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芳华 | 一位“老研”的歌乐山往事录（一）

导读

1979年9月，我平生第二次跨入大学校门。这回是做研究生。那年我18“公岁”。也许因为遗传，也许由于十年“文革”的颠沛焦虑，头上依稀已现华发，自称“白发老童生”。班上共10人，我在年龄上排名第二。后来，排第一的老周“出师未捷身先死”，我自然地上升一格，从“二哥”变成“大哥”。所以，“老研”一说，在我是名副其实的：当年是痴长于同班同学的“老研”；如今30年过去了，学位还是“硕士”，没有努力上进修成博士、博士后，成了个真正的不长进的“老研”。

都说年轻人勇于开拓创新，秉性是向前看；老年人比较稳重守持，秉性是好回忆。所以有“老爷爷的故事”之说。回忆就是讲故事。

“老研”以前也不写回忆文字，觉得那是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才有资格讲做的事。但近两年居然也写了些，开始时不知不觉，猛地醒悟，不禁暗自心惊：呜呼！“老研”老矣！然转而一想，这是规律，地球人谁也逃脱不了，况“老研”乎！于是莞尔一笑。诚然，“老研”的故事不精彩，内涵浅，因为没有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那资历。

“老研”这次编了三则文字。一是新写的，讲一些当研究生时的琐碎逸事；二是两年前的旧稿，介绍1980年代初的西政法律史学科；三是1995年在学校更名大会上的发言稿。第三则不是回忆文字，只能算作供回忆用的资料。不过，那次更名来之不易，对学校的发展又很关键，堪称一桩佳话，值得回忆，故收录于此，望诸位校友万勿怪罪。

第一届研究生的故事

这篇回忆文字是应命之作，不是“老研”自动地不知不觉地写出来的。今年是西政招收研究生30周年，学校办庆祝，“老研”是第一届研究生，理当响应。校友会打电话来约稿，“老研”想，那就回忆一下当年的研究生生活吧。

于是翻出了这帧黑白老照片。

这是我们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时的留影。

当时，手照机并不普及，更谈不上有数码照相机了。这张合影是跑到童家桥一个小照相馆照的。照片上的人可能有的读者能认出来，多数读者，即便是我校的老师和同学恐怕是不认得或认不准了。那好，就先来个“对号入座”，介绍一下照片中的人物吧。

前排坐者4人，自左住右，两女两男。照国际惯例，女士优先，就从左边说起吧。

前排左1号，迟杰，东北姑娘，长自贵州六盘水矿区。开始时师从张序九教授，后改攻婚姻法学，师从杨怀英教授。她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小妹，饱受“文革”停课失学之苦，按说前学历并不扎实，但聪慧过人，又刻苦好学，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毕业论文《我国离婚制度的研究》。获硕士学位后一度留校任教，结婚后随先生调至河南郑州某高校。“老研”去山东曲阜参加孔子学术研讨会时，得在郑州转车。那年头火车票一票难求，亏好有迟杰小妹夫妇在郑州接送，少吃了许多中转排队购车夜半侯车之苦。后来他们夫妻双双南下珠海，迟杰小妹荣任警校副校长。2000年“老研”到珠海公干，得见他们夫妇，热情异常。迟杰个子高挑，人到中年，身材仍是那么匀称，一身戎装，煞是飒爽英姿。

前排左2号，陈素玉，老西政1967年毕业生。好象是成都姑娘，但从巴中山区考出来的。师从邓又天教授攻刑法学。这位学妹自我评价是“玻璃体”，颇有些大大咧咧，有话直说，不打心结，挺好相处。家境不错，却不显摆，不讲究，素面朝天，一如其名。读书用功，不乏己见，好与同学争辩，因她向不计较，同学亦奋自参与，你非我是，混战一场，为班上增添不少乐趣。大概是1981年，忽然闹起肝病恐慌，陈学妹自感不适，“老研”带她到传染病医院作了一番全面检查。她竟千恩万谢，逢人便说“大哥真好”，嘴快得制都制不住。不过，这也可见其之为人。

陈素玉学妹毕业后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为适应财经专业教学需要，她再一次离夫别子，北上中国政法大学进修经济法学，还获得了硕士学位，实现专业上的闪亮转身。一个年近四十的妈妈级女士，还这样的追求完美，寄情学问，“老研”当时闻知，敬佩之后自愧不如。随后，她一路高歌，由讲师、副教授晋升至教授，任职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等，无不得心应手。记得她任系领导职务时，为了取得硕士学位授予资格，四处奔劳，还带了几位同事，东至重庆，求助母校老师，并专访舍下，命我献计，那种精心尽意，今犹历历在目。

前排左3号，田平安。老田仁兄是我们年级的骄骄者。历任中共西政党委书记、西政校长，乃首批入围的中国当代法学名家，荣膺高校名师，一头的耀眼光环。考取研究生时，他是贵州省纳雄县法院的一名副庭长，也在这个县的公安局干过，在政法系统阅历不浅。西政的新老校友对田平安教授大多耳熟能详，网上关于他的资料一大堆，十分详尽。对于这位老同学，“老研”的介绍已属多余，不必赘笔。这里只讲点外人或不甚知的往事。

田仁兄与“老研”除了在西政同班，还是北大校友。他是法律系65级高才生，“老研”在哲学系62级附骥尾。“文革”中，我们都上了“井岗山”。 “井岗山”是一个与“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头头的“新北大公社”“对着干”的红卫兵组织。关于这段住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前不久鹤驾道山的季羡林老先生的《牛棚杂忆》，其中第六章有一节叫“自己跳出来”，写到当年北大的派斗，很有趣。“老研”和老田虽同校同“山”，却无缘相识，不曾打过什么交道，真乃憾事一桩。不过，北大当时校园不阔，人多拥杂，或许在学生食堂打饭时踩过对方的脚，或许在东操场看露天电影时挤掉过对方的鞋，亦未可知。然而，我们有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却是真的，其中一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牛辉林。

老牛与老田同系同级，是正宗八儿的同窗好友。可“老研”为什么能认识老牛呢？因缘还在那个“井岗山”。这个牛辉林就是我们一派的组织—“井岗山”的总勤务员之一。而且，就是因为他姓牛，“新北大公社”管我们“井岗山”叫“牛头山”，大喇叭里成天喊“宰牛杀猴”。“猴”是“候”的谐音，因为“井岗山”还有一位“勤务员”姓候。这“牛头山”的“牛勤务员”是不是真如“新北大公社”大喇叭里说的，象个“青面獠牙”的“牛魔王”，这在当时还颇激起了我的一点好奇心。我所在班上也有位同学在那个叫“勤务员”的领导班子里，我就是这样认得这位“牛勤务员”的，挺英俊的高个子，身材偏瘦。他后来去了山西。1986年我们在太原再见面时，老牛官拜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老“井岗山”相见，格外热情，牛常委专程陪我去晋祠，亲自当解释员。因有此一节人脉，所以，“老研”敢说，在有幸与老田做西政研究生的同学前，就与他有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当然，与牛辉林熟悉的程度，“老研”远不如田仁兄。

前排右1号，雷震。雷仁兄也是老西政毕业生，1967届的，永川人士，从康定一带考来，师从王洪俊教授攻诉讼法学，擅长证据制度研究。学位论文《论刑事诉讼证据材料的判断》。老雷毕业后一直在西政工作，在法律系副主任任上派到保加利亚做访问学者一年，回校后历任教务处处长、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等职，为西政发展倾注心力。

“老研”与老雷仁兄是真正的“同窗”—同在一扇窗户底下读书、睡觉。那间房子如今还在，就是烈士墓校区东山大楼正楼东侧楼道的东边第一间，现早已改为锅炉房了。雷仁兄的刻苦勤奋是出了名的，夜以继日，手不释卷。但有个习惯不好：抽烟，烟瘾还不小。有支《康定情歌》，唱的是“跑马遛遛的山上”。老雷仁兄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那个“山上”工作，搞公安，艰苦啊！又累。他的烟就这样抽会了，十多年的烟龄，改不了。但这可苦了“老研”。“老研”不得不被动吸烟，受不了时，就半当真半开玩笑地叫雷仁兄付“赔偿费”。所以，我俩少不了伴嘴。书读累了，倦了，就伴伴嘴，换换气氛，活跃心身。

雷仁兄还有一个能让“老研”开他玩笑的地方是他的名字。“雷震”！那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高官。“你这名字一定是‘文革’改的。怎么改成这么个名字？有何居心？”“老研”总是拿雷仁兄名字说事。雷是忠厚人，每每“嘿嘿”一笑，不了了之。雷仁兄的名字还真是“文革”时改的，本名叫雷通林。但他的这个本名更成为大家的谈资。“通林”与“通灵”谐音。老雷的爱人叫陈德玉，学校的财务处老处长，那可是一把理财好手。他们夫妇的名字就与《红楼梦》挂钩了。“通林”“德玉”者，“通灵宝玉”也！别看我们班上大多是“奔四”老学生，嘻嘻哈哈的玩笑还真不少。

毕业后，我们同在一系，不久，家属先后调进学校，两家关系不错。雷仁兄做事一向认真尽职、任劳任怨，回避矛盾、推三阻四、利用职权给自己捞好处这一套技巧，他想都不曾想过。当系副主任那阵，他全心全意辅佐系主任卢云教授，读书做学问上不能不有所耽误。我俩见面叙旧，他对此不无感慨，每每叮嘱我好好做学问，说是“你老兄这方面有发展可能”，话不多，意味重。他也没有少给我关照。那时经费紧张，外出开会有一定限制，但我的学术活动，他尽量开绿灯。记得雷老兄从保加利亚回来时，向我介绍了不少那边的情况，还特意带来些礼品，其中有一个木制香水工艺瓶，小巧精致，我至今还收藏着。

现在轮到说说后排师兄弟了。

后排左1号，黄泽林。正宗重庆渝中半岛人士，当时家住校场口，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师从邓又天教授攻刑法学。学位论文《论杀人罪和伤害罪》。

“老研”与泽林兄缘分不浅，不但同窗三载，还两次成为同事。一次是西政毕业后留校工作，一次是在重庆社科院。泽林兄在学校任教不久就去了重庆市公安局，从事他的老本行。那时公安系统的干警平均学历不高，载有硕士头衔的泽林兄已是凤毛麟角，领导颇为倚重。无奈书读多了，学问情节太重。重庆社科院建院时，市里格外重视，院级干部超规格高配，又向全国网罗人才。当时的市委书记廖伯康先生有句名言：“就是脱裤子卖也要办好社科院。”那种氛围是很鼓舞人心的。泽林兄就被吸引了去，筹建并负责法学所。1997年重庆升直辖市，水涨船高，重庆社科院由经济单列市院成了省级院，阴差阳错，“老研”被调去任院长。这段时间，泽林兄从各方面关心院里的发展，支持“老研”当院长、当个好院长，用“披肝沥胆”几个字来形容并不过分。仅举一个例子。泽林兄在各级公安机关有广泛的人脉，在渝中区也颇有声望。他以渝中区公安分局、检察院的一些热心理论研究的干部为基础，搞起了一个法制研究所，然后又扩大影响，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他和一些朋友的共同运作，经过协商，完善相关手续，成立起重庆社科院渝中分院，这也是重庆市的第一家区级社科研究组织。渝中分院成立后，有人员、有课题、有经费，每年至少开一次研讨会、出一本研究文集。泽林兄是重庆社科院与渝中分院的联系人，也是分院工作的指导者。他为此投入了不少精力和时间。

泽林兄有个好脾气，处事沉稳冷静，待人友善厚道，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也不固持己见，随遇而安，活得轻松自如。缘分所至，“老研”与这位老同学能过知心话。“老研”发现，泽林兄世事洞明，观事察人，入木三分，但从不当面给人难看，总是阳光待人。有人曾误以为他缺乏主见，不懂他内涵着大智若愚。

泽林仁兄后来去了南山的重庆邮电大学，他喜爱那里的好山好水好空气。他60大寿那年，专门来电话，叫“老研”夫妇“去聚聚”。他告诉我，尿糖偏高，天天打乒乓球。他是个放得下、放得开的人。

后排左2号，王威。王仁兄也是“文革”改的名，本名王玉明。他也是老西政1967届的，在老西政学生中有“笔杆子”之称。王兄从大熊猫的故乡雅安考出来，师从卢云、黎国智等先生专攻法理学，学位论文《论庞德法律思想的核心—“法律目的论”》。

王同学六分文气，四分武气。后者是从事公安工作带来的。有一次我们班上聚餐，什么原因记不得了。10个同学济济一堂，喝酒聊天，好不热闹。邓又天老师不知怎么知道了，特意送来一瓶他珍藏的好酒。

话说这位邓老师，可是西政的功勋级元老，人们尊称为“邓大人”。他学历正宗，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1938年参加革命，真资格的“三八式”老干部，1950年代就是县级法院的院长，西政刑法学科的创建人和领军人物。邓老师特别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经常来东山大楼看望我们，不管你是不是学刑法的，他都一概予以关爱。那时候的师生关系，正如窖藏几十年的好酒——醇厚！

邓老送来的好象是董酒。“老研”缺乏酒力，所以对是什么酒也印象不深。我们几位男同学中，田仁兄、雷仁兄等都没什么酒量，唯有王威仁兄独占鳌头，他那以文气加武气为内涵的豪气有了用武之地。可能是喝杂了，喝急了，王仁兄渐渐地说话不清，舌头变大。一见情况不妙，“老研”与二、三同学一起，七手八脚把他弄回房间躺下。那天“老研”无课也无事，怕出事，就守在那里。果不其然，王仁兄来了个“现场直播”，“老研”赶紧清扫洗抹，让他喝些热茶，直到他平静睡去方才撤出。此后好长一段时日，“王威醉酒”便成了我们最热的谈资。我们把他的醉态添油加醋，表演给他看，还唬他说了什么什么特别私密的醉话。没想到这位老兄却沉得住，你笑他不笑，“嘿嘿”两声，挑逗不起来。不过，王兄倒是不止一次地对“老研”说：“真不好意思！”

王仁兄思维敏锐，学术情结重，资料工作做得很扎实，有自己的研究理路和观点，而且比较自信，不轻易改变，也难以被说服。这些都是做学问的好品格。他留校后不久调入科研处，称得上是用人有方，得其所长。王仁兄出任科研处长还兼着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为正在科研上爬坡上坎的西政出力不少。然而，在西政科研处，王兄大概算得上是年头最长的处长了，从管理之道、用人之道看，这对他本人和对学校却不能说是最好的安排。王威兄对此倒很淡然，后来回到教研室教书，带研究生，平常心处之。据说西政青年教师亲热地称呼其为“威哥”，可见他的人气。王威兄活得真实！自在！

后排左三号，“老研”是也。从略。

后排左4号，陈学明。学明兄是我班男生中的小老弟。重庆南岸人。1977年恢复高考，他一步跨进川大中文系，大二时又破格考取西政研究生。凭这经历，足资证明他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学明兄师从黎国智教授、卢云教授等治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学位论文《马克思早期法哲学观及法律思想初探》。此文被《中国社会科学》全文刊登，乃西政复办后在此刊物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们首届研究生中唯一一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正刊的论文。这一成绩，向世人展示了西政研究生的质量，雄辩地说明西政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成功。学明兄为校争光，一时饮誉西政，传为美谈。

1983年6月，我们毕业留校刚满一年，学校不拘一格，将学明兄升为讲师。那次升讲师的名单中，也列有“老研”。当时，研究生毕业升讲师要两年，我们才一年，所以叫“破格”。其实，“老研”时己年届40，且此前曾从教6年，大学毕业已经16个年头。“老研”的大学同学，未读研究生，调入高校后，早在1、2年前已是讲师。试想，如果包括“老研”在内的所有“文革”前大学毕业的首届研究生同学是直接调入高校的，任教1、2年后也该是讲师职称。不过，这是制定规定，“一刀切”的结果，怨不得谁。所以，“老研”的讲师不足道，学明兄才是真正的破格。当然，也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不过，“老研”的其他几位同学有点亏，他们的讲师还得等一年。

接着，学明兄前往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眼界大开，学问更加炉火纯青，回校后所开课程，应听者如云，好评如潮。当时，若有学生来问应选修何种课程，“老研”必竭诚推荐学明兄开的课。“老研”觉得，听学者讲课，重在领悟其治学之方，不在记取多少具体知识。因而，从“老研”而学的研究生，“老研”必赶他们去听几位老师的课，其中包括学明兄的。“老研”的要求是，指定的这几位老师的课，能选修则选修之，不能选修则旁听之，有时间则全听之，上课时间有冲突则选听之。他们听过后都说，受益不浅。

学明兄毕竟年轻有为，见多识广，极富开拓精神。任教几年后，加入了“孔雀东南飞”的行列，展翅南渡，落脚改革开放的前沿、创业者的“天堂”——深圳，办起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据看到他的人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错。

说到这里，牵出一个老话题，西政的人才流失问题。从西政的角度讲，学明兄他们是第一批“流失”的人才。但从全国讲，他们可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况且也扩大了西政的影响。说实话，留校任教的大多经过精心挑选，还是比较优秀的学生，这么多优秀人才挤在一堆，僧多粥少，西政又划转地方，处在西部，平台有限，东部地区需要法律人才和法学教师，年轻教师谋求发展，无可厚非，毕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虽然也很无奈，但无奈档不住精彩以及对精彩的憧憬。再说，西政为什么生生不息？优秀人才象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说好听点，是因为学校有比较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学术传统，这是带不走的，再加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说得不好听点，还不是原来的学科带头人、教授走了后，腾了位置，促进排老二、老三的上台阶、上台面，也上水平。他们原来没有机会，现在可以去与国内外同行高手交流、对话，甚至过过招，见多了识广，识广了胆增，胆增了魄大，学术就会有新的气象，不过几年，他们就又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当然，也有接不上气的学科，从此可能一蹶不振。至于学校如何拓展办学空间，为人才发展提供更好平台，以及如何以事业留人、政策留人、感情留人等等，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话题，非“老研”这篇小小杂忆能胜任的。

已经扯远了，还是回到学明兄的话头上来。此后，“老研”与学明兄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在重庆相聚的仅两次。一次是1997年6月，卢云教授因病谢世，他赶来悼念，在追思会上作了很好的发言，情深意切。其时，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不及叙旧。另一次是2000年，学明兄回重庆老家办事，专门寻我到社科院，令“老研”喜出望外，见面抱成一团，畅叙旧情，细说别后，品味人生。“老研”听得出，学明兄当年弃其所爱，另辟蹊径，亦无奈之举，内心不胜其痛。虽然饱尝创业艰辛，但毕竟大展才智，日子充实，言语间挺有成就感，“老研”着实为之高兴。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信哉！是言。

后排右1号，杨再明。再明仁兄是老西政1968届毕业生，师从董鑫教授治刑法学，学位论文《论量刑的原则》。再明兄农家子弟，勤奋扎实，朴质无华，木纳其表而明理于里，节礼自重而宽厚待人。

再明仁兄研究量刑问题，遍及古今中外，自觉对中国古代法律史料掌握不够，不耻下问，跑来与“老研”讨论。在同班同学中，就毕业论文所涉资料和学术问题互相切磋商讨的，在“老研”经历中，还只与再明兄之间有过。后来，“老研”也带了研究生，每每提倡他们互相帮助、多做交流、切磋学术、启发思路。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并不是要求研究生之间搞学术封锁，即使是研究同一个学术方向，甚至同一个学术专题，由于思路有别、方法各异、运用资料切入点不一，写出来的论文仍是各有千秋，可以相得益彰，不会相互遮蔽。这些体会，是从与再明仁兄的交流中得来的。

基于有这样推心置腹的学术切磋，留校后我们俩家也走得近。再明兄夫人在财务处工作，每次见我去报账，总是耐心指导，能快则快。再明夫妇是川西人，家有老人需要孝敬。权衡再三，最后去了四川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搬家时，我们去帮点小忙，道别时，还真有点依依不舍。

照片中的人物介绍，到此已完。但还有一位，“老大哥”周京东，不能不提。

京东仁兄是1962年进老西政读书的，是与“老研”同年同科的高考生。那年共和国还处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全国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高校招生紧缩，大批高中生回乡或下乡务农。京东兄能在此年考入大学，而且进的是政审特严属于保密专业的西政，真不简单。西政是四年制本科，“老研”读的是五年制本科，所以京东兄1966年毕业，“老研”晚一年才毕业。在他将毕业时，“文革”发生了，一直持续了10年。故尔，京东兄与我们一样，都推迟分配，直到1968年才陆续离开学校。京东兄分到贵州省基层做公安工作，读研前，好象已做到了科长一级。若继续做下去，一定前途无量。1980年代初，中央有文件，在经过基层锻炼的大学生中选拔二梯队、三梯队领导干部，前两三年活跃于各省市，甚至中央部、委、办、局的不少领导干部，都是在那个文件的大背景下选拔出来的。凭京东兄的德识才智，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但他毅然决然选择了读书。在我校首届研究生中，66届毕业生就他独一个。说明这个年龄段的老大学生很少选择走这条路。

京东仁兄入学后，就做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这也是众望所归的事。他把大家团结得很好。譬如，一日三餐前，他会准时在走廊上招呼我们：“走得啊！吃饭--”于是我们开门出来，一手提1、2个热水瓶，一手拿着碗筷，反身锁上门，跟着他下东山，去教师食堂。教师食堂原址就在现在教师住的高层楼那里。饭后，我们又一起去招待所的锅炉房打开水。招待所在现在的老年活动中心往食街方向的途中左侧，即网球场的场外大路旁，后来划拨给川外，川外在招待所原址上建起幢大楼，并修了一道围墙。打完开水，我们一队人马又沿着现在去岭南厅旁的小路返回东山大楼。每天三趟，有规则地绕上一圈，齐进齐出，曾是西政的一道风景线。有时晚饭后，我们也会去爬歌乐山，不过不一定是全体出动，三三两两自由组合较多，不过，也是老周招呼的次数多。京东兄很注重建设团队精神，是一位有亲和力、协调力和统筹力的好大哥。当时，“老研”还不是党员，京东兄在一起爬山散步时与谈过几次，大意是鼓励“老研”积极争取在读研阶段入党。

“老研”估计，京东兄在干公安工作时已经积劳成疾，只是当时尚未明显发作，后来又被超强度的工作、入学考试、入学后的紧张学习掩蔽住了。入学后，他显得很瘦，脸面有点青黄。后来回想，这些不是正常身体的信息，可是我们都不懂，大意了。等到发病，已经晚了，而且是要命的肝癌晚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日，已是骨瘦如柴，进食艰难。当时，其他同学都外出做论文调研去了，“老研”是治法史的，基本史料已经有了，就没有再往外跑，受同学之托，去医院多看了京东兄几回。京东兄住在袁家岗的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里，那时交通不便，来去一趟得大半天。他什么都不想吃，不舒服，疼痛。“老研”无措手足，一些安慰的词汇已苍白无力。“我给你推拿按摩一下吧！”他点点头。“老研”在中医学校呆过几年，听说过怎样推拿按摩，但从未实践过。于是，拾起残存的记忆，认真地在京东兄那皮包骨的身上做起最蹩脚的推拿按摩。没想到京东兄竟说好，我知道是为了感谢说的。这样也好，探望他时，就给他拿捏拿捏。

周京东仁兄已走了28个年头有多。记得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4、5岁的儿子跪在那里哭喊着不肯起来。这一幕特别令人辛酸。他都已经坚持到撰写论文阶段，离获得学位仅一步之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在纪念西政研究生招生30周年之时，“老研”特别忘不了这位好大哥！

说实在的，我们这届研究生挺不容易的。其时，西政刚复办，条件差，图书资料不足，这些都还在其次。我们都经历过十年“文革”的岁月蹉跎，重进大学殿堂，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读书问学，真可谓夜以继日，专心致志。30多岁的人了，毕竟比不得20左右读大学那阵，可我们的读书任务比读大学那阵还重，时间安排得更紧凑。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周京东实际上就是“过劳死”。还有“过劳病”的。记得雷震兄就病得不轻，亏得王洪俊教授与夫人张老师爱生如子，接到他家里细心调养，才康复如初。

当年，西政的管理很严，校风淳朴，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师德高尚，爱生敬业。他们在平时关心学生无微不至，但在考场、答辩场上一丝不苟，决不放水。拿我们这届研究生来说，毕业时还有9人，竟有2名未授予学位，占比达22％。第二届研究生只有3人，有1人未授予学位，比例更是高达1/3。“老研”以为，西政真正的忧患，不在一时的人才流失，而在于这些优秀传统的流失。

人们都仰慕名师，自古有“名师出高徒”之说。但师之名与不名，当世之时，恐难定论。固然，我们现在，有定期的“名师”推荐、评定、命名制度，学生知道谁是名师，可以景从。然即便如此，名师也只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现在，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学里，硕士研究生半万，博士生上千，90％还得非名师带，难道还能守着“名师出高徒”的陈说过日子？！“老研”以为，“名师”其实是“高徒”造的，徒的成就越高，师的名气就越大。“老研”还以为，高徒是由严师造的，不是“名师出高徒”，而是“严师出高徒”。严师带出了高徒，高徒造就了名师，于是严师成了名师。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老研”在这里说的“严师”之师，不仅仅指李师、张师、王师这些身为自然人之老师，而更指一学科之师德、师品、师格、师识、师风之师，还包括一校之校制、校纪、校风、学德、学统之师。也就是说，是严校、严学科、加上治教治学严格的老师培养高徒，高徒造就名校、名学科、名老师。

诸君以为善乎？

2009.8.1

原文标题：一个老研的回忆（三则）

来源：中国法学创新网（http://fxcxw.mzyf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