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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的出租屋,键盘被什么东西撞击着发出哒哒声,像春蚕在啃食桑叶。凑近了才看清,那是一只扭曲的右脚,脚趾蜷缩成奇怪的形状,正用第二节趾骨一下下叩击键盘。桌前的男人脊背佝偻如虾米,头歪向肩膀,涎水顺着嘴角滑落在衣襟上,可他眼睛里的光,比窗外的月光还要亮。
他叫余秀华,三十年前出生在湖北钟祥的小村庄。接生婆的手重了些,脐带绕颈的婴儿在缺氧的混沌里挣扎时,命运就给她刻下了烙印——脑瘫。村里人叫她“歪子”,说这孩子怕是连饭都吃不上。她确实吃不上囫囵饭,勺子刚碰到嘴边就会被颤抖的手打翻,一碗热粥能泼得满身都是,母亲总在收拾残局时抹眼泪,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圈在晨光里散成雾。
七岁那年,她扒着教室门框不肯走,看着同龄孩子背着书包蹦跳着进去,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父亲把她扛在肩上往家走,她就在肩头拼命扭动,口水浸湿了父亲的粗布衬衫。后来她还是进了学校,坐在最后一排,作业本上的字像被狂风吹过的草,铅笔总在指间打转。有男生趁老师不注意,模仿她走路摇晃的样子,女生们捂着嘴笑,她就抓起橡皮擦砸过去,砸不准,反而摔在地上,引来更响的哄笑。
十三岁辍学那天,她把课本一页页撕下来塞进灶膛,火光映着她歪扭的脸,母亲在灶前烧火,柴禾噼啪响,两个人都没说话。从此她成了家里的“闲人”,坐在小板凳上看母亲喂猪、父亲插秧,看日头从东边的稻场爬到西边的槐树梢。有次她试着帮母亲喂鸡,手抖得把米撒了一地,母亲叹着气推开她:“你坐着吧,别添乱。”那句话像针,扎进心里就没出来过。
十八岁那年,媒人领来个外乡男人,比她大十五岁,腿有点跛。父母觉得“门当户对”,收了对方两千块彩礼,就把她嫁了过去。新婚夜,男人嫌她流口水,把被子扔到地上,她蜷缩在床角,听着窗外的虫鸣,一夜没合眼。在那个陌生的村子,她成了更显眼的“怪物”,男人出去打工,留她跟公婆住,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做饭,手抖得握不住菜刀,案板上的土豆切得大小不一,婆婆就站在门口骂:“连头猪都比你强。”
她想过死。在村后的池塘边徘徊了很久,水面倒映着她歪歪扭扭的影子,像个被揉皱的纸人。可风吹过稻浪的声音太好听了,她想起小时候趴在田埂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一下午,那些小小的虫子,扛着比自己大的麦粒,从来没停过。她转身往回走,走得跌跌撞撞,路边的野花沾了她一身。
不知从哪年开始,她爱上了趴在窗台看云。云飘得慢,她的目光能跟上。有天雨过天晴,天上挂着彩虹,她突然想把那颜色记下来,就找来儿子用过的作业本,用握不稳的笔在纸上划。字歪歪扭扭,像蚯蚓爬过,可她越写越停不下来。“风把云吹成你的样子/又散开/我站在原地/像棵不会动的树”,写完这句,她对着纸笑了,口水又流了下来,这次她没擦。
她开始疯狂地写诗。白天要做饭、喂猪、带孩子,只能等夜里所有人都睡了,坐在小板凳上写。没有桌子,就把纸铺在膝盖上,右手不行就用左手,左手也不听使唤,就用牙咬着笔杆辅助。常常写着写着,口水滴在纸上,晕开一片墨渍,她就把那团墨迹画成一朵花。有次男人回来,看见满床的废纸,抓起一把撕了个粉碎:“写这些屁用!能换米吗?”她扑过去抢,被男人推倒在地,额头磕在桌角,血流进眼睛里,她还是死死攥着剩下的半张纸。
2009年,村里通了互联网,有人带她去镇上的网吧。她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光标,像看见星星。别人教她用鼠标,她学了三天才会双击,可当指尖第一次触碰到键盘时,她突然有了主意。回到家,她把旧木桌锯矮了一截,坐在地上,试着用右脚脚趾敲击键盘。钻心的疼,蜷曲的脚趾根本不听指挥,一个字母要敲几十次才能对准。第一天,她用三个小时敲出了五个字:“我活着呢”。
血泡在脚趾上磨出来,破了又结茧,茧子越来越厚,敲击键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她学会了用脚趾切换输入法,学会了在文档里修改病句,常常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腿麻得站不起来,就用手撑着地面一点点挪。有次儿子半夜醒来,看见母亲在黑暗里佝偻着,脚趾敲键盘的声音像在下雨,他悄悄走过去,把自己的小棉袄披在母亲肩上。
那些年,她敲坏了三个键盘,每个键盘的字母键都磨得发亮。她把诗发到网上,有人骂她“神经病”,说“脑瘫还想写诗”,有人把她的诗改成段子取乐。她不删也不骂,只是在夜里接着敲。有首叫《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突然火了,编辑打电话来的时候,她正在喂猪,猪食溅了一身。对方说要给她出书,她以为是骗子,挂了三次电话。
2015年,诗集出版那天,她第一次坐高铁去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们站起来为她鼓掌,她歪着头笑,说不出话。签售会那天,读者排着长队,有人捧着她的书哭,说从她的诗里看到了自己。她用变形的手握着笔,一笔一划地签名,签完一本就对读者鞠个躬,身体摇晃着差点摔倒,总有读者伸手扶住她。
现在的她,已经出版了三本诗集,敲出了两百多万字。她在村里盖了新房,给父母买了按摩椅,儿子考上了大学,每次视频都跟她说:“妈,你写的诗我都背下来了。”有人问她,苦吗?她歪着头想了想,用脚趾敲出一行字:“苦是嚼碎的糖/咽下去/才知道甜是什么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