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高鸿的手段太丧心病狂了

作者| 高凌朗

编辑| 汪戈伐

8月8日晚间，一起涉案金额和处罚力度均创下纪录的财务造假案件浮出水面。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ST高鸿)因持续9年的虚假贸易行为，面临1.6亿元罚款和强制退市双重打击。

监管部门调查发现，ST高鸿累计虚构营业收入198.76亿元，通过"空转""走单"模式制造业绩假象。

与以往案例不同，此次第三方深度参与造假过程成为突出特征，监管执法思路也从单纯追究上市公司责任，扩展到全链条打击造假网络。其中，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实控人江庆就因组织虚假贸易被罚700万元。

ST高鸿这边，董事长付景林被判10年市场禁入，财务总监丁明锋禁入5年，9名高管合计被罚2675万元。更为严重的是，公司在2020年定增中使用虚假数据构成欺诈发行，12.5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基于不实信息。

目前，深交所已启动退市ST高鸿程序，5.2万户股东虽面临投资风险，但同时也获得了通过民事诉讼寻求赔偿的法律途径。

长达9年的财务造假背后，隐藏着一套精密设计的操作体系。核心逻辑是通过虚假贸易创造收入流水，具体分为外部合作和内部操作两个层次。

时间跨度最长的外部合作模式始于2015年。ST高鸿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后者实控人江庆负责设计完整的交易链条。

整个操作流程包括：联系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安排资金流转路径，制作相应的合同和物流单据。资金、合同、物流形成三重闭环，但没有实际商品交付。

巧妙之处在于每个环节都有相应凭证支撑，外部审计很难发现异常痕迹。仅通过笔记本电脑虚假贸易这一项目，7年间ST高鸿虚增收入185.04亿元，虚增成本184.02亿元，净利润虚增1.02亿元。

相比之下，内部操作模式更加直接。从2018年开始，ST高鸿通过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组织IT系统产品虚假贸易，两年虚增收入1.97亿元。

到了2022年和2023年，操作范围进一步扩大，ST高鸿联合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开展服务器、笔记本电脑虚假贸易，虚增收入11.29亿元。

从数据变化轨迹看，虚假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5年占比仅为9.34%，到2019年达到峰值49.38%，随后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2019年成为ST高鸿造假最严重的年份，虚增利润占当期利润总额绝对值的64.88%，意味着大部分盈利都来自虚假交易。

这次的1.6亿元的巨额罚单不仅体现了监管部门处罚力度，更重要的是处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的"点对点"执法方式升级为"网络化"打击，责任层次划分更加精确。

作为主要责任方，ST高鸿被处罚款1.35亿元。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罚款1000万元，按照《证券法》规定已达顶格标准；欺诈发行行为罚款1.25亿元，按非法募资金额的10%计算。

可以发现，不同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得到准确对应。

ST高鸿董事长付景林既是造假的组织者也是主要受益者，750万元罚款和10年禁入期限代表了从严执法的新标准。

财务总监丁明锋直接负责财务数据编制，喜提600万元罚款和5年禁入期限。其他7名董监高根据参与程度和职责轻重，处罚金额在75万至500万元之间。

真正突破性的变化体现在第三方责任追究上，尽管南京庆亚的江庆并非ST高鸿员工，但作为虚假贸易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在造假网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700万元罚款金额仅次于付景林，10年禁入期限与付景林相同，表明监管部门对其责任程度的认定极高。

可见，这种处罚思路打破了"内外有别"的传统界限，确立了"参与造假即担责"的新原则。

另一个加重情节是欺诈发行的认定。2020年定增过程中，ST高鸿使用了2018年至2020年的虚假财务数据，12.5亿元募资建立在不实信息基础上。这种直接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被认定为性质最恶劣的证券违法行为之一。

ST高鸿案的影响远不止一家公司的退市，这起案件将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起到更深刻的警示作用。

最直接的变化是造假成本直接天翻地覆。

过去第三方配合造假的主要风险是合同违约或民事纠纷，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相对较轻，今第三方同样面临巨额罚款和市场禁入，参与造假的风险收益比发生逆转。

今年以来，因重大违法退市的公司数量明显增加，退市锦港、普利退、退市卓朗已完成摘牌程序。

不同于以往主要因财务指标触发退市，重大违法退市更多体现了对市场诚信的硬性要求。ST高鸿案将成为新的标杆案例，进一步强化市场对违法成本的认知。

行政处罚之外，受损股东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寻求赔偿。司法解释明确，在2016年3月23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买入并发生亏损的投资者具备索赔条件。"行政+民事+刑事"立体化追责体系的建立，最大程度保障了投资者权益。

要知道，ST高鸿自2022年起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股权分散导致监督机制失效，客观上为财务造假提供了土壤。具有类似治理结构的上市公司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审查，推动内部控制制度的实质性完善。

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角色同样面临重新审视，ST高鸿先后更换三家会计师事务所，均未发现长达9年的财务造假行为。

直到2022年大量诉讼案件爆发，审计机构才开始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这种滞后反应提醒所有中介机构，必须真正承担起应有责任，否则将面临连带责任追究。

按照证监会的明确表态，涉嫌犯罪线索将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相关责任人除了承担行政和民事责任外，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全方位法律后果的威慑效应，将对潜在的财务造假行为产生根本性震慑，推动市场环境的深层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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