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存】“督卒“，为你烧一串纸钱（同丰里十七号系列）

这个题目有点眼熟？没错，是我们在1987年撰写的系列报告文学《南风畅想曲》中的第五篇《偷渡，为你烧一串纸钱》题目的翻版。

看看《偷渡，为你烧一串纸钱》的小标题，蛮有意思的：政治笑话在笑话“政治”；逃港，不被注意的内耗；形形式式的逃港者；香的是海风，咸的是海水；绵羊屁股的鞭炮和毛驴的蒙眼布；逃港，一个蒙上历史灰尘的字眼；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

我近五十年后重读当年的文字，美已经产生了距离而陌生化，我如今处在读者的角度看，虽然有点急就，但文笔潇洒，思维敏锐，颇多金句——那时叫警句。观点还拿得出来，有点受宠若惊，又似敝帚自珍。那时中国社会很开放，能够让这样的文字出版，还获了多个奖。

督卒，原为粤语中的象棋术语，又作厾，此处为用手指或棍状物触碰某物之意，如手指督督（厾厾），督（厾）人背脊，一督（厾）到底。卒仔过河当车使，这里的河，却不是楚河汉界的河，而是深圳河，过了河，就有了新天地，可无忌地横行，是偷渡香港最为常用的市井语言。

偷渡，生发出很多粤语词汇，除了督卒，还有走路，起锚，着草，着屐，扑网，教脚，屈蛇，还有一个简单的“尘”。当时广州某些年轻人圈子中把“走”说成是“尘”，如果说某人“尘了”，就是说，他偷渡了。“尘”这个字形象，一骑红尘，邈若浮尘，步人后尘，仆仆风尘，一个字写尽宇宙中小人物从众求生的卑微与艰辛。偷渡的向导叫“竹”，“搵竹”就是找个熟悉路线的带路人。偷渡客也叫“蛇”，屈蛇是香港粤语中一个有趣的俗语。因为早年乘船的偷渡者，为了躲避追捕，晚上挤在船舱里，因为船舱空间狭小，他们不得不像蛇一样把身体卷起来。“蛇头”就是组织偷渡的人，正式点叫人贩子。

现在称为润（RUN），已经泛指合法或非法移民外国，还有“走线”等，而这些说法却非那个时代的产物。

我懂这些，一是因为我本身就是街市仔，如2025年爆红的中国广东说唱歌手揽佬口中的“憋佬仔”；二是我曾作为人纠战士到广州南华东路公正大街的收容所执过勤，天天跟小混混打交道，其中就有偷渡不成押回来的，有时参与审讯，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沟通容易些，因此也了解了一些当年偷渡的细节。三是我家中也有人偷渡：看，我把家庭秘密也曝光了。

我的合作者宁泉骋本人也有很多偷渡的故事，于是哥俩江边找个大排档坐下，几瓶啤酒，一碟炒田螺，很快就把创作的素材凑齐了，有了《南风畅想曲》其中的一篇。

2025年，我回国不无自豪地对宁泉骋说，我们是中国文坛最早触及这个话题的。感谢那个时代，敢为风气之先，是时代给我们勇气与胆识，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直到2010年，才有一位湖南作家陈秉安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正式出版，这是较为有分量的描写偷渡到香港的文学作品。

据说，另一位中国作家黄杰，于2002年出版了《中国人蛇黑幕：偷私渡大追踪》的纪实文学作品，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沿海地区非法移民问题为背景，聚焦跨国偷渡链中“人蛇”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社会影响，不过并不专注了“督卒”香港事体，写的是跨国的偷渡。

《南风畅想曲》中写道：

五十年代的香港，即使对于那些对赵公元帅礼拜很勤的广州市民来说，也并无多大吸引力。 那时候，省港之间的出入还比较宽松，普通市民要往港探亲或定居，常常依据派出所专区民警的意见，基本可拍板定夺。

但是，六十年代，我国遭受暂时的经济困难，于是八分钱邮票便从香港亲友处换来一袋袋面粉一罐罐生油的现实，使人们对香港刮目相看。 那时回穗探亲的港客留下的塑料雪条棍、塑料小口袋，竟成为我们儿童和某些主妇们的宠物。

今天再重复叙述一遍偷渡的事，已经没有意义，当年的“广州东站事件”，“香港好还是广州好”貌似公允但实际定调的文宣攻势，政府高层的博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殚精竭虑，已有不少文章描述。

但当写到已消失的同丰里，还有堑口街市，就不得不涉及偷渡。街市中，几乎家家都有港澳关系。一些老板娘，丈夫在香港，而自己在广州，时而苦涩时而幸福地牛郎织女着。

我统计了一下：仅被称为“后面街”的同丰里，一共才十间房屋十户人，五户人家有港澳关系，其中三户有成功的偷渡客。

某个晚上，某户人家突然摆起了宴席，不一定是老人寿辰，婴儿满月，也可能是有人上了彼岸的喜庆。当然，也有消失了一段时间突然头发蓬松、面黄骨瘦的出现在街坊面前，那就是“督卒”失败蹲了“格仔“（收容所）一段时间的。

六十年代广州东站事件爆发，是第一个偷渡高峰，堑口街市的人还不为所动。当时我年岁尚小，不知道有偷渡这回事，但是当海幢街以及同丰里出现了成功和不成功的偷渡者，眼看着一个个儿时玩伴甚至家族中人，都陆续走上这条不归路，正长着青春痘的我被触动了，这让我了解了很多内幕和细节，一个个生动的场面，一副副熟悉的面孔。十年后和同样熟悉偷渡故事的宁泉骋一拍即合，促成了《偷渡，为你烧一串纸钱》的问世。

这是其中描述的一个场景，是我当时在博罗见识过的一个场面：

在那低矮的阁楼或龌龊的草棚里，几名血气方刚的青年围着一张手绘复制的、被揉得边边角角都起了毛的边境地图——那时被称作偷渡路线图，各自做出精审的见解，显出点运筹帷幄的风度。有人介绍着“东线“、“西线”的情况，评说着利弊得失，有人念着“初一、十五”，“涨潮、退潮”的字眼，有人“哗”地亮出一叠钞票，脱下了腕上的半钢防震表……锅里的鸡熟了，汤匙茶缸、玻璃水杯里盛满了水酒，决策业已做出，嘴上便呢喃着，说着一些“苟富贵，毋相忘”一类的话。渐渐地，一切复归沉寂、沉寂……

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炼着红心的岁月，是广东第二个“督卒潮”的高峰，同丰里那些已经“揸七”（拿锄头的形象说法）的血气方刚的一群，都是在第二个偷渡高峰出走的。

同丰里9号是陈姓的潮州人一家，两个儿子荣坚和荣波，都是我小时候的玩伴，特别是大哥荣坚。这位当年广州五中的高材生，在造反闹革命的日子和我一起百无聊赖着，一起探讨养观赏鱼的技艺，一起天天到龙田地区捞过作为鱼食的沙虫和孑孓，粤语称为红虫和水滋。

但是，先是荣坚“尘”了，然后他弟弟也消失了。其温顺的母亲是个典型的潮汕女子，偷偷向我母亲透露，哥俩去香港了，隔壁的小儿子也走了。

“隔壁的小儿子”指的是5号的潘姓米店老板的最小的孩子潘海昌，那是我的铁哥们，当年堑口童党的“三王”，我们叫他海仔的。

海仔书念得不怎么的，但是人很精明，小时候跟我合伙“做过生意”，就是出租公仔书牟利，见本系列先前的描述。他上民办的海幢一小，但这所学校的足球队很有名气，因为他们几个顽童都在宝岗球场训练，师从退役广东名宿关辉舫，他是学校足球队员。而容志行也是从宝岗起步的，住在附近，也常在那里踢球。他们一伙聚在一起，常常言必称“志行”和“瘦佬舫”，讲述他们之间的逸闻趣事，包括给在广东队时候绰号叫“钢条”的“瘦佬舫”老婆怀孕时候送猪脚姜半路打洒了的八卦，谙熟亲昵劲头让人羡慕妒忌恨。我已经见识过他的球技，因为道路封锁的文革武斗时期我们常常一起在马路上踢球。

海仔父亲是两个老婆的商人，共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海仔的两个哥哥早年已经合法去了香港，他自己却不得不下乡。因此，他偷渡是顺理成章的，相信也能得到大哥的照应。

然后是我家族中人。

我堂伯父黄华，住在不远处的跃龙上街，他大儿子比我略大，但小时候见面总叫我“鸿哥”，一个“世界仔”模样。堂伯父说，他偷渡过一次，失败了。回农村几个月后，再次“起锚”，成功了。堂伯父用很重的开平口音对父亲说：“他没文化，能干什么？还不是当苦力，捱‘驴仔’。不过，好过在这里，捱也没得吃。”

岂止是“捱也没得吃”？

其时已经在海南岛割橡胶的妹妹再次回广州探亲了！

妹妹不是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个年代奔赴海岛的，比这要早，后专章撰述。因此，她也不止一次回广州探亲，顺便带些吃的用的回去。

七十年代初这一次，回来的时间很长，农场中的一班男女伙伴也在广州，他们都住在堑口附近，名字相貌我现在还记得。有个住在附近堑口旧中西医院大杂院的，一副少年老成的江湖中人面孔，还有叫兰花和九斤的女孩。他们偶尔来家中聊天。

我其时已在海幢街工作，只在自己房间中看书，没有理会他们，但是他们有时聊得很兴奋，因此聊的什么也越过虚掩的房门飘进我耳朵中。

其时，妹妹几乎天天和农友到珠江大桥下游泳，那并非当局允许的天然游泳场所，但是疏于监管，已经成了各种目的的游泳客的天然训练场。我意识到什么，父母也意识到什么。

但，显然父母对他们此举的目的并不反对，甚至支持了他们的行动。他们要把一个用轮胎做的橡皮艇充满气一段时间，完整地藏在我家的小阁楼中，以测试是否漏气。父亲帮他们打点收拾了一切，外面用杂物遮挡着。

我第一次见识了橡皮艇，那是用汽车内胎拼成的，充气口也用原来的打气口。就这玩意能漂洋过海吗？在波涛的颠簸中能保证不脱落漏气吗？我担心，想到他们已经锻炼成长途游泳的好手，稍有点安慰，但是海中的鲨鱼呢？我当时想起一出很老的电影《怒海轻骑》，可惜妹妹和她的农友们不是正义的一方，他们的装备也原始得可笑。他们一定有很多委屈和愤怒，才不惜冒险一搏？

在后来的《南风畅想曲》第五篇的一节中，我们写下这么的一段：

海南岛儋县某农场，发生了食油失窃事件，数量不算多，才十多公斤。 场部却借机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大抓一番。 而且，毫不踌躇地认定，这是广州知青干的。 于是，利用“办学习班”这个“好办法”，对广州知青轮番聆讯长达三个多月，依然毫无结果。

而知青们却因此背上黑锅，场部职工的小孩也常常在背后戳着手指骂“贼”。 生活条件已如此恶劣，而起码的人格也得不到尊重。 于是，知青们陆续返回广州。 一年之后，真正的案犯在他案中落网，公认了偷油之罪。 场部派一连队指导员来广州做知青们的工作，但其实，个别对前途深感渺茫者已抵达扯旗山下，逃港的念头也逐渐在其他一些知青心中形成。

这是妹妹所在农场的真实写照。

妹妹第一次投奔怒海的行动结束了。不久，街道通知有关父母到收容所领人，而妹妹却住进了当地医院。怎么回事？

后来的故事链条补充完整了。大约快到东莞樟木头的时候，一行人在山间潜行，妹妹却失足跌落一个山坑中，骨折了，一动也不能动。没办法，同伴自首，把妹妹送进了当地医院，多人进了收容所，却有了后来的故事。

在当地医院中，同时住进了一位深圳地区的农民孩子，他因为顽皮从树上摔下，同样因为骨折需要住院留医。陪同他的，有一位慈祥的老人，她也在医院中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孙子的同时照顾着妹妹。

自此，开始了我家和深圳大鹏水贝村欧阳家族的交往，延续到荷兰，延续到现在。

老人听说了妹妹的故事，也深表同情。老人共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乡下尚有一儿一女，而另外两个儿子已经早早成功地成为了香港公民，当了海员，行走世界各地。大儿子却已葬身在大鹏湾，留下孤儿寡妇在乡下。住院的孩子，就是她大儿子的儿子，她的孙子。

老人萌发了某种心思，希望我二十出头的妹妹能够成为她的儿媳妇。于是，她和她另一个儿媳妇，就是住院孩子的母亲，亲自把痊愈后的妹妹送到广州来。

两家老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第一次见了面。

此后，那位香港海员也到过广州，一个殷实的三十出头男子，感觉也不错，那种豪爽的香港工人的性格，很对我家的口味。于是，一段姻缘就这样诞生了。两人1978年在同丰里的家中举行了婚礼，收拾了家中的小阁楼作为他们的新房。我有了一个香港海员的妹夫，他给了正在求学的我和我家很大的帮助，我们也尽力安排了老人的孙女来广州念书，乡亲到广州看病，到后来联系施工队帮助他们在乡下宅基地上建别墅等，结下了不一样的情谊。

故事还没有完，妹妹居然婚后最终用偷渡的方式，和丈夫在香港团聚了。

那时的社会已经很开放，我们跟派出所所长和姓邝的专区民警都很熟，妹妹依照正常的程序，办理到香港团聚的申请。但是，所长和母亲口中的“邝同志”说要等候，要排期。

1979年夏天是我上大学第二个假期。这一年，我办了边防通行证，带着正在广州小学念书的老人的孙女，随妹妹到深圳大鹏水贝村的婆家一住，领略了当时边境地区的风光和偷渡的另一幕。

那时，从深圳坐充满汽油味的汽车到大鹏要两个多小时。

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履虽已迈开，但是步子不大，首鼠迟疑。水贝村还是老模样，村中几乎没有少壮男丁，只剩下老人和妇孺。幸好环境没有污染，村边的小河还是清澈的，半个多月的时间，我除了把带去的书籍，如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看了个遍，就是晚上通过鱼骨天线轻而易举地看看很吸引人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什么《大内群英》，《亲情》，或者到村边的小河游泳，摸鱼抓虾，过得也颇为赏心惬意。这个地区，跟香港只是一海之隔，村中偷渡风气很盛，一辈又一辈的村民，一次又一次地冲刺，锲而不舍。偷渡，在这个1997年前的中国边陲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游戏。

一天，妹妹说到附近渔村南澳一行，看看好朋友“DWJ“。

南澳距离水贝有一段路，但是骑自行车也很容易抵达，就在海边，与香港的东平洲隔海相望，目力可及。

南澳这位叫DWJ的青年，曾经和他姐姐到过我广州的家。我们来到了他在南澳的家，并领略了这个神秘之乡的风光。当地已经很多舶来品，虽然村中多数是妇孺，但是也有青壮年男子，主持着一些你懂我懂的交易和买卖。

DWJ拉着妹妹说了些悄悄话，妹妹对我说，今晚有飞艇开往香港，她想今晚就走。

“走？马上？”一切来得那样突然。在饭桌上，DWJ友好地叙述着一切。看来妹妹主意已定，她让我先回水贝等，说DWJ会告诉我怎么办的。

“他自己不走？”

“他不走。”

一切是这样无缝连接。我回水贝的第二天，DWJ来找我，嘱咐我带着小女孩到深圳打个长途电话，然后回广州。

这天坐班车到了深圳，已经很晚了。当晚，我是过得不安而尴尬的。DWJ找到一户人家，黑暗中有人领着我们，只是安排在一个只有一张碌架床的房间。把小孩安顿好，DWJ也很快坦然入睡了。陌生的硬板床，没有枕头没有被褥的熬到半夜，我才抵挡不住睡魔的侵袭勉强合上眼。

第二天，DWJ叫醒了睡意尚浓的我，要马上去电话公司打香港长途电话。他接的线，然后把话筒递给我，传来的是妹夫的声音。我告诉他，妹妹也已经抵达香港，他问是什么地方。一旁的DWJ说着一个对于我来说很陌生的地名，我鹦鹉学舌地告诉妹夫，他说知道了，就挂了电话。

一切就这样简单。

之后，惊魂稍定地在一个酒楼喝了早茶，DWJ回他的南澳，我带着女孩回广州继续我们的学业，就此别过。不过，后来妹妹告诉我，稍后，DWJ也终于去了香港。可能他在这条产业链中已经赚得盆满碟满，但据说也没有成为李嘉诚第N。

多年后，我才知道，妹妹抵达的那个地方叫塔门，是属于香港的一个小岛。

也是多年后，我才知道其中一些细节，并把这个写进了《南风畅想曲》，叙述另外一对逃港兄弟的遭遇：

对逃港者，香港当局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所采取的措施，是凡在边境郊区、车站、码头等处抓获的，当局毫不迟疑地立即遣返；但当逃港者安然抵达市区，住进亲友家中，即可由亲友陪同，到移民局声明自己逃港者的身份，便可领取绿印的身份证。

他们不得不首先匿藏在新界的农家，然后·设法越过那虽隶属香港，但依然有可能使他们的努力功亏一篑的危险地带。 如此，他们便得忍受着精神的煎熬，忍受着刁民的勒索。

妹夫付出了一定的费用，到塔门接回了妹妹，得以在香港团聚。

妹夫在乡下的弟弟和妹妹，也先后以这种方式，成为了香港永久居民。

多年后，当年大鹏水贝村那位老人家的孙子孙女，却在荷兰跟我重逢，因为家中也有亲人在荷兰。他们来荷后成家立业，在这个福利国家慢悠悠地享受人生。

至于广州方面又如何呢？

回到广州，我们向派出所报告了妹妹已经偷渡成功一事，要注销户口。我当然没有必要坦白我也在出发的现场，那个和蔼的“邝同志”只是像明白了什么，淡然说一句，“为什么走那么急？都快批下来了。就写‘非法探亲‘或’非法团聚‘吧！”

“可以回来吗？”我问。

他意味深长一笑，没有回答。

但是，两年后，妹妹带着在香港出生的宝贝儿子，堂而皇之回广州探亲了。我和女友抱着可爱的胖乎乎的外甥，到海幢公园游玩，一个历史的疮疤，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抹平了。

有意思，从马思聪的“叛国投敌”，到文法上叠床架屋的“非法偷渡“，到文法上没有毛病的“非法越境”、”非法探亲“”、“非法团聚”，语言的微言大义印证观念的改变。

特指偷渡到港澳的“督卒“，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注释的词语。随着香港的回归，香港人到大陆消费定居，香港明星嫁给大陆至爱的故事只能成为消闲的八卦而已经不是新闻。

当年，就在《偷渡，为你烧一串纸钱》发表同期，广东青年文学评论家张奥列，迫不及待地为我们的报告文学系列写了一篇评论，紧随《纸钱》之后，分外吸睛。发表文章的这一期杂志，顿时也洛阳纸贵。

不过，在香港生活的妹妹，并不如意。好不容易分到政府的廉租屋，但后来丈夫有病，儿子也没有带来父母期待的财富和荣光，因此，她不得不到超市和餐厅打几份工，和丈夫相濡以沫地厮守着。

但是，今天世界上还有不少的偷渡事件，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固然每年都有数千葬身鱼腹的各色人种的阴魂，冷藏车和漂到大洋彼岸海滩的支离破碎的船只不乏来自亚洲的同肤色民族甚至同胞的尸体。中国人，也发明了“走线”、“跳机”这些本世纪逐渐普及的新词，和“润”相得益彰，不过“润”有非法和合法的区别。

不久前，荷兰有一新闻，说的是一位美国人，跑到荷兰来当难民申请庇护，令人忍俊不禁。

今天，偷渡并没有绝迹，因此我将文章题目改成“督卒”，可以吗？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5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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