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为什么一点都不内疚？

有日军士兵在城门外摆下人头一排，笑着比谁砍得快。

参赛的两个军官在几天里先后杀了百余人，《东京日日新闻》在1937年12月13日的头版写道：“向各位介绍两位皇军壮士，佐藤、向井，两人斩首各达百余，精神饱满，笑容可掬。”配图是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刀刃上还挂着未干的血。

读者看得热血沸腾，仿佛这是比赛，不是屠杀。

城内外的街道还在冒着烟，长江边的尸体已经堵住渡口，军官们却在喝酒划拳，讨论下一轮要不要加难度。

他们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人。

明治以来，日本的学校用课本、童谣、早操口号把服从和军国崇拜刻进骨子。

天皇被称作“现人神”，战争被说成家国光荣。每一堂历史课都要背诵“列强环伺、唯有武力自保”，每一次升旗都要向东鞠躬。

家庭里父亲强调长幼有序，母亲叮嘱“为天皇效忠就是为家争光”。

这种从小灌下去的教育，让人习惯一个姿势——低头接受命令，高声喊“万岁”，不必问为什么。

到了二十岁参军的时候，他们早就学会把个人判断收起来。

手脚比脑子快。

军队内部的暴力是第二道淬火。

新兵进营，老兵打骂是每日开场，刀背敲头、刺刀逼爬泥坑，冬天泼冷水，夏天逼跑圈。规矩是“忍着、熬着、咬牙撑着”，因为下一年你也可以这么对别人。

这种屈辱的情绪当然需要有出口，于是，到了战场就顺着传给比自己更弱的人。

南京沦陷，这套模式几乎是肌肉记忆：见到弱者，占便宜、施暴，把在军中受的苦加倍发还。

国家的豁免感让一切更容易。

东京的军令像护身符，上面没说停，下面就算杀到河水变红，也是执行任务。

纪律里没有“不杀”，只有“不要浪费子弹”；没有“不烧”，只有“烧得干净”。

长官一句“清理干净”，等于在他们心里盖了章。

等到杀人结束，最多是整理队形、汇报数字，没有人在乎河水里漂的是谁。

《大阪每日新闻》在12月17日的报道里写：“南京街道整齐有序，民众稀少，治安良好。”。

他们所谓的“良好”，是因为街道上已经没有活人了。

要摆脱罪恶感，更要把对手变成物。

中国人被统一叫作“支那猪”，低等、肮脏、落后，连日常行军的口令里都带着蔑视。久而久之，在士兵眼里，对面不再是邻居或同类，而是可以随时处理掉的麻烦。

物品非人，自然是没有尊严的，打破它只看破得快不快。

南京城破的头几天，很多士兵的日记里没有形容恐惧、痛苦，只有“任务完成”“缴获若干”，像记收成一样。

一个隶属第16师团的下士在12月15日写道：“今天斩了七个，手有点酸，晚上喝了酒，睡得很好。”

心理上还有一套去责任化的自我加工。

先把责任上推：命令是长官下的，“我只是服从”——就像送信的人不为信的内容负责。

再切换角色：穿军装的是“皇军一员”，脱军装才是“我”，两个人的身份分开，方便在脑子里隔出一堵墙——俗称精神分裂。

再分散责任：杀人是整个班、整个连在做，动作溶进人群，没人去数自己那一刀的份额。

最后淡化后果：用数字、行话、笑谈替换画面，“三百个敌人”“一条任务线”，像统计库存，把血腥磨成平面数据。

《东京日日新闻》在杀人比赛的后续报道里甚至写道：“战果令人欣慰，皇军士气高昂。”

久而久之，手上的血和心里的影像分离，内疚就像空气里的灰尘，被不断的行军和命令吹散。

战后审判时，一些参与过南京行动的士兵供词里反复出现这些借口——“长官命令”“大家都在做”“战场情况紧急”“敌人不算人”。

这是去责任化在纸面上的证据，他们在面对法官时，依然习惯把自己放进那套制度的保护色里，把个人意志抹到看不见。

一名曾在南京参与集体枪杀的士兵在供述中说：“那天打死多少我不清楚，枪是自动的，我只是扣了扳机。”

很多底层士兵来自农村贫民区，在国内抬不起头，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

但当他们穿上军装、握着枪，则第一次尝到掌控别人命运的滋味。

面对南京街上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妇孺，这种绝对优势带来病态的满足——在国内被人使唤，在这里就是天皇的化身。

杀人甚至成了娱乐，像打靶一样比赛斩首。有人杀到手软，用布缠着手腕继续挥刀，只为了在同伴面前不落下风。

另一名士兵在日记里写：“白天忙得没空想，晚上数了数，今天是十六个，比邻班多三个，真痛快。”

屠杀的过程还被当作业绩考核。

杀得多、抢得多、烧得快，会在汇报里得到“处置果断”的表扬，甚至授予嘉奖。奖赏不仅是勋章和晋升，还有酒、食物、女人。

制度需要坏人去干坏事，坏事干得漂亮就是资本。

没人觉得施暴可耻，反而视作证明自己“靠得住”的凭据。

少数犹豫的人，被同伴讥笑为“娘们”，必然很快就会为了保住脸面跟上去。

南京不是偶然爆发的。侵华日军是为暴力而生的机器。

学校、家庭、军队、媒体把服从、蔑视弱者、切断同情心一步步植入。每个齿轮都被打磨得刚好卡进另一颗齿轮，整个结构只需一声令下就能高速运转。

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系统功能，不恶反而完不成任务。

城墙、江边、街巷记下了那些血、火、喊声，还有冷漠的眼睛。

几十年过去，亲历者大多已不在，那种由制度制造的冷酷，却是历史最难清除的沉渣。

杀人不内疚，不是天生冷血，而是被训练成只向上负责、不向下怜悯的工具。

至于这套机器，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再次启动，要看谁还在训练下一批不必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