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奸团在电影院中找不到目标，求助放映员：帮我播几个字

1939年4月9日下午5时，天津英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前停满轿车。影院放映英国战争片《贡格丁大血战》，观众多为商界人士和外国侨民。一辆车牌1657的黑色轿车停在影院西北角，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程锡庚和妻子下车，四名保镖跟在后面。

程锡庚穿着西装戴金丝眼镜，走向影院时没有发现暗处有人盯着他。一小时后，五名青年学生模样的观众分批购票进场，其中包括天津抗日锄奸团成员祝宗梁、袁汉俊、刘友深。他们混在人群里，目光锁定二楼座位区的程锡庚。

程锡庚早年留学英国、法国、美国，回国后出任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投靠日军，负责推行日寇金融工具“联银券”。这个政策强迫沦陷区百姓用法币1：1兑换伪券，让日寇套取外汇购买军火。半年内天津超五成法币被运到上海，使得物价飞涨三倍。上海金融界人士联名揭发：“伪券像吸血蚂蟥，程就是拿刀的手。”

程锡庚明白自己作恶多端，他把家安在英租界内的花园洋房，外面有保镖巡逻和英国巡捕看守，办公地点选在开阔地带防刺客。他唯一的弱点就是爱看电影，每周都要去影院。

天津抗日除奸团由学生、店员等青年组成，曾澈担任团长。1939年初，重庆密电要求“制裁”程锡庚，但严令禁止在英租界动手。团员侦察数月发现：程家守卫森严，办公地点难以靠近。突破口在他看电影的习惯。4月初，潜伏在英租界巡捕房的内线报告：“程最近肯定要去看电影”。19岁的祝宗梁带着队员每天蹲守天津六家影院，重点盯着法租界光陆、英租界大光明等高档电影院。

4月9日傍晚，程锡庚的轿车出现在大光明影院。祝宗梁马上通知袁汉俊、孙慧书取枪，并调来刘友深帮忙。五人分三批买票进场，这时电影已经开演一小时。

此时影院光线很暗，程锡庚和妻子坐在二楼四五排。团员凭着“秃顶、金丝眼镜”的特征无法确认目标。祝宗梁灵机一动直奔放映室，送了一盒香烟请放映员打出“程经理外找”的幻灯。当光束投上银幕时，程锡庚起身便要走，被妻子拉回座位：“姓程的那么多，怎么知道是找你？”——但起身这个动作还是暴露了他的位置。

目标确定之后，祝宗梁坐到程后方的空位，银幕上正演着英印军队交战场面。他掏出手枪但没有射击，看了十分钟电影稳住心跳。等片中枪声大作时，他突然抬手，四颗子弹打进程锡庚后脑。影院顿时大乱，人群纷纷冲向出口。祝宗梁退到楼梯口被保镖拦住，扭打中反手两枪打伤一人，却被另一个保镖扑倒滚下楼梯。袁汉俊冲过来一枪击毙保镖，五人趁着天黑分散撤离。

第二天《大公报》头版刊登“津除一巨奸”，百姓拍手称快。日方暴怒，要求英租界工部局交人。英方三次搜捕没有结果，日军在6月14日调动装甲车封锁英租界边界，架设电网，白河巡逻艇搜查船只，引发英日士兵机枪对峙。

英日因刺杀案对峙期间，英国外交部档案揭露关键矛盾：日方要求引渡所有租界华人疑犯，被拒后切断租界粮食运输通道。这一事件加速《天津协定》签署。

1940年6月，双方谈判中，日军参谋本部出示程锡庚头部弹头照片，指控英方“纵容恐怖行动”。英国驻天津领事密电伦敦称：“程的死让日方面子扫地，封锁就是报复示威”。

英国被迫同意日军进入英租界搜查“反日分子”，租界自治权名存实亡。日本借此打破列强在华特权壁垒，为后来侵占香港埋下伏笔。逃过一劫的保镖被日伪拉上街指认凶手，因为没有看清刺客长相，只能不了了之。

1939年6月，祝宗梁等人突然接到重庆急电。军统副局长戴笠在海关港一号公馆接见五人，亲自询问他们学业情况。表面关怀背后，戴笠提出要求：要祝宗梁、袁汉俊去香港“自首”，以解救被日方错抓的四名军统情报人员。戴笠保证安排律师并向全球发布声明，强调“放映室幻灯字是祝宗梁亲笔”等细节。

军统在香港通过美联社、路透社发布新闻稿，详述刺杀经过。但日方拒绝采信，英方以“笔迹证据可能伪造”为由驳回申请。僵持三个月后，四名军统人员被日军引渡到天津处决。这时祝宗梁才明白，戴笠承诺的营救都是空话。

1939年9月，祝宗梁回到天津后发现抗日锄奸团陷入危机。军统天津站叛徒裴吉珊向日军供出组织秘密据点，团长曾澈在英租界剑桥道公寓被捕。经历酷刑后，曾澈年底就义于北平炮局监狱，死前在牢墙刻下“光复河山”的血字。其他骨干成员或牺牲或失联，组织完全瓦解。

军统随后三次试图重建天津站：第一批派四人小组潜入，两周内被日宪兵逮捕；第二批成员叛变投敌，反而诱捕两名同事；第三批1940年2月乘船到塘沽后全员失踪。到当年夏天，锄奸团这个曾让汉奸闻风丧胆的青年组织彻底消失。

1987年台北情报部门公开档案，四名被牺牲的军统人员化名载入重庆抗战烈士名册。同年祝宗梁在上海接受访谈，面对追问只说：“青年保卫国土，本是分内事。”

祝宗梁

2005年袁汉俊弟弟捐出兄长日记，1941年3月页写着：“到北平三天，知道程家仆人都换成日本人。汉奸哪能杀光？唯有竭尽忠诚。”两周后袁汉俊在北平东单刺杀汉奸时暴露牺牲，日记永远停在这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