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获医患同意的手术，为何仍会引发致命的纠葛

2025.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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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健闻咨询

57岁临近退休的妇产科邵医生，经历长达7个月的网络暴力后，8月1日在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坠楼身亡。

事发后4天，河南省周口市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随着邵医生遗书的曝光以及事实的调查进展，公众得以窥见事件的一角。

从官网的信息可以获知，邵医生从医30年，接生超3万名新生儿，而最近这场针对她的致命的“网暴”，主要来源于三起医疗纠纷——

首起纠纷中，产妇因羊水栓塞切除子宫，家属提出百万元赔偿，并持续在社交平台发声施压。第二起中，产妇坚持顺产致子宫破裂、胎儿死亡，家属虽签署风险告知书，仍在社交平台指责是医院失职。第三起则是新生儿出生两天后突发缺氧，后被诊断为脑瘫，家属将责任归咎于医院，质疑病历造假。

三起事件的家属在抖音通过互推作品吸引网络水军，发布 “切子宫卖钱”“故意害死胎儿” 等谣言，“围剿”邵医生，相关视频累计播放量超百万次。

邵医生离世后，“一个口碑好的医生为何也受困于医疗纠纷？医院为何没有早早保护一个好大夫？”这些问题在人们心中打下问号。

医生群体的困境，新型医闹，失灵的系统，背后的种种重新登上舆论风口。

情急下的羊水栓塞手术？

“羊水栓塞”手术成这场网暴的导火索。

2024年5月18日当天，一名22岁的产妇在剖宫产过程中突发羊水栓塞——这是一种极其凶险的产科急症，死亡率高达80%以上。

羊水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后，产生了超过敏的反应，引发产妇大出血、器官衰竭，几分钟内就能要命。

邵医生当机立断，在家属签字同意后实施了子宫切除术，随后该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

术后家属的态度急转直下。邵医生的丈夫张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家属称其为娶媳妇花费50多万，如今生下女孩，产妇子宫又被切除，觉得家里绝后了，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并持续在社交平台发声施压。

网络上的谩骂从去年12月底发酵。与这起医患纠纷同时出现的还有此前两起纠纷的家属。按照邵医生的丈夫张先生说法，这三次纠纷目前都没有判定医生对事故负有失职的责任，但家属们在抖音上相遇后，开始互相关注、推荐作品，引来大批网络水军对邵医生进行攻击。

8月1日下午，邵医生在办公室写下一封遗书，详细记录了三起医疗纠纷的真相，最后一句是：“一定要为我正名。”

羊水栓塞的情况是否应切除子宫？成了引发此次医患纠纷的核心争议之一。

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医生陈奕从事妇产科临床20余年，她告诉《健闻咨询》是否切除子宫要看羊水栓塞的严重程度。“如果经过救治，病情稳定，没有特别严重的出血，病情没有再加重的时候，子宫不是必须要切除的。但病情进一步加重，出血持续，这时候就必须得切子宫，这是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

她进一步解释，导致产妇大出血的源头在子宫，且出血的速度又快又汹涌。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有残余的羊水成分，不断的进入母体的血液循环。医生需要对疾病发生的源头做阻断，才能起到治疗的作用。

北京一家妇产科医院的副院长张文涛（化名）提到，遇到最危急的时候，切除子宫也没有用，“产妇全身凝血的功能崩溃了，可能不光是子宫出血，别处也出血，弥漫性的到处渗血”。

从临床医生的视角来看，每一次羊水栓塞手术都伴随着紧急。

“它不像脑梗抢救时间有黄金几小时的说法，也没有多长时间要救治的一个规定，但就是分分钟医生都要进行最及时的救治。”陈奕说。于医生而言，抢救起来也非常不易，有时甚至单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难以完成，需要动用全院的力量，甚至整个城市的医疗资源。

2024年7月30日，合肥晚报发了一则全城紧急献血的新闻。产妇许女士在分娩时，遭遇羊水栓塞并出现大出血，生命垂危。报道称，产妇手术时就用了4000cc的血，此后输血量超过了17000cc，相当于全身的血液换了3遍。

“在羊水栓塞的抢救中，首先保大人，其次保孩子，然后再保子宫。”多位妇产科医生告知我们，羊水栓塞是每一个产妇都可能遇到的，属于临床诊断，无法预知风险，发病机制还不明确，死亡率极高，只能根据症状对症处理，首要目标是保命。

全球范围内，羊水栓塞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存在很大差异，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1.9~7.7例，近1/3患者从发病到死亡仅仅只有30分钟。

羊水栓塞刚发生时及易和其他病症混淆，被忽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医生吴文湘提到，以产后出血为例，可能是宫缩乏力、产道裂伤、胎盘残留，医生需要一一排除，而羊水栓塞的化验需要时间，根本等不及。

面对羊水栓塞，对医生和患者家属而言都是一场高压，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决策。

而这一次，邵医生根据多年临床经验，为了保产妇的生命，与患者共同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却最终成了伤害她自己的匕首。

分娩过程中，无法预知的风险

从患者的视角来看，一位女性的分娩过程如开盲盒，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32岁的之夏（化名）向我们讲起自己生产时遭遇羊水栓塞的惊心动魄的经历。

2023年5月15日，之夏的预产期超过了40周，鉴于孕期查出妊娠期糖尿病，在医生建议下她入院催产。入院后，B超检查显示胎儿预估体重6斤多，之夏做好了顺产的准备。

次日下午2点，催产药在使用后的6个小时后开始发挥作用，之夏感到下腹每隔一两分钟一次的宫缩。两个小时等待后，之夏打上无痛分娩针，正式进入产程。30度气温的天气里，产房里又闷又热，之夏用了数个小时，历经侧切后，终于诞下婴儿。

然而，危险却在悄然临近。

生产完毕后，医生为侧切伤口缝针时，之夏突然头晕，胸闷，两腿发抖，她对医生说：“想睡觉没有力气了。”医生马上察觉情况不对，量了血压，随后打电话叫人。

之夏回忆起那个片段：出现这种状况后不到5分钟，一圈医生围了上来，测血压，测心率，输液输血同时进行，脖子胳膊都被扎上了输液的留置针，为了抢救方便，内衣也被剪刀剪破脱掉。期间医生一边按压肚子，一边呼唤名字，不让自己睡着。不知过了多久，她被包裹上床单抬到病床上推往手术室。

进入手术室，之夏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没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近，只觉得宫缩痛还在继续，肚子仍被按压着，她想闭着眼休息，太累了。她感觉到医生在她的右大腿根部打入麻药，放置治疗仪器，医生们团团把自己为住，忙碌着。身体僵硬的她躺在手术台上，想回家的感受盖过了恐惧，只能盯着左侧墙上的时钟，看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当医生开始给她的右腿打上绷带并穿过腰身打了一个结，才松了口气告诉她：刚刚突发了羊水栓塞，致死率是80%，“能活下来挺幸运的”，并说上次医院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在9年前，发现的时候大概20分钟，再晚一点就不行了。

事后之夏才知道，守在手术室外的父母签署了病危通知书，眼睛早已哭得红肿。

吴文湘说即使医术再高明的医生，也不敢保障每一次危机都顺利度过，尤其是产科担负着两条生命。羊水栓塞是产妇生产中所遇到的最危急的情况，，每一次情况发生都非常迅速，“我们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该做的都做了，但还是会有产妇会失去了被抢救的机会，也令家属无法理解。”

当医生与患者的纠纷升级，医生多面临被动局面

面对这次事件，除了关于临床上的决策是否专业的讨论，其他核心的讨论也再次向医患关系的探讨延伸。

为何一个专业的医疗决策背后，当医生按照规章进行了知情同意通知，医患双方共同决策后，仍会酝酿出医患冲突？

医患之间的关系容易紧张，从来不是新闻。

一位从医数十年的医生向《健闻咨询》回忆，以前有老话讲，“先生的钱不能欠，一个是教书先生，一个是看病先生。”大概从2000年之后，医患关系逐渐变得紧张，疫情期间有所缓和，现在又回到了矛盾隐现的状态。

当医生和患者发生冲突，有很多渠道都可以帮助双方沟通问题、化解纠纷，例如投诉、调解，或者对簿公堂，都是患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方式。

不过，我们也在与临床医生的沟通中发现：由于整个解决医疗纠纷的系统倾向于将解决问题的责任压在医生个人身上，不少遭遇纠纷的医生感到疲惫，甚至孤立无援。正如此次邵医生所遭遇的。

“患者投诉”是相对最轻，也最常见的一种医患纠纷。局外人可能难以想象，“投诉必须回复”这一条小小的规则，给医生的压力却不小。

医护人员被患者拨打12345投诉后，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医院必须解决投诉的问题，医生首当其冲成为解决问题的人。有时候，投诉的内容并不合情理，只要患者继续投诉，医生仍然要耐心回复，对医生而言，有时会产生一种难以对话的无力感。

被问到投诉是否与绩效挂钩时，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医生侯军（化名）苦笑道：“目前只要能解决，投诉是不影响医生收入的，因为投诉实在太多了。”

侯军回忆称：“前段时间一位带状疱疹患者来我们医院急诊科就诊，医生开了口服的抗病毒药，患者提出不想口服，要求输液，但我们医院没有采购注射剂的剂型。无论跟患者怎么解释说没有条件给他输液，对方还是不依不饶，要投诉我们。”

为了保护医生，一些医院成立了医患纠纷办公室，帮助医生处理投诉案件，但能分担的总是有限。

前文的专科医院副院长张文涛直言，“有时候患者投诉医生的态度问题或技术问题，行政人员也不清楚，还是要找医生了解情况。医生那么忙，又出门诊又做手术，还要回复这些投诉，是很消耗精力的。”

而当医生与患者的纠纷升级，步入一场打医疗官司，很多医生依然面临的是被动局面。

在医疗鉴定与损害赔偿的过程中，患者由于医学专业性不足，且在生理上遭受了损失和痛苦，往往被看作弱势一方，这本身是情理所在。但不可忽视的是，也有医生因此感到委屈，一位内镜医生说：“从我身边所有医生的经历看，上了法庭没有不赔偿的。尤其是有患者死亡的情况，即使医疗上没什么过错，也多少要给一些赔偿。”

确定赔偿的数额后，按理来说，医院设立的“风险基金”可以用于支付医疗赔偿。但实际上，很多医生不得不选择自掏腰包，侯军解释称，“一旦动用风险基金，就会被记入档案，几年内都不要想评职称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很多医生都会咬咬牙选择‘私了’。”

还有医生认为，临床医生在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过重。

在法庭上，医生往往被要求证明“无过错”，存在一点瑕疵，就很难得到法官的支持。

侯军认识一位急诊科前辈，在治疗一位心衰患者过程中，通过小便量、血液浓缩情况等指标判断患者容量不足，采取了缓慢补液的治疗手段。患者死亡后，这位医生被家属告上法庭，最终只因急诊科客观条件有限，未使用PICOO监测仪，被认定为医疗存在过失，赔偿患者家属16万元。

侯军表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信被打破，医生的诊疗行为是一定会趋向保守的。比如说为了避免举证出现麻烦，能做的检查都让患者去做，或者在解释病情和风险的时候讲得更严重一些。”

医生无奈自保的行为，事实上又可能造成过度医疗，增加双方的交易成本，让医患关系更加紧张，陷入负向的循环，滋生医闹、网络暴力等非理性事件。

医疗纠纷中，医院做什么才不失职？

此次邵医生的事件，也让公众关注到作为医院的系统：医患冲突爆发后，为何作为系统的医院迟迟没有介入，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这是不是系统的失职？

当非理性的医疗纠纷出现，为了不让临床医生陷入如邵医生此次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作为医生背后的机构，医院能做些什么？

《健闻咨询》采访多家医院的临床医生或医务科人士了解到，按照《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要求，公立医院通常会设立医患纠纷办公室，帮助医生对投诉进行处理，并向患者说明进一步寻求帮助的途径。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表示，如果纠纷无法在医院层面解决，一般要通过医疗鉴定进行责任的认定，也就是由第三方来做技术判断。“例如，患者可以通过当地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进行调解，或者到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如果市级、省级两级医疗鉴定都无法解决争议，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进行医疗损害赔偿鉴定。”

督促患者选择上述正当途径，而非以线下医闹、线上网络暴力等形式纠缠医生，是医院应当尽到的职责。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庄明昊（化名）表示，“如果患者在医院影响了正常工作秩序，甚至对医生进行人身上的威胁攻击，我们会申请医院的保卫部门介入，既是保护其他患者的安全，也是保护医生和医院工作的安全。”

但如此次邵医生的事件中，不同医院对于涉及网络暴力这类线上新形式的纠纷，处理方式较为不同。

庄明昊所在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如果发现网络上存在对医院、科室或医生有不良影响的有误信息，会主动介入并了解情况，劝诫当事人选择正当的途径。他进一步解释，“我们医院是由党院办负责监控网上的舆情，发现会及时处理，不会放任患者对医院医生进行恶意的评判攻击。”

侯军虽然也在一线城市三甲医院，但他却指出，“如果是单纯针对个人的医患纠纷，目前我们医院在网络舆论上并没有明显的管控，除非是给医院造成了影响，院方可能会跟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除了事后的处理，事前的预防也是目前医院处置这类事件的一种重要手段。

通常，外科和急诊科是医疗纠纷的高发区，产科、骨科等科室尤其频发，医生与患者在手术前的沟通不畅，以及术后效果不及预期等情况，都可以激化医患之间的矛盾。针对这一情况，王岳认为，“要减少纠纷和投诉，功夫要花在术前而不是术后。”

他介绍称，近年越来越多医院，例如北医三院针对四级手术的术前，医生与患者的风险谈话进行录音录像留存，这样勇于“刀刃向内”的改革做法，大幅减少因为沟通不畅甚至误解产生的医疗纠纷。一方面给医生提供‘见证’，另一方面，相关的录音录像材料也可以发给患者，实际上也让患者能重复了解手术性质和风险的方式，拉近医患双方在医学专业上的认知差距。

医患之间矛盾的导火索，往往在于彼此认知不同、预期不同。而医院以何态度和方式和医生处理医患间的纠纷，是避免邵医生这类事件发生的更重要的课题。

微信编辑| 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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