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困境，海德格尔的“追问”发人深思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提出，技术不仅仅是工具或人类活动的副产品，而且是构成我们存在方式的基本维度。每一次技术范式的革命性变迁，都不仅仅是工具的革新，更是对人的存在方式乃至主体性的根本性重塑。

在数字文明时代，人与技术的关系已远非简单的“主客二分”所能概括。数字技术以强大的渗透力和重构力，通过可穿戴设备、AI辅助决策、智慧城市等方式深度嵌入我们的生活，催生了人与技术“共生体”。区别于以蒸汽机、电动机为代表的机器系统，数字技术最根本的突破在于，它不再是静待召唤的器物，而是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能够主动感知、分析、预测并干预人的行为与选择。

数字技术从诞生起就超越了工具属性，将人类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存图景之中。

其一，人的数据化生存。在数字空间，人们的位置、社交、健康、消费乃至情绪状态都能被实时捕捉、分析、画像，个体被解构为无数数据碎片，如消费记录、社交图谱、浏览痕迹、生物特征等，这些碎片被技术平台重新聚合、分析、标签化，生成一个个动态的“数据化身”。这个化身可能比个体的自我认知更真实、更全面，甚至反作用于现实身份。

其二，人的媒介化生存。以数字媒介为中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馈循环系统。个体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表达，不断喂养并修正着其“数据化身”，而平台基于这个“数据化身”所推送的信息，又反过来塑造和限制着个体的认知视野、情感反应和行为选择。可见，海德格尔担忧的“技术座架”在数字时代表现为一种更强大的“媒介座架”，生存的本真性面临严峻挑战。

其三，人的扁平化生存。数字文明的即时性、碎片化和信息过载，重构了人类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和对历史纵深感的把握。深度阅读、长时间思考、对缓慢过程的耐心等待，在追求即时刺激和快速反馈的数字环境中变得日益困难。数字技术通过加速重塑时间的节奏，通过碎片重塑时间的密度，使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被压缩和扁平化的状态。

在数字文明浪潮席卷之下，技术对人的意义已远非工具性赋能，而是深入生存论根基，深刻撼动了“人作为主体”这一现代性核心命题。

一方面，数字技术催生伪主体性困境。表面上看似自主的点击、滑动、分享，实则发生在算法预设的边界之内。这种被预设边界的自由意志，催生了一种操控性幻觉——我们误以为自己是掌控者，实则已沦为技术逻辑的无意识执行者。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制造系统性依赖牢笼。从城市运行到个人社交，从经济交易到知识生产，社会与个体均深度嵌入数字基础设施。这种依赖并非工具性依赖，而是系统性依赖，在赋予人类生活高效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深刻的脆弱性，使其面临诸如单点失效的风险。

在上述两种困境的合力作用下，催生了对主体性根基的悖论性侵蚀。所谓悖论是指，个体为获得技术允诺的便利，不得不常态化地让渡隐私、数据主权乃至碎片化的自主权。这种让渡远非等价的交易，而是以主体性的核心维度——诸如隐私代表的“内在性”、自主权代表的“能动性”为抵押，换取在技术架构中的生存资格。

面对数字时代的深刻变革及其带来的主体性挑战，我们既不能陷入悲观主义，更不能幻想回归“前技术时代”。揭示数字生存论困境的目的，恰恰在于引导我们更积极地驾驭技术，应对之道绝不能停留于被动适应或抽象批判，必须诉诸积极的、集体的社会实践。必须认识到，主体性困境绝非漂浮于真空的抽象话题，而是深刻寄生于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倘若脱离对技术所嵌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就无法真正理解其重构力量的本质与困境的根源。

因此，在数字文明时代缓解人的主体性困境、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的解放，关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核心在于：一是始终坚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为技术应用提供价值坐标；二是通过适应数字生产力的新型社会关系的构建，来引领技术发展的方向与应用方式，从而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重建人的主体性。一言以蔽之，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实践过程，只有在改造技术应用环境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方能重新锻造和确认自身的主体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标题：《面对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困境，海德格尔的“追问”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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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闫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