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赵贞吉的段位有多高？睁眼说瞎话，谭纶却还觉得挺有理

导语：

赵贞吉，何许人也？

一口滑不溜丢的“不粘锅”。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自从调任到浙江当巡抚，每一天都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为何？

之前从政的那些年，他虽然也面临过危机，可到了关键时刻，他只要腹黑地把“黑锅”丢给别人，就能顺利过关。

可这次却不一样，身处于严党与清流斗争的主战场，双方你来我往，一时间黑锅不断，一朝不慎，他还没来得及想好把手里的黑锅“赏”给谁，就可能被接之而来的另一口黑锅给砸死了。

他几度尝试着揣摩圣意，好为自己找出一条能直通光明的道路，却屡次被甩入更大的迷雾之中。

终于，他从乌鸦身上看到了自己，于深夜产生“共情”，吟诵起诗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栖。”

曹操《短歌行》中的“何枝可依”改作“无枝可栖”，是他故意为之，借以抒情，借以明志……

那晚过后，赵贞吉决定：清流爱急不急，严党爱倒不倒，反正我不能急，不能乱，更不能倒。

可决心刚下，又一口大锅从天而降，沉甸甸地落在他的手里，他再次面临着巨大的选择……

冲突：一前一后、一明一暗的两封信

不久之前，海瑞审出了一份能够“倒严”的证词——

浙江“毁堤淹田”是受严世蕃指使的，其中杨金水也知情。

在场的清流代表谭纶面露振奋，当即表态：

“我看这份供词可以立刻呈交朝廷。”

言外之意，凭此供状足以倒严了。

可同为清流一员的赵贞吉，心中却无一丝喜悦——他至今也没有从嘉靖那里得到“倒严”的暗示，因此他不敢贸然行事。

尤其，海瑞审出来的这份供状不只打了严党，还捎带着牵扯到了宫里乃至嘉靖，这更令赵贞吉心生忌惮。

终了，他为了保险起见，腹黑地将海瑞审出的供状做另案提交——不仅能向裕王等人交差，在嘉靖那里也更好过关，若有功，自然有他的份，若有罪，又能推给海瑞。

虽说已做了万全的打算，可供状递上去后，赵贞吉仍惶惶不可终日，直到供状上交朝廷所引发的巨响传至浙江，赵贞吉不仅没有松一口气，反倒陷入更大的难关 。

不仅海瑞审出的那两份供词被原方不动的打回了，并且朝中两大中枢司礼监和内阁一同发文责问，要求重审此案。

发回重审这种可能，赵贞吉想到了；司礼监发文责问，赵贞吉也想到了；就连内阁也会发问责问，赵贞吉也不觉得意外；唯独意外的是内阁的发文，竟是老师徐阶亲自草拟签发的。

就在赵贞吉反复琢磨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有何深意之时，兵部也发来一文，在兵部的发文中，还夹杂着一封出自张居正之手的密信：

“东南一炬，冰山消融。一驱我大明二十年之乌云，只在我公署名签发海瑞所审供词举手之间！郑、何二逆之供词但能上呈皇上御览，则我公之青名必将共天日而同辉……”

当时的通讯技术远不如今日之发达，远在浙江担任巡抚的赵贞吉自然无法第一时间知晓朝中发生的变故，徐阶、张居正等身处于变故之中的当事人自然也无法将细节与内情告知赵贞吉。

于此，赵贞吉不会知道——

海瑞的供状一到司礼监，就被吕芳按在了手里，随后吕芳一手拿着供状，一手拎着酒，叫来严嵩与徐阶一同喝了一顿酒。

在酒桌上，吕芳当着严嵩的面，以“三杯酒”向徐阶施压，警告其为了朝廷的稳定与胡宗宪的战局不受影响，放下党争，携手共进。

在两大巨头联手下，在嘉靖若隐若现的身影下，徐阶迫于压力，低下了头，当场表态放手，并表示内阁由他亲自责问赵贞吉。

这才有了徐阶的那封信。

赵贞吉也不会知道——

吕芳的所作所为被嘉靖得知后，引得龙颜大怒，嘉靖将吕芳贬去监修万年吉壤，让严嵩在家奉旨养病，闭门谢客，让徐阶搬入内阁值房处理日常公务，不能会客。

朝中三大巨头一瞬之间就被隔离了起来，为探听信息，张居正以谈军国大事为由，在监视下见了徐阶，二人一番“暗渡陈仓”方才得以交流信息。

也是在那种情况下，得知真相的张居正，勉强征得徐阶同意，以徐阶名义写信给赵贞吉让其继续倒严。

这才有了张居正那封密信。

一前一后，一明一暗，两封信摆在案头，其中的内容截然相反，赵贞吉望着这两封信，陷入了深思……

困局：向前一步丢命，退后一步“丢人”

此愁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司礼监与内阁的发文，赵贞吉压了两天，不是不想让谭纶看，实在是他的心太乱了。

不知道这其中内情的赵贞吉，通过这两封信，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

其一，徐阶的信，代表“倒严”的阻力。

在这件事上，整个大明朝能逼迫徐阶妥协让步的，赵贞吉清楚有且只有三个人：嘉靖，吕芳，严嵩，而在这一次很有可能是这三人直接或间接的联手。

这就表明，想凭海瑞审出的供状来倒严，困难极大。

其二，张居正的信，代表着“清流”的态度。

张居正说他写这封信征得了徐阶的同意，对此，赵贞吉并不质疑。

很多看过这部剧，或是看过原著的人说，张居正的这封信并未征得徐阶同意，这是源于看得不仔细。

还有人说，张居正的这封信是完全是出于私心，拿赵贞吉当刀的同时，还埋下了挑拨徐阶与赵贞吉之间关系的伏笔。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张居正的这封信确实藏有私心，毕竟清流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但除了私心之外，张居正的这封信也带着“公心”——确实代表了裕王等人的态度。否则，张居正根本不敢写这封信，有些事“纸是包不火”的。

其三，前后矛盾的两封信，代表着徐阶“徘徊”的态度。

之所以前后两封信的内容是矛盾的，很可能是徐阶先在反对“倒严”一方施加的压力下，妥协了；随后又在清流一方施加的压力下，又妥协了。

对于以上这三点，赵贞吉最为在意的是最后一点——徐阶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对此，赵贞吉比较倾向的一种可能是：这一次徐阶不想倒严了。

理由是，相比较于双方带给徐阶的压力来说，反对一方的压力是真正的压力，清流一方的压力却可能是“面子”上的压力。

毕竟，徐阶最初承受不住反对一方的压力而妥协的时候，势必已经考虑了清流会带给他的压力。

但是赵贞吉并不敢赌，他又怕——徐阶一开始的妥协只是权宜之计，事后张居正的信才是其本意。

这一系列信息以及猜测叠加在一起，让赵贞吉进退两难——

进，若按张居正信里的意思行事，将司礼监打回的供状，再次签发回去，能不能倒严两说，光是反对“倒严”一方的怒火就能将他烧成灰，万一反对一方里还有嘉靖的影子，他更是只有死路一条；

退，则是不按张居正信里的意思行事，那势必会惹清流一方不快，之前将海瑞审出的供状作另案呈交就已经有些说不过去，这次再如此行事，若因此惹得裕王不悦，他的前程就渺茫了，而若徐阶的本意也是想倒严，那他还可能会失去最大的靠山。

向前丢命，退后“丢人”，在此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之时，传来了胡宗宪抗倭的捷报，赵贞吉终于下了决定……

破局：让身边的“眼睛”说话

赵贞吉决定按司礼监和内阁的明文行事，将张居正的密信弃之一旁。

早在赵贞吉刚到浙江之时，就曾与胡宗宪有过一次关于“功与过”的密谈，当时赵贞吉就曾表达过自己的“功过观”：

“……功过从来结伴而行，我不求有功，无过便是功。”

意识是主观存在于人脑中的存在，是人对事物的主观反应，意识（思想、观念）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指导行为，也就是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命运。

因此，赵贞吉会做出与清流期待相反的事并不意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命就不要“人”了。

他明白，只要给自己的决定安排一个恰当的理由，并由合适的人将其传回去，他就可以“命”与“人”两全。

恰当的理由，对于有着多年“甩锅”经验的赵贞吉不是难事，而这个合适的人也近在咫尺，就是裕王一干人留在他身边的“眼睛”——谭纶。

接下来就到了赵贞吉的表演时间了——

得知胡宗宪又打了胜仗，谭纶一早就来向赵贞吉报喜，赵贞吉平静地叫谭纶坐在一旁，继续与粮道交谈。

先是问了两个问题：

① “你刚才说各省援军的军需还差多少？”

② “浙江藩库还有多少库银？”

在这里，请注意第一个问题中的“你刚才说”这几个字，以及粮道对第二个问题的回话：

“属下已多次禀报中丞……浙江藩库哪里还有库银。”

听到粮道的回话，赵贞吉便要求粮道去抄郑、何二人的家，对此，粮道并没有痛快答应，反倒提出了质疑，还表示了为难。

质疑是，郑、何二人还未定罪，就去抄家？为难是，你让一个运粮的粮道去抄家，这合适吗？

所以，粮道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建议：抄家可以，让在座的按察使谭纶派臬司衙门的兵去抄家。

可就是粮道的这句话，惹得赵贞吉震怒，在赵贞吉的怒火中，粮道应下了抄家的差事，悻悻而去。

粮道一走，谭纶便说，让赵贞吉写奏疏给胡宗宪请功，而此时，赵贞吉回道：

“报捷的奏疏已经拟好了，等你联名签署明早就发。”

好，到此暂停一下，正是赵贞吉最后的一句话，暴露了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在赵贞吉的安排布置之中。

报捷的都奏疏拟好了，说明赵贞吉早在谭纶之前就得到了这个消息，而更大的可能是，捷报是前一晚传到浙江的，由此，赵贞吉不难猜到，得到捷报的谭纶自会第一时间来找他。

也因此不难得出，那粮道就是赵贞吉故意叫来了一个“道具”，而明知顾问“道具”的那两个问题，就是让谭纶清楚：筹备粮草军需，已让他极为头疼。

而当着谭纶的面叫粮道去抄家，也是故意做给谭纶看的，意在卖谭纶一个好，让谭纶清楚，他始终都维护着清流的利益，任何“脏事、坏事”，不论合不合规都交给别人去做。

看到这里，一些人会觉得赵贞吉这一戏码，似乎有些眼熟。

没错，早在之前，当杨金水疯了之后，赵贞吉在签押房，不梳洗也不穿官服地接见海瑞与王用汲，期间正事不谈，磨磨蹭蹭拖时间，就是为了让不久将会到的锦衣卫“误会”——

不是他急于审案，更不是他逼疯杨金水的，而是下属海瑞等人，揪着案子揪着杨金水不放，你看，海瑞等人一大早就在堵他了……

听到了赵贞吉已写好了请功的奏疏，谭纶为报赵贞吉刚才的维护之恩，立马投桃报李地说道：

“中丞的后援之功也不能埋没，这个疏由我来写，我替你请功。”

谭纶这一句话正中赵贞吉下怀，该铺垫的都铺垫好了，该逐步进入正题了。

赵贞吉先感叹地说，他功就不请了，只要不追他的罪就是万幸了，由此引出谭纶的追问，是不是朝廷有回话了。

然后赵贞吉顺势将司礼监与内阁的信笺递给了谭纶，等待谭纶质问他为何要将这消息压了两天。

等谭纶发出质问，赵贞吉不急不慌地拿出另外两封信，言明其中一封是兵部催促他筹备粮草的（重申他的当务之急），把张居正的密信递给了谭纶。

对于这封密信，赵贞吉说了两点，一是定性为“张居正暗称是得到了徐阶的认可”，二是道明正是因为这封信，他才压了两天的消息。

为何要压两天，是他不解，不解两封信里的内容竟是相反的，而他之所以要压上两天，恰是因为他谨慎与负责，他需要谨慎对待这件事，他还需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到此，赵贞吉已经完全步入正题了，只差向谭纶表明他“谨慎与负责”的决定，以及做这种决定的理由。

赵贞吉等谭纶看完那封密信，问道：

“司礼监、内阁将海瑞所审的供词打了回来叫我重审，张太岳却叫我在原供词上署名再报上去。换上是你，该怎么办？”

虽说赵贞吉大概也能猜出谭纶会做怎样的回答，但还是将问题推给他来回答。

此举，一是为表尊重，避免让谭纶以为他独断专行，二是知道谭纶的答案，他接下来的话也好更有针对性。

果然，谭纶还是选择听从张居正的。

赵贞吉知道，这时得开始输出自己的观点了：

“这个时候？这种时局？十年倭患，一朝肃清，也就是这一两月之间。胡宗宪在前方统率数万部卒正与倭寇决战……这样的供词以你我的名义再报上去，且不说内阁和司礼监如何恼怒，奏呈皇上，圣意是将胡宗宪揪出来问话，还是将你我揪出来问话？不要忘了，你和我背后都牵着裕王。”

言外之意，此时正是胡宗宪打仗的关键时刻，此时的重中之重，是军国大事而非党争。

谭纶自然不太认可，并从三点予以反驳：

① 此案虽涉及到了胡宗宪，但对胡宗宪的影响不大，顶多是个失察；

② 相对于倭患来说，严党乱政的危害性更大；

③ 张居正的密信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思，背后可能还站着裕王、高拱。

对于前两点，赵贞吉并不太在意，他所在意的是最后一点，他不想裕王等人误会他“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对此，他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对此，赵贞吉回答道：

“我现在当务之急是筹措军饷，还有今年朝廷需要的五十万匹丝绸！这两条办不到，不要说倒严，徐阁老他们在朝里只怕会先倒！裕王没有信，徐阁老没有信，单凭他张居正这两页八行书，我不会置朝局于不顾，跟司礼监和内阁对着干！”

对于谭纶反驳的前两点，赵贞吉给出的解释：

我作为巡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筹措军饷，其次是完成那50万匹丝绸。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朝局，更是为了清流在朝廷不倒。

对于谭纶反驳的最后一点，赵贞吉的解释是：

为了谨慎起见，我没法赌张居正的密信还有其他人的意思，这不是我不听话，如果你们亲自给我写信，我还是听话的。

谭伦想了想，虽然你说服不了我，但我觉得你说的，也挺在理。

到此，赵贞吉给自己“暂不倒严”的决定，已做了合理且完美的解释：

① 我为何不继续倒严，因为剿倭到了关键时刻，我这是为了朝廷大局；

② 我为何不继续倒严，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去做，我这是为了清流集体的利益；

③ 我为何不继续倒严，因为密信只有张居正一人署名，出于谨慎，我只能如此。

赵贞吉清楚，他说的这些话以及他要表达的意思，谭纶不久便会传给裕王等人。

到时，裕王还会怪他吗？

不会，毕竟对裕王来说，倒严重要，但军国大事更重要。

万一张居正确实代表着徐阶的意思，那徐阶会怪他吗？

也不会，毕竟赵贞吉不信张居正也无可厚非，而赵贞吉的所作所为更是为了徐阶好。

至于其他人会不会怪他，赵贞吉也就不那么在意了，你们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随便吧，毕竟你们又决定不了我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