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首诗能成为“旷代之作”，体现七律的极致之美？

唐诗有何魅力，穿越千年仍打动人心？唐诗之美不止在意象和声韵，更在背后的构思与结构。

学者蔡宗齐的新作《唐诗所以然》精选72首经典唐诗，对律诗、绝句、古诗三种体裁进行对比分析，系统阐释不同诗体的形式特征与艺术特质；创新性地将诗歌划分为13个主题类别，通过同主题作品的对比解读，清晰呈现闻名的诗人们在题材处理上的独门绝技；运用现代语言学分析方法，从字法、句法、章法进行层层剖析，揭示每首诗“所以好”的内在肌理，揭示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

杜甫《登高》：当七律达到极致时

若论七律第一之争最强劲的候选作品，当数杜甫的《登高》，在这首诗中，我们将会领略到七律这种诗体的极致之美。

《登高》作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秋，此时安史之乱结束已有四年，但地方军阀又乘势而起，相互争夺地盘。杜甫于 759年定居成都，入严武幕府。然永泰元年（765）严武病逝，杜甫失却凭依，只得离开成都草堂，乘舟东下。本欲直达夔门，却因病魔缠身，于云安修养数月方抵夔州，此时已是次年（766）晚春。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在其帮助下，杜甫定居此地，一住就是三个年头。在这三年里，他的生活困苦，身体饱受摧残，疟疾、肺病、风痹不断地缠绕着他，几乎成了一个残废的老人。

诗人来到白帝城外的高台，登高临眺，百感交集。望中所见，激起意中所触：萧瑟的秋江景色，引发其身世飘零之感慨，渗入他老病孤愁之哀思。于是，这首被誉为“七律之冠”的《登高》便诞生了。

明代学者胡应麟对《登高》有极高的评价，用生动铿锵的语言陈述了此诗为七律第一的原因：

杜“风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有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诗薮》）

他认为这首诗“精光万丈，力量万钧”，有十分强烈的艺术感召力，但又如海底珊瑚深不可测，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接着，他又试图将这些抽象的赞美落到实处，把此诗的万丈精光、万钧力量归于章法、句法、字法的独创。但很可惜，他的分析戛然而止，没有进一步说明此诗章法、句法、字法的过人之处。

古人对此诗的评价，多集中在中间两联，认为这一部分最绝妙，同时有些学者对此诗的结句颇为不满，如王世贞评价“结亦微弱”（《艺苑卮言》）、王夫之认为“结句生僵”（《唐诗评选》），均认为最后一句配不上整首诗的气度。在此诗收获的批评与赞誉中，有一个至今没有得以解决的问题。很多诗论家认为《登高》全诗都是对仗，但却一气贯通到底，如吴农祥说“八句俱对，一气折旋”（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引），查慎行说“八句皆切对而不伤气，所以称雄”（《初白庵诗评》）。

这就有一个明显的矛盾，若全诗都对仗的话，如何能做到一气贯通呢？大家都知道，对偶句通常产生一种滞后作用，进一步退半步，将表达情感的速度放慢，令人反复琢磨、流连忘返，而“高浑一气”则要求情感的抒发流畅紧凑、喷涌而发。古代诗论家们清晰地感知到了这个矛盾点，但却一直没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我以为，这首诗通篇对仗，其气势又能连贯直下，究其原因是杜甫对题评句法和叠加章法的创新妙用。胡应麟称此诗过人之处在其章法、句法、字法，这三者中头两项讲得极准，但最后一项字法不应列入其中，因为此诗语言粗实，没有任何精心炼字的痕迹。徐增评杜甫顿挫云：“夫顿处皆截，挫处皆连，顿多挫少。唐人得意乃在此。 ”（《而庵说唐诗》）......

《登高》的章法也有很多创新。律诗固有的章法有两个维度，一是意义上的起承转合，二是形式上非对偶联与对偶联的轮换。在这两个维度上，《登高》都有非同寻常的创新。在意义的维度上，此诗的首联和尾联之间没有杜甫律诗中常见那种相互呼应、循环往复的“合”，像《春望》《登岳阳楼》诸篇所示。“潦倒新停浊酒杯”与“风急天高猿啸哀”难以拉扯上什么关系。......

形式维度上的创新也令人耳目一新。全诗四联都用对偶，但读来很难察觉。拿杜甫的绝句名篇做比较，“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读此诗，我们没有任何前进的感觉，而是驻足于一个定点之上，从下、上、西、东四个方面眺望或想象各种景物。《登高》却不给人这种在定点上流连忘返的感觉。

因此，句与句之间不是进一步退半步的迟缓推展，而是可以形成环环相扣，一往直前的态势。七律全用题评式对偶句这种奇特的效果，大概是杜甫首先发现的，而且他一用就达到极致，做到通篇对仗而又“一意贯串，一气呵成”（胡应麟《诗薮》）。此诗八句中叠加使用的题评句，犹如先秦唐宋的古文中的叠加排比句式，创造出律诗中罕见“力量万钧”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