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烟幕下的战争罪责：日本如何用“受害”叙事洗白侵略史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加快了日本法西斯投降的进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多国发动了侵略，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因为被原子弹轰炸，在战后几十年间，日本一步步把自己包装成了“原子弹受害国”，从战争的“加害者”转变成了“受害者”。这种偷梁换柱的叙事策略，值得我们深入剖析和批判。

一、原子弹受害国的悲情叙事

日本“受害者”形象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以1945年美国对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为转折点。

原子弹在当时确实是个大杀器，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置之罔闻并负隅顽抗，叫嚣“一亿玉碎”，鉴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的惨重损失，美国才决定以高威慑武器逼日本投降。

1945年8月6日，美国对日本军工基地广岛投下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瞬间把方圆14平方公里的城市夷为平地，造成20余万人死伤。广岛遭受核攻击后，日本政府仍然“头铁”，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于是美军在8月9日，对长崎投下了另一颗核弹。

日本用以展示其“受害”身份的建筑：广岛县产业奖励馆旧址

尽管原子弹的使用确实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但日本国王在8月15日的《终战诏书》中仍以不服气的口吻说因为“敌人”使用“残酷之炸弹滥杀无辜”，为了保全“亿兆赤子”，才“忍所难忍”终止战争。

在战后日本的国家叙事中，这一事件更是被抽离出战争背景，被孤立化处理。受美国托管的日本政府很快在原子弹爆炸地建了死难者纪念碑以及公园，广泛强调“原爆受害者”的身份，闭口不提招致原爆的根源。

日本将自身在二战中的“最终代价”呈现为原子弹爆炸，而不是整个战争罪责，实际上是将战争责任向外转移的第一步。

由此，原子弹事件成为日本全国范围内“和平教育”和“反战运动”的核心象征。但这种“反战”往往缺乏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反思，而是集中在“核武器的恐怖”和“平民的苦难”上，逐步塑造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而非发动者的形象。

二、淡化侵略及歪曲历史式教育

教育是国家塑造记忆的重要工具，战后，日本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构，美国主导的“去军国主义化”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右翼思想的传播。然而，随着朝鲜战争开始及冷战格局的确立，美国开始将日本打造成亚洲的反共前哨，日本逐渐获得了更大的历史话语权。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文部省多次篡改历史教科书，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战争。例如，东京书籍出版的初中教材《新编新社会、历史》、令和书籍出版的《国史教科书（第7版）》讲述卢沟桥侵华战争时称“日军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时遭到不明枪击”，颠倒黑白，污蔑中方先对日军开枪。

日本歪曲二战史的历史教科书

2014年，安倍政府修改教科书审查标准，此后多数日本历史教材对南京大屠杀等特定历史事件只字不提。2021年日本政府还在教材中进一步将“慰安妇”“强征劳工”等信息彻底抹去。

2025年4月起，日本全国初中陆续启用新版社会课教材，此类教材在谈到南京大屠杀相关章节时，均使用“南京事件”一词代替，不得不写对中方的伤害时，仅轻描淡写作“在南京，除了士兵，还有很多平民被杀”。

此外，在一些历史教材中，“侵略”被修改为“进出”或“派兵”；对中国的侵略被称作“事变”或“事件”，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侵华岂是“事变”？警惕日本及精日分子偷换概念》一文中做过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正是这种有意淡化侵略、模糊战争罪行的教育，让后来的年轻人对其先辈对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造成的伤害不甚了解，当中国、朝鲜、韩国等国就历史问题批评日本时，日本人还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三、政府和媒介的“受害者”宣传

日本的影视、文学和流行文化在构建“受害者国家”形象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开始大量拍摄反战题材的电影，例如《广岛之恋》《黑雨》《孩子们在叫》《男人们的大和号》《太平洋的奇迹》等，这些作品多聚焦于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苦难，以及日本人在抵抗“侵略”时的无奈，展示给世人的是一副无辜受害的模样。

日本颂赞其侵略行径的电影

比如大冈升平的小说《野火》，极力展示二战后期日本军人在菲律宾遭受的“苦难”，日本军人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但仍挡不住其枪杀菲律宾人。作品给读者营造了一“很可怜”的日本军人形象。后来该作还被拍成电影，进一步模糊了日本的战争罪行。

还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是营造日本是二战受害国的推手。他不仅在《广岛札记》等作品中详细描绘原子弹受害者的悲惨生活，还在国际上不停为日本的战争罪辩护，试图以日本的“创伤”掩盖其遭惩罚的真正原因。

日本政府在战后被美国逼着通过宪法第九条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为自己塑造了“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同时，日本通过给东南亚各国战争赔偿、无息贷款、投资援助等形式获得了东南亚国家的谅解，甚至在菲律宾等国还获得了“解放者”的形象，促进了与这些受害地区的双边关系，让日本逃避了法律和道义上的清算。

日本在国内还以祭祀亡魂是传统文化一部分的形式，把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放进靖国神社，而且历届政府都以不同形式进行拜祭。在面对国际社会批评时，日本政府也频繁使用“我们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语言策略，用“对战争表示遗憾”替代“道歉”，用“深切反省”代替“认罪”，巧妙地回避加害者责任，将日本的战败包装为“民族灾难”。当国家领导人都不承认历史责任时，“加害者”形象自然逐渐被冲淡，“受害者”叙事就有了更多滋生的土壤，进而让日本人觉得自己才是二战“受害者”。

不可否认，日本在二战后期确实遭遇了惨烈的打击，其民众亦经历了深重的苦难。但问题在于，日本在后来的国家叙事中，选择性地放大了自己的“苦难”记忆，却刻意压制甚至否认自身的“加害”历史。这种记忆的非对称性，不仅扭曲了历史真相，也伤害了战争受害国家人民的情感。日本只有以诚实和谦卑的态度，面对那段沉重的历史，向受侵略国道歉，才能得到世人的谅解。