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决策无大错，中国做对了什么？

本文来自一位读者的“点单”。这位读者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国家最高层近几十年决策基本没犯大错，但他们也是人，是人的话，是怎么做到找到正确的方向，保持清醒，不会被误导呢？

首先，必须强调，没有任何政策是完美的。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任何决策都是在种种不同方案中抉择利弊，最终决策一定有利有弊，必须抓住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最怕的不是决策有弊端，而是谋而不断。事实上，很多问题只要能拖延就可以了，聚焦主要矛盾，不断打开局面、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未来就能够更简单、更有把握地解决此前决策带来的负面问题。

这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绝不能静态、孤立地看待某项决策。

其次，这位读者提到“保持清醒，不被误导”，也非常重要。参考美国、欧洲等“票选”国家，被舆论和“关键少数”“民意”裹挟，导致国家决策走向歪路的案例数不胜数。比如美国的大选，采取“赢者通吃”的选举人票制度，加上美国两党制度和稳固的基本盘，于是少数关键州的少数摇摆选民最终决定了大选的结果，两党的竞选主张一定是围绕这些“关键少数”。

英国的“脱欧公投”，也遭到了民粹的反噬。英国政府并不想“脱欧”，但又想把决策的责任推给民众，堵着“脱欧派”的嘴，于是在没有制定完善预案的情况下，轻率举行公投。很多选民觉得多数人应该是理性的，自己投赞成“脱欧”并不要紧，把决定国家未来的投票当成了娱乐，最终以微弱多数“脱欧”成功。这让英国政府非常尴尬，后来更换了几任首相，才最终勉强“脱欧”，也留下了很多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令英国付出了很大代价。

国内也有类似情况，尤其移动互联网大发展后，少数人在网络上高频发声，极大扭曲了实际民意。网络声音不能不听，但如果盲从，大概率要犯错。网络上存在大量水军和舆论战，小镇之前就科普过美国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基本做法，就是要针对中国当前存在的种种社会矛盾，人为制造或者扩大分裂与对立，起到扰乱的作用。（参见《》）

最近也有很多典型例子。比如小镇之前在《》提到的市场派与政府派的论战，特别有意思的是，曾经主张政府彻底退出市场的市场派，现在竟然主张市场已经失灵了，政府必须以强制力进行干预，反而是政府派主张尊重市场自我调节，政府不要过多干预。

还有昨天《》，提到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呼吁加大刺激、采取强制手段去产能等主张，这背离了国家实际决策。

这类分歧属于比较高层次的分歧，还有更现实、更具体的例子，那就是“国家到底要不要管企业交不交社保”。

在最高法关于社保的司法解释出台前，网络上最常看到的就是批评国家不强制要求所有公司普遍交社保，指责国家不管底层劳动者；然而最高法司法解释出台后，网络舆论一下子就逆转了，开始说国家“强制要求交社保”，坑苦了底层劳动者。这很有意思。

关于“社保新规”，之后会单独谈。需要强调，根本不存在所谓“新规”，并没有提出新的规定。

所以小镇曾谈到《》，还提醒《》。这与人性有关，因为反对者更倾向于积极发声，而支持者往往沉默，但改革决不能仅靠国家力量，《》。

因此，“保持清醒，不被误导”的确非常重要，也很难做到，因为“不被误导”绝不代表不听意见，这就需要进行识别和筛选。小镇将国家决策的筛选机制，总结为“血脑屏障”，具体可以参见《》。

接下来，就要谈谈到底做对了什么，才能够做到几十年决策无大错。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小镇在此简单谈几个体会。

关于决策，有两个重点，一是决策，二是执行。执行比决策更重要。

在决策方面，有三个关键：科学决策、民主集中制、欢迎反对派。

中国特别重视科学，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科研工作者带着整个团队到中国工作，中国提供的物质待遇和科研条件是基础，还有一个关键是对科学的尊重。中国方方面面的决策都贯彻了“科学”二字，尤其重视系统论，这方面钱学森钱老是重要的开拓者。

中国的决策，绝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建立在一整套极为完善的制度性决策体系之上，这套体系非常庞大而复杂，无法简单概括，提几个关键做法。

比如多阶段论证。一项大的决策，必然建立在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主席确定的铁律。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统计核查人员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无数渠道提供了丰富的观察，经过智囊分析形成政策建议，最终在最高层形成一个方向性意见，这个方向性意见还需要更多环节的反复论证和完善，普遍征求各方意见。

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也建立了很多机制。比如国家层面的各种座谈会、地方调研，又如一项法案出台，要经历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激烈讨论，形成草案后，还要经过多轮内部和公开征求意见。

法案通过后，还会组织执法调查，到各地了解法律的执行情况，汇总执行中发现的不足和问题。除了这些官方组织的专项活动，还在全国普遍设置联系点，持续搜集意见，任何公民也可以向国家建言献策，这些意见建议就是后续修改完善的基础。

最近总书记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意见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仅5月20日至6月20日，已收到网民超过311.3万条意见建议。

关于中国决策，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没有反对意见。表现在最终投票表决的时候，总是高票甚至全票通过，不像很多国家和地区，投票的时候吵得非常激烈，甚至能打起来，而如美国还经常采取冗长发言的方式，迟滞投票。

这是对中国决策的极大误解。

中国决策强调的是“民主集中制”，这要分两个阶段理解。

在政策讨论阶段，要求畅所欲言。这一环节发表不同意见，能够得到制度性的保护。比如某级领导班子，如果有班子成员在讨论的时候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并且在决策通过后继续保留反对意见，那么当这项决策最终被认定违法违纪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就可以免除一定责任。

小镇参加过很多激烈的讨论，讨论过程根本不讲什么情面，不同部门基于自身理解，吵得非常凶，当面拍桌子、愤而离场的也有，还有部门拿更高层级领导的意见试图压制，但作用并不大。

但要注意，这种激烈的讨论是建设性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事情做好。比如某项重大工程，存在多种方案，不同方案都有利弊，持不同方案的各方就会激烈辩论，互相指出对方的问题和难点，试图驳倒对方。这种挑刺更容易发现问题，经过几轮辩论后，能够留存下来的方案都会大为改进，彼此吸纳对方的有益做法，补足不足之处。

哪怕无法形成统一的方案，进入最终决策环节的不同方案，相比最初版完成度极高，意味着方案的下限更高。这些方案呈递到最终决策环节，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是不错的选择。

不仅是内部辩论，外部辩论也很激烈。比如《劳动合同法》，就引发了全国乃至全球大辩论，当时以美资为代表的外资以撤资威胁，要求国家大幅修改《劳动合同法》，降低对劳动者的保护标准。当时国内发起了“保卫劳动合同法”的行动，全球各国工会等组织也纷纷声援中国，要求本国政府支持中国的立法行动，最终基本保持了原定方案，但在一些地方也不得不妥协，比如“劳动派遣”制度。

激烈辩论最大限度取得了最大公约数，把很多潜在的反对者变成了中立者甚至是支持者，不仅最终决策的时候更容易形成统一意见，后续执行也更加积极主动。

但当政策表决通过后，就要从“民主”进入“集中”，无论之前支持还是反对，都必须按照最终决策的意见坚决执行，不能再说风凉话，更不能阳奉阴违。

所以在中国就会发现，通过的决策往往是高票甚至是全票，这也是象征团结，有利于后续执行。

在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核心：允许甚至是欢迎反对派的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失败的改革，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无视反对派，典型就是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就是一个小圈子，事关百年王朝中兴的大改革，竟然是十几个人的小圈子闭门造车拿出来的。在决策过程中，王安石要求所有反对派都闭嘴，他们拿出来了自以为完美的方案，所有人严格执行就行了。

这怎么可能呢？从基本人性的角度讲，决策的过程不让人家参与，也不让人说话，就算最终决策符合利益诉求，也会担心未来会不会冒出来其他问题。

决策过程忽视反对派，就导致原本就事论事讨论如何改革更好，变成了党派之争，为了反对而反对。

当前，特朗普主持的改革就在犯王安石的错误。比如特朗普出台的“对等关税”，就是小圈子拍脑袋制定的，根本没有严谨的科学分析，仅仅是按照顺逆差除以2就得出来了所谓的“对等关税”，甚至对企鹅征收巨额关税。制定过程没有获得美国各方力量的普遍支持，也没有询问执行部门有没有执行能力，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认定必然失败。

正确决策之后，更关键的是执行。

大国决策往往需要以10年为单位的持续推进，能否做到政策的持续性非常重要，用古代典故来说，就是“萧规曹随”。

在决策执行上，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存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四个五年规划，每一轮规划编制都经过了前期评估、意见征集、多轮论证、立法确认的流程；在执行中，也通过规划实施检测、中期评估、总结问责等机制，确保规划不因领导人更替中断。

纵观全球，根本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能够如此长期地持续推进。

要知道，毛主席早在1955年就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分析认为“至少是五十年，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

过去近百年，类似“说到做到”的中长期规划，数不胜数。比如探月计划，早在2004年，国家就确定了“绕、落、回”三步走，目标2020年前，将月壤样品采回地球，最终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壤成功返回地球。

当时全球各国都在“赌咒发誓”，日本说2025年在月球建立基地，印度说2008年发射首艘无人登月飞船，美国说最迟2020年再度登月，然而无一兑现。

还有1958年“搞原子弹、氢弹，我看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79年“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1984年“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还有2015年通过的2025年制造目标，现在“新型工业化”目标直指2035年。

说到做到，这在不确定的世界，实在是一种确定性的浪漫。

在执行过程中，也会遇到客观环境出现变化，必须对之前规划进行调整，走偏了还需要纠偏，新政策不确定效果得进行试点，为了避免不同领域彼此打架还要进行统筹协调，这都是极为复杂的系统科学。

中国这么大，必须平衡刚性和弹性，既要避免一刀切，又要防止弹性被滥用，这都是学问。所以现在的美国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大，认为美国之所以在同中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就是因为美国的公务员水平太低，而中国大量精英从事国家决策和执行。

不要小瞧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乡村，这类复杂的综合管理，难度远高于管理一家公司。国内很多成功的大公司，正是学习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皮毛而已。

从这点上讲，中国的人文社科工作者，任务很重，有两大历史性课题有待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经济奇迹”？解为什么中国能够几十年决策无大错？

如果能围绕这两点形成一套经得起验证、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这将是全人类的福音。

在这方面，理论界远远落后于实践者。正如总书记所言“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当一个治理体系，能够将科学理性与政治智慧相结合，并熔铸为持续迭代的制度，那么政策的延续性，必将变成持续增强的国家能力。

相比中国以制度治国，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停留在粗糙的人治阶段，甚至远不如一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毕竟王安石被公认是道德楷模，哪怕反对王安石的，都承认王安石改革没有私心。

本文写在内蒙的草原上，朋友们正在等落日，匆匆写就，全文4500字，排版就简化了。不过最终也没等到落日，因为蚊子太多，仓皇而退。不得不说，在湿地等落日，还是很有勇气的，小镇在车里努力写稿子，只身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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