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庞｜决定民族命运的是他们的民族性格，而不是他们的政府

决定民族命运的是他们的民族性格

而不是他们的政府

作者丨勒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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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了群体的心理结构并了解了其情感、思维和推理方式后，我们接下来探讨其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影响群体意见与信念形成的因素可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为群体接受特定信念、难以接纳其他信念奠定了基础。它们如同土壤，长期孕育着那些看似突然爆发、威力巨大且影响深远的新观念。虽然这些观念的自发性往往只是表象，但其背后必然存在长期积蓄的潜在力量。

直接因素则是在间接因素长期准备的基础上，最终直接触发群体行动的说服性力量。若没有间接因素的铺垫，直接因素也难以生效。它们赋予观念具体形态并引发实际结果。群体突然实施的计划、爆发的骚乱、决定的罢工，乃至民众授权推翻政府等行动，通常都源于直接因素。

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这两类因素都相继发挥作用。以法国大革命这一显著事件为例：其间接因素包括启蒙哲学家的著作、贵族阶层的横征暴敛以及科学思想的传播。这些因素预先塑造了群体的心智。在此背景下，演说家的煽动性言论以及朝廷敷衍的改良抵抗等直接因素，便轻易点燃了民众的怒火。

某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构成了群体一切信念与意见的基石，即：种族、传统、时代、制度体系以及教育。

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分析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

▎种族

种族因素必须置于首要位置，其重要性远超其他因素。由于我在前一部著作中已对这一议题展开充分探讨，此处便不再赘述细节。

在前作中，我们阐述了历史上的种族所具备的特质：一旦种族形成自身禀性，受遗传规律支配，便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 其信仰体系、制度构建、艺术创作，乃至整个文明体系中的所有构成要素，都不过是该种族气质的外在呈现。同时我们也指出，种族力量具有这样一种特性：任何要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至另一个民族的过程中，都会经历深刻的变革。

环境与各类事件属于暂时性的社会暗示因素，它们或许能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但倘若这种影响与种族的暗示因素相抵触，也就是说，与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因素相悖，那么其影响就只能是暂时的。

在本书后续的一些章节中，我们还会不时涉及种族的影响，并将阐明这种影响是如此强大，足以决定群体气质的特征。而这一事实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国家的群体在信念与行为上会呈现出显著差异，其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传统

传统承载着过往的观念、欲望与情感。它们是一个种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作用的结晶，始终对我们施加着深远影响。

自胚胎学揭示出时间对生物进化的深刻影响后，生物科学便迎来了转折；若这一理论能得到更广泛的认知，历史科学想必也会发生类似的变革。然而时至今日，它的普及程度仍显不足 —— 许多政客与上世纪的学究相比，高明不了多少，他们坚信社会能与自身历史彻底割裂，仅凭理性之光就能走向唯一的康庄大道。

民族是历史孕育的有机体，正如其他有机体一般，它的蜕变只能依托缓慢的遗传积累，无法一蹴而就。

支配人们行为的核心力量是传统，当人们聚集成群体时，这种支配力会愈发显著。如前文所强调的，群体能对传统做出的改变，往往不过是些名称与外在形式的微调。

这种状况其实无需遗憾。脱离传统，无论是民族气质还是文明本身，都无从谈起。因此，自有人类以来，始终存在两大核心关切：一是构建稳固的传统结构，二是当传统成果腐朽不堪时，努力打破它。没有传统，文明便失去了根基；不打破僵化的传统，进步也会停滞。而真正的难题 —— 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 在于如何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找到平衡。若一个民族让自身习俗变得过于僵化，便会失去改变的能力，如同昔日的中国，再也无力进步。此时，暴力革命往往徒劳无功：要么是被打碎的锁链重新拼接，让过去原封不动地复现；要么是对破碎的一切撒手不管，衰败很快就会被无政府状态取代。

因此，对一个民族而言，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往制度的内核，仅以不易察觉的方式逐步改良。这一理想殊为难得，纵观历史，几乎只有古罗马人与近代英国人实现过。

死死抱住传统观念、极力抗拒变革的，恰恰是群体，有地产的群体尤为突出。我始终认为群体具有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并且早已指出：即便是最狂暴的反叛，最终也只会留下一些口头形式的改变。上世纪末，教堂被焚毁，僧侣或被驱逐出境，或命丧断头台，彼时人们或许以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威风扫地。但没过几年，为顺应普遍的社会需求，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便又重新建立起来 —— 那些被暂时压制的旧传统，终究恢复了往日的影响力。

再没有什么事例能比这更直观地展现传统对群体心态的支配力。最不容置疑的 “偶像”，从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专制的暴君 —— 他们转瞬之间就可能被推翻。真正支配我们内心最深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 “主人”，它们能安然避开一切反叛，唯有在数百年的时光里，才会被慢慢磨损。

↑勒庞

▎时间

时间对社会问题的影响，恰似它在生物学领域的作用 —— 都是最具力量的因素之一。它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亦是唯一伟大的毁灭者。山峦的隆起赖于时间的累积，从地质时代混沌难辨的细胞进化为高贵的人类，同样离不开时间的雕琢。数百年的流转足以改变一切既定现象：人们曾形象地断言，若给蚂蚁足够的时间，它们甚至能将勃朗峰夷为平地。倘若有人能掌控时间的魔法，随意拨动它的指针，便等同于拥有了信徒眼中上帝般的权柄。

不过在此，我们仅聚焦时间对群体意见形成的影响。从这一维度看，它的作用力同样不容小觑。诸如 “种族” 这类关键概念的成形，便深深植根于时间，缺了它便无从谈起。一切信仰的诞生、生长与消亡，也始终受时间支配 —— 它们因时间积淀获得力量，亦因时间流逝失去根基。

具体而言，群体的意见与信念往往由时间 “孕育” 而成，或者说，至少是时间为它们准备好了生长的土壤。某些观念能在某个时代落地生根，却在另一个时代寸步难行，根源正在于此。时间如同筛子，将各种信仰与思想的碎屑层层堆积，最终让某个时代得以孕育出属于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绝非偶然如掷骰子，而是深深扎根于漫长的过往；当它们终于开花结果时，早已是时间为其铺好了前路。若想探寻它们的起源，必须回溯历史的长河 —— 它们既是历史的子嗣，亦是未来的母体，却永远摆脱不了时间的束缚。

因此，时间堪称我们最可靠的 “主宰”，若想见证万物的变迁，唯有让它自由施展力量。如今，面对群体那些令人不安的宏大抱负，以及其背后潜藏的破坏与骚乱，我们难免忧心忡忡。而要盼得平衡的恢复，除了托付给时间，再无他法。正如拉维斯先生所言：“没有任何一种统治形式能在一夜之间建成。政治与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雕琢的产物。封建制度在确立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的无序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数百年后，才摸索出统治的成规。而这些等待的岁月，往往充满了动荡。”

▎政治和社会制度

制度能修正社会弊病，国家进步源于制度与统治的改良，社会变革可通过政令实现 —— 这类观点至今仍广受认同。它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亦是当下诸多社会学说的基石。

即便最持久的经验，也未能撼动这一根深蒂固的谬误。哲学家与史学家费尽心机欲证其荒谬，却能轻易阐明：制度实为观念、情感与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情感与习俗绝不会因法典重订便一同改写。一个民族无法随意选择自身制度，正如无法随意选择头发与眼睛的颜色。制度与政府皆为种族的产物，它们并非时代的塑造者，而是被时代所塑造。统治各民族的，从非其一时的奇思妙想，而是其自身特性注定了必须被如此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上百年，改造它亦是同理。制度本身并无固有优劣，于特定时刻对某一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民族或许极具危害。

更进一步说，一个民族并无真正改变自身制度的能力。诚然，它能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更改制度名称，但本质依旧。名称不过是无用的符号，史学家探究事物深层时，极少需要留意它们。正因如此，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仍在君主制下运转；而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虽拥有共和宪法，却常滋生最嚣张的压迫性专制。决定民族命运的是其性格，而非政府。我曾在前书中以典型事例印证这一观点。

因此，耗费时间炮制那些煞有介事的宪法，不过是孩童的把戏，是无知修辞学家的徒劳之功。完善宪政的责任，应由必要性与时间承担，我们最明智的做法，便是任这两者发挥作用。盎格鲁 - 萨克逊人正是如此行事，正如其伟大史学家麦考利在一段文字中所言，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们，实在应诚心效仿。他指出，从纯粹理性角度看，法律所能带来的一切益处，往往显得荒谬矛盾；随后他将拉丁民族一哄而上、狂热制定的宪法文本，与英国宪法作了对比。他强调，后者的变革总是点滴渐进，驱动力来自必要性，而非思辨式的推理：

“从不追求严谨对称，更重实用便利；从不因不一致便刻意消除不一致；非到不满难忍，绝不轻言变革；非到能彻底消弭不满，绝不推行革新；除针对具体情况必须的条款外，绝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广的条文 —— 这些原则，从约翰王时代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支配了我们议会二百五十年，使其始终从容不迫。”

若要理解各民族的法律与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体现着每个种族的需求，不必粗暴变革，只需逐一审视。譬如集权制的优劣，或许可作哲学考究；但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国家，用一千年时间维系这种集权制，一场旨在摧毁一切旧制度的大革命，最终也不得不尊重它、甚至强化它 —— 此时便该承认，它是迫切需求的产物，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根基。对于那些侈谈摧毁这种制度的政客，我们只能怜悯其可怜的智识。即便他们侥幸做成此事，成功也会即刻预示着残酷内战，而内战又会迅速催生一个比旧政权更具压迫性的新集权制度。

由此可得出结论：深刻影响群体禀性的手段，无法在制度中寻得。我们看到，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实现高度繁荣，而一些西班牙美洲共和国，在近乎相同的制度下却深陷可悲的混乱。这便足以证明，制度与一个民族的兴盛或另一个民族的衰败毫不相干。各民族受自身性格支配，凡与这种性格相悖的模式，都不过是借来的外套、暂时的伪装。诚然，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爆发的血腥战争与暴力革命从未停歇，且可能继续上演。人们像对待圣人遗骨般对待这些制度，赋予它们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制度反作用于群体头脑，才引发了这些大动荡。但实则，制度并非以这种方式产生反作用 —— 无论成败，它们本身并无这般能力。真正影响群众头脑的，是种种幻想与词语；尤其是词语，其力量之强，恰与其荒诞程度相当。接下来，我便简要揭示它们那令人惊叹的影响力。

↑《利维坦》国家形象

▎教育

在当下主流观念中，最突出的一种便是：教育能彻底改变人，能万无一失地重塑他们，甚至能让所有人变得平等。这种主张因被反复宣扬，最终成了最根深蒂固的民主信条。如今要撼动它，难度不亚于往昔推翻教会权威。

但在这一问题上，如同诸多其他领域，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及经验结论存在深刻分歧。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诸多杰出哲学家早已阐明：教育既不会让人更道德或更幸福，也无法改变人的本能与天性中的热忱；若引导失当，其危害甚至远大于益处。统计数据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犯罪率随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上升，社会中一些最危险的敌人，赫然出现在学校的获奖者名单上。杰出官员阿道夫・吉约在其近著中指出，当前受过教育的罪犯与文盲罪犯的比例为 3000:1000；短短 50 年间，每 10 万居民中的犯罪比例从 227 人升至 552 人，增幅达 133%。他与同行们都注意到，青少年犯罪增长尤为显著 —— 而众所周知，法国为青少年已将付费教育改为免费义务教育。

当然，没人会否认：若教育引导得当，必然能产生十分有益的实际效果。即便它无法提升道德水准，至少能促进专业技能的发展。可惜的是，尤其在过去 25 年里，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建立在全然错误的原则之上，即便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诸多杰出学者提出过警示，制度制定者依旧执迷不悟。我在先前著作中曾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已将多数受教者变成了社会的对立面，让无数青年投身社会主义阵营。

这种或许契合拉丁民族禀性的制度，其主要危险源于一个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认知：认为智力可通过死啃教科书得到提升。受此观念支配，人们极力强化手册知识的灌输。从小学到大学，年轻人始终在死记硬背书本知识，判断力与个人主动性从未得到施展。对他们而言，受教育就是背书与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曾写道：“学课程、背语法、记纲要，重复得精准、模仿得逼真 —— 这实在是种荒谬的教育方式。它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默认教师绝不会出错。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是贬低自我，让我们沦为无能之辈。”

若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或许还能对孩子抱有同情 —— 他们虽未在小学学到必要的生存技能，好歹记住了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与奥斯特拉西亚的冲突，或是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这一制度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让服从者对自身生活状态产生强烈厌恶，一心想要逃离。工人不愿再做工人，农民不愿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底层中产阶级，除了让儿子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不愿他们从事任何其他职业。法国的学校从不教人为生活做准备，只想着让他们跻身政府职位；在这条路上成功，无需任何自主定向，也不必展现丝毫个人主动性。

这种制度在社会最底层造就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身命运满怀愤懑，随时准备起来造反。在社会顶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崇拜，视其如天道，却又时时对它流露敌意，总将自身过错归咎于政府，离开当局干涉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培养出无数有文凭的人，却只能录用其中一小部分，剩下的人便成了无业游民。于是，职位只能留给先来者，未获职位的人则全成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顶端到底端，从最卑微的小秘书到教授、警察局长，无数怀揣文凭的人在围攻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个打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如登天，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争抢最平庸的公职。仅在塞纳地区，就有 2 万名男女教师失业 —— 他们鄙视农田与工厂，只想靠国家供养。被选中的人终究是少数，因此必然有大量心怀不满者。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论头领是谁，目标为何。可以说，掌握一堆无用的知识，是让人起来造反的最佳途径。

显然，此时迷途知返已嫌太晚。唯有经验 —— 这位民众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我们的错误。唯有它能证明：必须废除那些可恶的教科书与可悲的考试，代之以注重实践的勤劳教育，引导年轻人回到田野、工厂，回到他们如今不惜一切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中去。

当下所有受教育者真正需要的专业教育，实则与我们祖辈所理解的教育精髓相通。即便在今天，那些凭借自身意志、开拓能力与创业精神引领世界的民族，这种务实的教育理念依然焕发着强大生命力。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曾在其一系列著名论述中（后文我还将引用其中重要段落）深刻阐明：我们过去的教育传统，与如今英、美两国的教育体系一脉相承。他在对拉丁民族与盎格鲁 - 萨克逊民族的教育制度进行精辟对比时，清晰揭示了这两种教育模式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结果。

或许有人会退一步认为，即便我们的古典教育弊端丛生 —— 尽管它只能造就一批对现实不满、无法适应自身生存状态的人 —— 但它通过灌输海量肤浅知识、要求精准背诵教科书，终究能提升人的智力水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绝无可能！生活中获取成功的关键，在于判断力、经验、开拓精神与个性，这些素质，绝非死啃书本就能获得。教科书与字典固然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若将其内容长久堆积在脑海中，却毫无益处。

那么，专业教育究竟如何提升智力，使其成效远胜于古典教育呢？泰纳先生曾对此有过精彩阐释。他指出：

" 观念唯有在自然且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得以塑造。要培育观念，年轻人需要每日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与医院获取大量感官体验；他需要亲眼观察各类工具、材料与操作过程；他需要与顾客、工人和劳动者相处，无论他们工作优劣、盈亏与否。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源自眼、耳、手乃至味觉的细节，形成初步认知。学习者在潜移默化中吸纳这些细节，默默推敲，在心中逐渐酝酿，迟早会萌生出新的想法，进而着手进行新的组合、简化、创造、改良或发明。

然而，法国的年轻人却在最具创造力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实践机会与不可或缺的学习要素 —— 他们被禁锢在学校长达七八年，与一切亲身体验隔绝，自然无法对世间人事及其运作规律形成清晰而准确的认知。…… 十人中至少有九人，在数年时间里浪费了自己的光阴与精力，而这几年，恰恰是至关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成长阶段。他们中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 entire 生活都围绕着考试 —— 我指的是那些最终被淘汰的人。另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人成功获得了某种学历、证书或文凭 —— 我指的是那些不堪重负的应试者。

在规定的某一天，他们端坐椅上，面对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内，怀着对科学家群体 —— 堪称人类知识活字典的敬畏，必须做到毫厘不差 —— 对这种情境的期待，实在过于苛刻。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或许能表现得准确无误或接近正确，但不出一个月，便会故态复萌。他们再也无法通过类似的考试。他们脑中那些过量且沉重的知识不断流失，却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来。他们的精神活力日渐衰退，持续成长的能力也趋于枯竭，最终造就出一个看似全面发展、实则筋疲力尽的人。他成家立业，陷入生活的窠臼，一旦如此，便会将自己禁锢在狭隘的职业范围内，工作或许还算本分，却也仅此而已。这便是平庸的人生，一种收益与风险极不相称的人生。

而 1789 年以前，法国与英、美两国一样，采用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教育方式，取得的成果即便不逊，亦有过之。"

此后，一些著名心理学家进一步揭示了我们的教育制度与盎格鲁 - 萨克逊民族的差异。后者并没有我们这么多的专业院校，他们的教育并非建立在死啃书本之上，而是植根于专业实践课程。譬如，他们的工程师并非在学校中培养，而是在车间里历练而成。这种方式能够让每个人都达到其智力所及的水平：一个人若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不妨成为工人或领班；若天资出众，则能成为工程师。相较于个人前程完全取决于 19 岁或 20 岁时一场数小时考试的做法，这种方式无疑更民主，对社会也更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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