分具体的存在呢？

有关“巫蛊”的各类案例，我将在本书中加以详细论述。作为一篇绪论，拟按人类学惯例，先进入生活现场，对巫蛊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性精神性病理现象的文化处境和心理处境，开始田野考察。1995 年和1996 年两年春节前后，我和做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妻子都是在怒江峡谷中度过的。这是世界上数得出的大峡谷之一，山峰和谷底高差很大，坡极陡，攀援尚且不易，何况在里面过日子。然而，正是在这个石多土少的“Ｖ”形峡谷中，怒族、傈僳族等民族已经生息了很多世代，不仅在石头缝里生存下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怒族“卜诊”方式之一：草卦。云南怒江峡谷中段匹河乡，1995，作者摄

我们的调查主要侧重在精神文化方面。由于和怒族、傈僳族掌握传统文化的巫师、祭司和群众交上了朋友，得到他们的信任和帮助，我们才能够深入到他们心灵世界中，看到传统文化作用下，他们当下的文化或精神的处境。

一位怒族朋友告诉我们，他弟弟新近才祭过一次鬼。当时他弟弟病得很重，躺了三个月也起不来，什么医院都去看了，好不了，只好按老法子请巫师来看，巫师看出是中了别人的毒咒，咒者的魂和他的魂在打架，纠缠不清。巫师看出来了，就要请祭司来解。祭司将他弟弟抬到村外江边，杀了一头猪和一只鸡祭诅咒鬼：

今天我要说的这件事，

是人的儿女子孙，

神抚养的儿女；

石崖神，舅父的祖业挫败了，

侄儿侄女难度光阴；

父亲的家业挫败的时候，

天神会拯救我儿女的生命。

今天，我要对诅咒人说，

我一听见就带来值钱的祭品；

带来一个附身病魔的病人，

梦见值钱的栏杆掉落在右边，

带来一个被亚同肯诅咒的病人，

我的九只鸡不知道祭给谁的时候，

我的九簸箕盘缠，

不知道祭给谁是诅咒者的时候，

我去碧巧看相又打卦，

去瞧三面石，去看祸福凶吉。

今天，我对诅咒人说，

拿来九只鸡祭给诅咒儿女的鬼，

捉来九只鸡祭给害人的大马蜂。

你去诅咒生有翅膀的鸡，

今天要解掉，

拴在病人头上的铁链子，

解掉缠在身上的藤篾条。

怒族巫师保某破例为我们做了一次真正的祛灾仪式

祭司一边念诵长长的祭词，一边做出祭拜、解疙瘩、驱赶等动作，他将山茅草做的具有驱邪作用的绳结由上到下撵刮，以驱除附体的邪灵。念完，将祭肉架火煮食，然后带着病人头也不回地回家，连锅都不许带回去，就此废弃。据说，祭过以后十一天，病人便站起来了。

我不认为这位为人忠厚诚实且受过现代教育的怒族朋友是在说假话。至少，从他对我们安危的关注上，我们知道他是真诚的。在怒江，当我们结束了第一阶段调查时，在他家遇到他的一位巫师朋友。此人一见我们，便断定我们身上已经跟上了邪灵，原因是我们请老祭司表演祭鬼仪式时，没有真的病人要祛疾，召来的邪灵失去目标，只好跟上了我们。这位巫师还预言两天后福贡方向要死人，而我们正准备往福贡方向走。

听到这些话，我们的怒族朋友要巫师为我们禳祛。巫师不愿为外族人设祭，这位怒族朋友大动肝火，以绝交相逼。直到他的巫师朋友第二天在一个幽深的箐沟里，为我们做了一次真正的祭祀祛灾仪式，巫师用滴血的祭猪在我头上绕过，念诵长长的咒语，留下祭品和所有锅碗，然后带我们悄悄离开，以甩掉邪灵。仪式过后，他才放心地让我们离开。

从很多经历中，我确实相信，这些怒族朋友决无以神鬼巫蛊蒙骗我们的意思（这次祭仪不收费）。他们真的相信这一切，而且真的会受到这些东西的伤害，或通过另外的法术得到切实的禳解。换句话说，我们认为虚妄荒诞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真实的，而且常常被他们的经验证明确实产生了作用。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是已经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中，以一整套自足的存在方式，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例如，就社会组织结构而言，有放蛊施咒的蛊婆、黑巫师，也有克蛊解咒的职业化的并有分工的白巫师；在物质层面，有养蛊的秘方，也有治蛊的奇药；在符号层面，无论是口诵的咒语祭词，还是手书的符篆图贴，都具有特异的信息传递功能，对属于该文化圈的人能产生类似“信息场”的效应；与此相应的习俗、制度、观念等层面，也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发生着作用。

例如，“诊断”病因，可用竹签、草筮、蛋卜、骨占、肝决、刀卦、弓算、酒显以及观气色、看手相等方式获知信息；治病救人，则视不同病因，用素祭、血祀、咒语、祝词、歌舞以及成套的象征仪式和活动来禳灾除病。他们似乎生活在某种特定的人天关系中，在这里，人疾与具体到一阵雾霭、一堆山土的天象地气，命相与穿什么颜色衣服便产生什么生克关系的阴阳五行，都可神秘地互相感应。

这些以不同形式体现的器物、符号、观念、制度、社会组织等文化因素，构成一个影响力极大的文化系统。长年生活在其中的人，不能不受到它潜移默化的影响。那种无形而又真实的处境，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你能体验得到的氛围，是很难用数据等来量化表述的。

事实上，在人类学界，有许多国际知名的例证一再说明，人的文化处境或精神氛围，对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如非洲某些部落的“骨指器”或巫师的咒语，足以让一个强壮的部落成员因极度恐惧而丧命，因为他在多年强烈的文化或精神暗示中，已经认同了这样的“事实”——一旦被魔骨所指或被巫师所咒，必死无疑。这种情况或许正如传闻里一个著名的心理实验：一个死刑犯被告知他将被放血处死，然后他被蒙上双眼，在他静脉处用刀背假作切割，放水滴流，造成流血的效果，不一会儿，那犯人果然死了，死于心律衰竭。

图片来自网络

在怒江大峡谷，每当夜暗星密时，天被石崖巨大的怪影挤成一条无头无尾的长虫，江涛啸声和巫师奇异喉音的混响，若有若无地直透心骨，这时候，我便有些体会到这峡谷里所产生的神话和巫术的意义了。只要峡谷还是这样，峡谷人所接受的文化暗示和心理暗示还是这样，神话和巫术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精神需要。这不是用简单的“唯物”“唯心”一类的词，可以界说的。俗话说“信则灵”，这或许应从一种跨文化精神病学的角度去理解。

在我们的考察中，还了解到这样一些例子：同在怒江峡谷中生活，改信基督教的本地民族，传统的神话和巫术对他们影响便较少，甚至不再产生作用，巫蛊之疫也随之减少。我也曾想见见信巫蛊者谈之色变的鬼怪邪灵，甚至在夜晚独自走过那个传说中弄疯、弄死不少人的山箐，虽然脊背发麻，但我还是关了手电，拿出自动相机，准备真碰到个鬼怪时能抢到个镜头——我当然一无所见。这是否说明，只有置身（实际是置心）于特定的文化处境中，对其千百年传承的集体意识和文化暗示进行认同，那种“感应”才会发生？而对于不在其文化处境中的异文化介入者或改变了信仰的当地人，传统的“暗示”便不再具有作用？

如果是这样，像巫蛊所致的“病”，便在很大程度上要从文化和精神的角度去理解。当然，巫蛊术不纯粹只是一种心理行为。事实证明，即使是原始时代的巫师，在药物等方面的知识也是相当惊人的，例如毒蘑菇、仙人掌碱等致幻剂的使用。因为原始巫术往往是巫—医、巫—技合一的。也就是说，巫蛊的文化或精神场景，也有一定的物质或技术的依托。

我们的考察，或许就应该从这样的时间跨度和学科跨度基础上开始。

书中此后的章节，我试图从目前初步接触到的文献（包括视听文献）、考古和田野考察材料等多重证据，来叙述千年来巫蛊在中国的某些存在状况。需要说明的是，我虽然疑惑，但关注重点不是考证这些“证据”所描述之事的真伪（如同考证鬼神的真伪一样），而是关注产生巫蛊传说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现实，希望通过大量案例（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思巫蛊信仰为什么会在中国人心中存在上千年，至今没有消失？这种系统地隐藏在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中的东西，又反映了一些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