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夫人求助中国，毛主席以行动回应“滴水恩涌泉报”。

在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历史上，曾经有不少的国际友人被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称，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应该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了。

他不仅是最早接触和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同时又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建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在瑞士日内瓦病重住院的斯诺，在致信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回国治疗无果后，夫人洛伊斯果断提笔向中国方面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能安排斯诺的医疗事宜。

作为相交多年的老友，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接到这封信后当即作出了安排，让斯诺夫妇深深体会到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滋味……

说起斯诺与共产党人的交集，还得回到1936年的一次采访活动中。

这年6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内接受了斯诺的采访，得知对方想到陕北一睹红军的“真容”想法后，她当即和延安方面取得联系，让斯诺得到顺利前往延安进行实地考察、采访的介绍信。

在此之前，老蒋为首的反动派为了欺骗民众和国际社会，刻意禁止任何红军形象和事迹的报刊、书籍传播，并极力抹黑他们的真实样貌。

但正因如此，一直对中国给予深切关注的斯诺反而更迫切想要了解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想看看对方究竟是不是真的像反动派描述的那般“红毛大嘴”的妖魔形象。

斯诺从北平出发时，正是中国局势发生重大转折之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日趋加快，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的呼声高涨，但老蒋和他的反动派集团却依旧迫切的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一路上，斯诺都在想象着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模样，未知和不可控不断作用着斯诺的大脑，令他越来越激动。

顺利抵达陕北红区后，前来迎接他的红军军官长相俊朗，且能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他打招呼。一番寒暄后，他才知道面前之人正是红军著名的指挥员周恩来。

周恩来不仅帮斯诺制定了一份长达92天行程的详细采访计划，还带他去窑洞见到了心心念念的毛主席。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西行漫记》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

不仅如此，斯诺还发现这个被老蒋悬赏25万元“缉拿”的人，竟会毫不在意地和农民一起边走边打着手势聊天，完全没有高人一等的架子。

同样，入乡随俗的他也穿上了红军军装，在红区感受到了一种近乎绝对的自由，他可以去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采访，可以报道任何所见所闻的内容，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还会给他提供方便和帮助。

之后走访调研的四个月时间里，他和毛主席进行了无数次的会谈，二人的谈话内容也十分广泛，除了时事、红军和党的政策外，毛主席还会向他聊起自己的生活经历和革命生涯，许多谈话内容甚至是连贺子珍都不曾听过的。

对于迫切需要传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以及国共合作抗日诚意的毛主席和共产党人而言，斯诺的出现恰逢其时，通过他这个“大喇叭”，能够让世界和中国了解他们。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斯诺也深深为毛主席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他惊叹于对方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和博古通今的才学。

此后，斯诺将这次终生难忘的采访编著成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书籍。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这是唯一一份公正、详实介绍我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真实情况的书，一经发表就立刻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轰动。

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得知斯诺公开报道红军消息的老蒋怒不可遏。他一面派人对斯诺进行严密监控，一面禁止这本书在国内传播。

不过，头脑灵活的斯诺很快将翻译成中文的《红星照耀中国》更名为《西行漫记》继续发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和红军队伍。

但久而久之，斯诺也因为此书而被老蒋列入黑名单，再想穿越封锁到红区报道已是难于上青天。好在他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接替他于1937年4月经云阳、西安来到延安访问，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又写出了《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书。

事后，恼羞成怒的老蒋开始限制斯诺发表文章，同时取消了他对中国一切的采访资格。至1941年初，斯诺和妻子在对方的压力不得不离开盘桓了十多年的中国。

1959年，因与我党交好而受到美国排斥的斯诺一家，搬往瑞士定居。

虽然此时被迫离开中国，但斯诺却一直惦念着这片热土，只不过，由于身份的特殊和敏感，他始终未能以战地记者身份再入中国。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毛主席开始邀请这位老友频频来华交流和访问，斯诺也先后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来华参观。

1970年国庆，第三次受邀访华的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等人共同观看阅兵仪式。但此刻身体已经亮起红灯的斯诺似乎已经预感到：这极有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来中国了。

距离这次来华仅仅过了一年时间，斯诺就倒在了病床上。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治疗，妻子洛伊斯在向尼克松总统求助被拒后，不得不转而向中国发出求助信号。

洛伊斯的求助信是写给当年与斯诺一同前往延安的美国朋友马海德的。马海德随即将这封信的内容通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他很快复信洛伊斯，邀请对方携斯诺到北京治疗。

不过，作为一直保留国籍的美国人，斯诺很清楚一点，即中美两国关系尚未“破冰”前，前往中国医治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微妙的影响。

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以身体虚弱、无法中断化疗为由婉拒了中国的邀请。

1972年1月23日，得知斯诺的癌症愈发严重后，毛主席与周总理认真商议后，决定派出医疗组赴瑞士救治斯诺。北京日坛医院最好的一处家庭病房，已经做好了迎接斯诺一家入住的准备。

毛主席的考虑是周到细致的，既然斯诺主动前来会让美国当局不高兴，那中方医疗人员就来个“强行接送”，这样一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1月26日，马海德、黄国俊以及武汉医学院的张锦坤等优秀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小组携带器械和许多贵重药物抵达瑞士，驻瑞士大使陈志方也几乎每天前来探望斯诺。

遗憾的是，即便而医护人员日夜不停、紧密配合着照顾斯诺，可终究还是没能创造医学奇迹。马海德等医护人员在检查后发现，斯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手术已无济于事了。

这种情况下，再让他承受20小时的高空飞行到达北京显然是不可能了，因此，医疗小组商量后一致认为，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让他舒服地离开。

1972年2月14日晚8时，斯诺的病情突然恶化，中国的医疗小组为他使用升压药和强心剂，但拼尽全力对他进行抢救后，依旧是无济于事。

次日凌晨2点16分，67岁的斯诺呼吸和心跳停止。临终前，他用尽全力向陪护在身边的妻子家人和医护人员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得知老友斯诺去世的毛主席，在悲痛不已中给斯诺的夫人发去了唁电：

1973年10月19日，中国方面单独为斯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这场姗姗来迟的追悼会，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对中国人民的特殊贡献，更是为了完成他在遗嘱中提到的一部分骨灰归葬中国遗愿。

追悼会后，他的一半骨灰被安葬在了北大未名湖畔，了却了生前最后的愿望。

不能用毕生的精力来陪伴，却用长眠于斯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热土，这大概也是由衷热爱的一种高尚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