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他持续多年田野调查，做有温度的学术

“媳妇熬成婆”新解

——《银发摆渡人》序言

文/吕德文

高速变迁的时代，每天都在创造新的社会现象。很多社会现象，我们日常可见，却又熟视无睹。这种忽视，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日常的惯习。当一个现象重复发生时，我们往往习以为常，懒得去追究其理由，也很难将其作为一个学术命题。老漂族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城市生儿育女，因子女家庭再生产需要而随迁的老人，已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一群体，肉眼可见，我们自己的父母可能就在其中，但严肃对待这一群体的研究，却极为少见。他们被淹没在城市化的洪流里，销声匿迹。然而，社会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发现匿名者。《银发摆渡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让老漂族进入学术视野，并获取了“银发摆渡人”这一学术性身份。银发摆渡人的学术性身份意味着：老漂族并不是城市化的苦情者，他们其实是社会过程的历史见证者、助推者和中流砥柱。他们不仅依靠自己的努力让子女接受教育、在城市安居乐业，还在子女扎根城市的过程中，帮助（外）孙辈健康成长。他们以一代人的努力，让两代人在城市扎根，这是何等的气魄！

相比于来自城市的老漂族，农村老漂族要面临更多的适应成本。农村老漂族虽习惯于乡土生活，却成为子代和孙代城市生活的摆渡人，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他们得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中看似日常的语言、习惯、出行、购物、看护、清洁、烹饪、社交等，对他们而言都是一套全新的知识，他们得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虽然是在摆渡他人，却得先摆渡自己。对于大多数农村老漂族而言，让他们放弃习以为常的乡土生活，进入子女的生活空间，在城市里落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在老年阶段，进行了再社会化。在社会学命题中，这无异于一种反传统的行为。在乡土社会中，老年人往往掌握社会知识，具有教化权力。然而，在城市生活中，他们却得接受子代甚至孙代的文化反哺，继续接受再教育。社会地位的转换如此之彻底，他们受到的文化震荡，足够惊心动魄。

《老有所依》剧照

在这个意义上，老漂族在城市家庭中，并非凭借其生活智慧获得存在感，而多是作为高质量的劳动力存在。正如《银发摆渡人》所揭示的那样，现如今的城市化家庭中，老漂族无疑是替代了高价却未必可靠的保姆。需要注意的是，在家庭再生产的功能上，他们是以家务劳动者的形象出现的。尽管他们的服务对象是自己的子女，理论上他们也有家庭权力，但事实上，绝大多数老漂族，并不能当家做主。

在一个现代家庭中，“学会做老人”比“学会做子女”更具有挑战性。传统上，婆媳矛盾是家庭政治的主轴，它代表着父代和子代之间家庭权力的斗争。尽管“媳妇熬成婆”无一例外是最终的结局，但“熬”的过程却不容易。如今的银发摆渡人，尽管在年龄上已经“熬”成了婆婆，但在家庭角色中，却并未掌权，反而还要继续处于被支配的处境。因此，老漂族是家庭政治转型的中介。从那时起，老年人不再拥有当家权，他们要么留在家乡成为空巢老人，自己对自己负责；要么就成为随迁老人，受子女的支配。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家庭的现代转型，在老漂族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他们还有强烈的家本位观念，把子女成家立业视作自己的人生任务。为此，他们以近乎奋不顾身的姿态，投入了子代家庭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特殊的“代际合力”机制，老年人不仅掏空自己的积蓄支持子女在城市安家，更是把自己残留的劳动力价值贡献给了孙代成长。让人感叹的是，老年人“恩往下流”的后果是，子代可能已经放弃了代际反哺。可预见的结果是，当孙代已经不再需要银发摆渡人时，许多老漂族的归宿是返回家乡自养。客观上，年轻人事业独立、生活自由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建立在传统家庭“抚养—赡养”代际反馈模式的断裂基础之上的。

中国城市化的经验世所罕见，规模庞大、速度极快，却还保持了社会稳定。如果要发现中国城市化的奥秘，老漂族或许是一个观察窗口。中国的城市化是由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城市化组成的，家庭韧性是城市化又快又稳的微观机制。老漂族积极乐观而又勇于变革的精神，是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他们任劳任怨、自我牺牲的品质，是城市化的稳定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老漂族不仅是他们自己人生的摆渡人，也是他们子女的摆渡人，更是中国城市化事业的摆渡人。再过一些年，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将要结束；在更长的一段时间以后，老漂族将退出历史舞台。我想，为他们立传，是一项学术使命。非常庆幸，《银发摆渡人》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老漂族的群像，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心态，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城市化的隐蔽机制。

最后，让我们向我们的父辈和千千万万个银发摆渡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吕德文，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城乡社会观察和基层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