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中国新旧动能接续阵痛期

对于中国的未来，现在能看到一种光明的前景，这种前景是新经济形态的进入，是科学革命、产业变革上的一些新的曙光。但是我们仍不能过于乐观、放松警惕。未来二三十年是中国两种动能的接续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困难的时期。

传统动能的转型

传统动能不能休克。传统动能如何转型，要关注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房地产模式。我们过去依赖数量型扩张的房地产模式，通过大规模土地开发和房产销售推动经济增长，形成了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资本积累与财富增长路径。然而，这种不考虑区位差异与质量提升的粗放模式已不可持续。

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仍具有全局性影响。因此，短期内政策重点在于稳定市场，避免房价与土地收益断崖式下跌，确保行业软着陆。长期来看，转型方向是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满足品质化、改善型住房需求；从“摊大饼式扩张”转向聚焦高成长性城市与优质区位，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人口流向将成为市场分化的核心指标，人口持续流入的都市圈与中心城市仍有发展空间，而人口流失地区需接受房地产规模收缩的现实。未来，通过城乡融合与城市更新激活存量资源、提升居住品质，将是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产业体系重构。一方面，中国不可能继续单纯依赖为全球供应低价高质量产品来维持制造业优势，这会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和产业分布失衡；另一方面，中美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加剧，促使部分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进一步要求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重新定位。

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方向需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国内产业体系的重构，二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布局。大量中国企业选择“出海”，不仅是为了规避关税壁垒和贸易摩擦，更是为了实现国内外产业布局的优化整合。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中国需继续保持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心的地位，并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中进行制度性调整和结构性变革。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促进城乡融合。随着城市化率攀升至68%，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增速将逐步放缓，发展模式需从“以中心城市为主导”转向城乡融合。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存在显著差距，数亿农业转移人口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导致城乡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失衡。若无法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城乡融合的空间形态将难以形成，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优势也将面临挑战。

未来城乡融合的核心在于构建“城乡连续体”，打破城市与乡村的割裂状态。这一连续体并非简单延续过去以中心城市或乡村孤立发展的模式，而是通过都市圈、县城及乡村的有机衔接，形成梯度发展的空间网络。都市圈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在“十五五”期间仍将是关键抓手。通过提升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的连接性与经济效率，可释放集聚效应。

中国的大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不连的，与周边地区缺乏有效联动，未来需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产业协同，解决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灰色地带的土地与治理问题，重塑空间价值。同时，县城在城乡融合中扮演枢纽角色，既是农民进城的落脚点，也是返乡人口的承接地。强化县城的公共服务、教育文化及产业配套，将成为激活县域经济的重要突破口。

乡村振兴需突破碎片化思维，转向系统性重构。当前乡村面临人口流失、土地闲置、产业凋敝的割裂困境，根源在于人口、土地、产业与村庄治理的脱节。未来需通过制度创新整合要素，例如推动土地制度改革以激活闲置资源，培育适应城乡融合的新业态，重塑乡村经济韧性。

这种重构并非简单复制城市模式，而是依托城乡连续体，在城乡互动中寻找差异化发展机遇。例如，都市圈周边乡村可发展都市农业与休闲产业，而偏远地区则需探索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路径。城乡融合的本质是打破单向城市化惯性，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培育新动能，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为传统动能转型注入活力，最终实现城乡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科技带来的产业和生产力革命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科技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能否使它们真正成为主导性力量，仍是我们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核心问题在于，尽管我们能看到大量的科研投入和显著的创新成果，但新兴科技是否能切实提高生产力依旧存在争议。以人工智能为例，尽管算法与算力快速迭代，但其对经济增速的拉动作用尚未显现，甚至面临“机器学习算法普及与经济生产停滞并存”的悖论。

这一矛盾的本质在于，科技革命若仅停留于技术层面，而未能通过要素重组与产业范式革新形成规模化生产力，其对经济的推动将难以持续。当前的挑战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本身，更在于如何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使大多数人能够共享科技红利。若无法破解这一困局，所谓新动能或将陷入“高预期、低实效”的循环，难以支撑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