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8年猛烈的批评反冒进，是为冒进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各地纷纷以反对所谓右倾保守为柴薪，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贻祸惨烈的“大跃进”狂潮。
“跃进”是毛泽东比较欣赏的用语。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
毛泽东阅后，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实际上，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为了批驳大鸣大放中有人说一九五六年经济建设是全面冒进的言论，就使用了“跃进”一词，说一九五六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所以，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彭真又把周恩来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周恩来。
毛泽东欣赏“跃进”一词，一个原因就是它堵住了反冒进之口。他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致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果真如此。在“大跃进”中，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一套套瞎指挥盲干的做法，却不便反对，只能让自己的思想尽力去适应，去“跟上形势”。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农业发展的四十条纲要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共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首次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制造高指标的工具，是所谓计划两本账的方法。
南宁会议制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一项用于拔高指标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生产计划搞两本账和三本账的规定：“生产计划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两本账或三本账的观念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账了。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
在这种节节拔高生产指标的过程中，陈云的处境很微妙。
陈云主张制定计划要搞综合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从建国以来他就领导经济工作，这两年又亲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厂矿。国家有多大家底，他心里已经有了一本账。
陈云也希望我们能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他在休养期间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国家在“一五”计划后增加了工业实力，有了一些建设经验，“二五”计划中可以发展得更快。
从一九五八年初结束休养，恢复工作后，陈云参加了中央和国务院、人大讨论经济建设的一系列会议。但是在指标层层拔高的气氛中，他却不得不频频为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很少对指标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