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刘勇，划桨65天横渡印度洋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 刘倩校对 翟永军

小船抵达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便意味着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团队方式无后援无动力划船横渡印度洋取得成功。

坦桑尼亚当地时间7月21日傍晚，历时65天1小时45分，驶过8500公里，一条8米长的无动力小船抵达非洲大陆东岸。船上，一个高个子亚洲面孔的男人用左手高举起五星红旗。

他叫刘勇，今年56岁，是我国知名极限探险家、四川旅游学院山地旅游研究院院长。5月17日，他和其他三名欧洲探险家从澳大利亚西岸的卡那封出发，全程无后援无补给，纯靠双手划桨，目标是跨过三大洋中海况、天气较复杂的印度洋。

两年前，刘勇和五名法国探险家历时54天，驶过5200公里，以独木舟无动力划桨的方式成功渡过大西洋。在刘勇看来，此次印度洋上的航程“复杂多了，难多了”。一路上，四人闯过无数惊涛骇浪，遭遇尾舵被浪打掉、船体倾覆的危急时刻。与海浪搏斗的同时，刘勇也在与自己搏斗：忍受晕船、湿疹、皮肤溃烂等生理上的不适，体重一共减轻了16公斤；感受到了强烈的孤独感和绝望感。

8月6日，刘勇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探险，于他而言，更是对个人忍耐力和认知边界的探索。小船抵达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便意味着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团队方式无后援无动力划船横渡印度洋取得成功。

▲抵达终点时，刘勇高举五星红旗。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刘勇的对话：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探险”

新京报：听说你上岸后好几天都无法走直线，目前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刘勇：因为船上始终在摇晃，控制平衡的前庭功能受到影响，所以在陆地上走路仍然左摇右晃，这是正常现象。我回来已有两周，现在基本恢复正常。

新京报：此次航程历时65天，这个结果是否在计划内？

刘勇：5月17日，我们从澳大利亚西部海岸的卡那封启程，原本计划用75到80天抵达非洲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因为选择的路线比较好，洋流推动前进，我们也加油划行，最终于7月21日（当地时间）抵达终点，提前了十几天。

新京报：可否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无后援无动力划船？

刘勇：无后援就是没有跟随的船只补给，完全依靠这条8米长的小船，我们除了划船之外，需要自己打理其他工作，两个多月都在小船上度过。

无动力是指全部依靠人工划船，没有发动机、推进器这种机械，也没有使用像帆船那样的风帆。这次的“玫瑰号”船龄10年，当初就是专门设计用来跨洋划船的。

▲刘勇（左二）和队友一起划桨。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这条船上是否有导航系统？你们依靠什么辨别方向？

刘勇：我们综合GPS和人工罗盘来导航。使用GPS，必须有电。船上有太阳能板，给蓄电池充电。电力不够时，我们要优先保证制水，将海水制成淡水，关闭GPS后导航只能根据罗盘，靠手动把尾舵控制住来导航。

新京报：除了食物之外，有哪些东西是必备的？

刘勇：主要还是船上的一些设备，比如备用尾舵、备用桨。此外我们还安装了制水机，也携带了修理的工具和材料。海上天气变化很大，白天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晚上比较冷，我带了一套航海用的防水外套和裤子，两套短裤和背心。这条船非常小，装不了太多东西。

新京报：为何一直坚持用这样原始的方式挑战海洋？

刘勇：跨洋划船是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少的运动之一，在过去200年中，参与的只有1000多人，成功的可能不到一半。

当下的时代科技发展非常先进，而跨洋划船只能靠自己，必须了解洋流、天气等，还要熟练使用各种设备，出了问题能及时修理，远离了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安全和舒适感，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在对话。

只有跨洋划船后，才知道这是多么具有勇气和探索精神的一件事。没有任何动力可以借助，没有后援没有补给，在如此极限的环境下，对我来说，也是对自己忍耐力和认知边界的探索和尝试。

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探险，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探险。

▲印度洋上的风景。 受访者供图

调整心态对抗绝望，只考虑当下和下一步

新京报：靠划桨横渡印度洋，对生理是一种极限挑战。在航程中，你的伤病主要集中在哪些部位？

刘勇：我们一共4个人，2个人一班，划2小时，休息2小时，也就是说每人每天要划12小时，划上万次桨。我的很多老伤在途中复发了，比如腰椎、颈椎，手臂神经受损的地方。

在海里划船，有大浪的时候，会把桨弹回来，打到腿上，甚至会打到腹股沟；浪实在太大，会将我们打得离开座位；有一次，我的手被桨击打碰到了船体，手上的肉都被打掉了。

此外还有很多摩擦伤，手和脚都是各种磨烂的伤，因为身上总是潮湿的，长满了湿疹，摩擦导致皮肤溃烂，伤口在海水浸泡下就像被撒了一把盐，两个月都愈合不了……后期我开始吃止疼药，每8个小时一片，吃了近一个月。

我晕船比较严重，吃东西就吐，吃完晕船药昏昏沉沉的，也很难睡好。

新京报：在海洋深处，你是如何克服孤独的？

刘勇：这是跨洋划船中最难的一个部分。生理上的痛苦，其实都能够承受。因为躲避不了，你就只能接受它。最不能忍受的是发生变化的社交生活，4个人生活在狭窄的空间里，风浪大又要专心划船，几乎无法交流，也只有换班的时候简单交流两句，大部分时间要学会跟自己独处。我们的线路上，有几千公里没有任何海运航线，也没有飞机航线，见到的鱼、鸟等生物都很少，死气沉沉的，孤独感很强烈。

也有很多绝望的时候。当尾舵被浪打掉以后，我们失去了方向，划的时候经常原地转圈，这种绝望比孤独更加难受。但我不能老是考虑要怎么到对岸，那样太遥远，我就调整自己的思路，只考虑当下和下一步，比如怎么让自己身体没那么疼？这一轮划完以后进舱，如何把伤口处理好，就活在当下。

▲刘勇溃烂的手。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这次在印度洋经历了哪些凶险时刻？

刘勇：尾舵被浪打掉了，换上新的以后，在离非洲大陆还有1000多公里的时候，新的尾舵又被打掉了，水平舵也被打掉了。船变得很难控制方向，后来我们想到一个方法，把船头掉过来，让船尾朝着要去的方向，有风吹着，还可以慢慢前进，就这么漂了八九天。

最危险的是有一天凌晨5点左右，因为浪太大，船体发生倾覆，我直接被拍进海水里，队员们一起把船压回去，我慢慢爬上来。浪一波接着一波打过来，我们要将船划回来跟它保持垂直方向，一直在跟浪搏斗。

还有我在船底清理藤壶的时候，受到疑似水母的袭击，上船后我全身开始过敏，脖子上都是荨麻疹，呼吸道也开始过敏。我打开卫星网络系统，跟外界联系，最后找到一个医生，他说这种情况很危险，让我吃一种带激素的抗过敏药，为了快点把症状压下去，我服了比较大的剂量，之后昏睡了几个小时。

“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

新京报：此次探险你带回了约30万字的记录，在船上是如何记录的？采集了哪些信息？

刘勇：我是搞人文科学研究的，在船上除了记录每天发生的事情、看到的现象、天气等，我还要观察每个人的状态，以及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将思考的东西也记下来，想到什么就对着录音笔说话，录进去。

我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一般人文科学研究的二手数据比较多，但我的是一手数据。因为搞研究的人，做探险的很少，职业探险者又缺乏科学专业的研究训练。

▲即将抵达终点，刘勇高举五星红旗。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在船上的时候，你多久跟外界联系一次？

刘勇：这要看用电情况，一旦电力出现问题，我们就要关闭电源，有时候四五天都不跟外界联系。如果电力好的话，隔两三天，我会发信息给研究院（四川旅游学院山地旅游研究院），以及我的团队还有家人。

新京报：6月30日那天，在船上你是如何度过自己56岁生日的？

刘勇：照样划船，队友给我留了两块巧克力，大家跟我说了生日快乐，我许了愿，然后把巧克力分着吃了。

新京报：和2年前横渡大西洋的航行相比，这次横渡印度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刘勇：印度洋难太多了，公认的三大洋里面，它是最难的，划了才知道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划过。我每天都疲于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很难有时间去真正享受划船，或是享受在自然里面的单独空间。之前在大西洋可以看看云，可以有很多思考，进到舱里也有更多时间休息，但是在印度洋，每天都“疲于奔命”，很复杂很难。

新京报：你们这次以团队的方式无后援无动力划船横渡印度洋，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目前申请处在什么阶段？

刘勇：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团队，从澳洲大陆划船抵达非洲大陆。我们已经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团队的和个人的纪录都正在确认中，因为对方需要航线记录等很多信息。

新京报：作为首位划桨横渡两大洋的亚洲人，完成大西洋、印度洋的航程之后，你的下一站会是太平洋或者其他航线吗？

刘勇：暂时没有计划，刚回来，还是想好好休息一下。

值班编辑 康嘻嘻 实习生 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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