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山西。乡村里的锣鼓刚敲起来，城镇的街头才挂上喜庆的彩旗，太原的电报机便开始噼啪作响。阎锡山的密令从晋中送出，带着火药味扑向太行南麓。
三天后，他的部队——由史泽波统率的一万四千晋绥军——沿着尘土飞扬的土路南下，车厢里叮当作响的是成箱美式子弹和亮闪闪的山炮。卡车尾部拖着加农炮，弹药箱上印着“M2”蓝漆字样。这些原本是美国援助抗日的武器，如今却调转枪口，瞄准了曾经并肩抗敌的另一支队伍。
长治城高墙坚固，暗堡密布，机枪孔如蜂窝般密集。阎锡山对着幕僚扬起下巴：“这城，鸟都飞不进去，你看着吧！”可是，他料到了城坚，却未必料到人心。究竟这场仗会打成什么样？
彼时的八路军太岳纵队，处境拮据得令人心酸。陈赓盘点手头兵力：三万余正规军，外加五万民兵支撑运输线。士兵们手里多是汉阳造步枪，子弹紧缺到只够压上半个弹夹。
有人打趣：“放枪前先求一求菩萨，别浪费铁疙瘩。”六门山炮被当作传家宝一样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只有在要紧时才会拉出来。炊事班里，小米粥常常稀得能照见锅底，老炊事员会悄悄给战士多舀一勺，嘴里嘀咕：“肚子没饱，刺刀也发不出劲。”
阎锡山下棋般布好阵势。史泽波镇守长治，将襄垣、屯留等城连成防线，企图把太行山和太岳山之间的八路军分割开来。作为后备，他在潞城暗藏彭毓斌所部的二十三旅。
然而，这支旅里收编的三千伪军怨气满腹，刚换上青天白日帽徽，还没喘口气，又被派去前线送命。这些怨声，被化装成货郎的八路军情报员听了个清清楚楚。老情报员出身矿工，行李筐底下藏着削短的铅笔，把敌军布防位置悄悄画在烟盒内壁。
9月9日深夜，山风呜咽，屯留城外的电话线突然炸响。城内守军还在对着死机的电话机破口大骂时，城外黑影早已潜伏到土沟。民兵队长咬开手榴弹拉环，低声命令：“先端弹药库，让弟兄们有子弹打！”
黎明时分，总攻发起。守军机枪一阵卡壳——原来民兵早在夜里往枪管里灌了泥。三小时后，屯留的粮弹库大门被撞开，墨绿色的子弹箱堆得像小山。十九岁的新兵柱子双手颤抖，把子弹一发发压进弹夹，压到第十发时竟忍不住哭出声。
捷报飞传。长子守军闻讯不战而溃，夜里放火烧营，自行撤走，连加拿大造的冲锋枪都丢在城楼。潞城的援军半路踩中了埋伏的土制地雷——炸药是民兵从阎锡山的矿场偷运来的煤粉制成的。短短三天，六城的锁链般防线被彻底击碎。阎锡山在太原拍案大骂，下令彭毓斌“带齐家底，杀出一条血路！”
彭毓斌带着两万三千援军，押着七十五毫米山炮向老爷山进发。他没想到，磨盘垴的峡谷已被八路军民兵改造成了陷阱。古松被砍倒拦在山道，崖顶堆满磨盘般大小的巨石。
10月2日傍晚，晋绥军前锋刚进谷口，山顶的红旗一挥，滚石夹着尘土倾泻而下，砸得山炮零件四散。潜伏两天的八路军猛然突起，专打运送弹药的辎重兵。一名新兵挥着缴获的美式工兵锹，砍得锹刃卷了口。彭毓斌的吉普车被炸翻时，怀里还攥着没来得及发的“每人赏大洋五元”手令。
长治城内，史泽波已经三天没合眼。电台电池耗尽，他索性将最后一封电报纸条撕碎吞下。10月3日暴雨滂沱，城中守军崩溃出逃。
溃兵跑到沁河滩才发现，河水暴涨，对岸草垛忽然冒出火舌——那是民兵浇了煤油点燃的棉被，形成火墙。军官丢枪钻进芦苇荡，被渔民出身的民兵用渔网活捉。史泽波裹着湿棉袄，缩在牛车角落，被赶车老汉一眼识破：“这人手上戴的金表晃眼呢！”
战后清点物资，后勤部长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长治仓库里，美制子弹箱堆到房梁，清点员站梯子数了三天，足足一百二十万发子弹被一袋袋驮往根据地。缴获的山炮、迫击炮擦去黄油后闪着寒光。
陈赓试射美式重机枪，连射二十发震落了屋瓦，他揉着发麻的肩膀笑道：“阎老西这份礼可真够重！”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美军冬装，战士们拆掉臂章当鞋垫，呢子大衣改给民兵站岗穿。
阎锡山在太原气得捶胸顿足。三万五千精锐化为乌有，十一个师番号成了空纸。被俘的彭毓斌裹着绷带叹息：“八路就盯着打我们的弹药车，炮弹还没上前线，就在半路炸了。”
而八路军这边，新兵终于能用实弹打靶。炊事班长往锅里多撒了一把盐：“吃饱练枪法，下回争取缴几罐罐头，让弟兄们尝尝荤！”
长治兵工厂的车床重新转动，车出的第一颗子弹刻了个小字——“还阎”。
这场战役，让人再一次明白一个道理：武器固然重要，但握枪的人，显然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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